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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至今，是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分野再显清晰的时期，标志是建构主义兴起并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建构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非常重要，只是在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在第二时期形成话语霸权，并借助科学方法论的工具，加之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自身没有形成高度理论化的体系，所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20世纪50年代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表现出了建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如:以密特拉尼(David Mitrany)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哈斯(Ernst Haas)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学派、以多伊奇(karl Deutsch)为代表的社会交流学派等。但由于冷战的反复持续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曲折复杂，这些学派没有形成重大的影响。 80年代末，奥努弗(Nicholas 011uf)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正式引人到国际关系学，并出版著作《我们造就的世界》对国际政治学建构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1987年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一篇以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为内容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开始探讨国际政治的社会因素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立刻引起轰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因此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标志温特的这篇文章质疑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但温特指出，这种接受"无政府逻辑"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质疑"无政府逻辑"并非只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接受的那种霍布斯逻辑，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多种逻辑"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事实国家利益、权力政治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部著作与新现实主义大作《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关系学最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了根本性挑战，并逐步与后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通约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机械一元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考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要只看它们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邻国，也要看它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温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并不担心英国的一百枚核弹头，却十分害怕朝鲜的一枚核弹头因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敌人。 现实主义仍在发展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可被视为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后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最激进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虽然这部著作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两个源泉获得了灵感，一是摩根索的权力论，二是华尔兹的结构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权力是第一要素但国际体系的元政府结构却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争霸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极其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摩根索至少还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艺术恰恰是人之所为。 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仍在继续一是制度合作研究进一步深人，阿克塞尔罗德的复杂系统和合作进化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仅研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复杂学习程序进行合作的问题，也研究其他行动者和生物体之间在复杂系统中的合作过程还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论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阶段，以元政府治理为基本内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多边主义与多边国际组织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与之相关的是软权力的概念，因为在全球治理中，仅仅依靠硬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结合自由主义从第三阶段起就开始注意国内国际政治的相关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关系海伦·米尔纳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对以无政府性划分国际国内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显地沿着国内国际政治的结合部位和相互影响方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