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ushuiweiha
浅析中国对外贸易模式转变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摘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无疑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不断的产业结构优化乃是国际竞争力的根本保证。随着我国外贸依存度逐年提高，产业升级与外贸模式的关系更加密切，本文先是分析了当前外贸模式的利弊，给出对外贸易模式转变的几个方向，然后以模式转变为引导，展开产业结构优化的进一步讨论。关键词： 对外贸易 比较优势 产业升级 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为国际市场带来真正的和平，而是成为了发达国家追逐利润的场所，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直是发达国家的“大后方”，他们进行贸易的资本几乎只有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中国一直是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相对密集的国家，也没有逃过这种命运。追溯一下中国对外贸易历史，发现中国外贸体制的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下的国家统制贸易，中央以指令性计划直接管理少数的专业性贸易公司进行进出口；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到1992年建立全面市场经济体系的开端，这一时期逐步实行市场经济，部分贸易开放；第三阶段是1992至2001年，这时中国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动，加之国际资金和技术开始进军中国市场，“中国制造”在国外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国家开始进行符合国际规范的贸易政策体系改革；第四阶段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至今，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征是中国的贸易政策体系改革已经与国际接轨，并且中国有着市场容量大，与发达国家互补性明显的特征，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良性影响也逐渐增大。 但中国在发挥比较优势和收入总量上升的同时，在有些方面还是事与愿违。首先，中国采取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取比较优势利益，而是以外资和高技术为先导，逐步从产业链的低端迈入高端，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设计。但是由于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各地都比较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表现在利用外资方面就是大量的外资投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资企业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占用我国配额，压缩了国内企业的出口。另外，外资企业还与我国国内企业争夺国内市场。这与我国想利用外资提升产业结构的本意南辕北辙。其次，国内企业和产业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能力较差。比较优势是由一国资源禀赋和交易条件决定的静态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但比较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只有同时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才能赢得优势。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随之增加，如果不培育竞争意识，提高科技含量，加快产品升级，增强其竞争力，那么原有的竞争优势将会降低甚至变为竞争劣势，原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不一定会成为出口产业。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产业结构技术含量低，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强。在世界贸易利益的分配中，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中国获得的出口利润的份额是很小的。国内出口产业由于缺少利润无法扩大规模、改进技术、提高国际竞争力，这又对国内出口产业结构的升级带来阻力。如果长期靠出口大量低需求弹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国家很容易陷入一种出口与贫困化同步增长的尴尬境地。也就是说，出口不断增长，但出口企业却举步维艰。为了能够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赢得竞争的主动权，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分得公平的一杯羹，应当在当前体系下改进与完善现阶段的对外贸易模式。归其原因，我国现有的较为落后的贸易模式，与缺乏积极有效的宏观引导有很大关系。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能等待生产力的自然成长来实现贸易模式的转变，激烈的国际竞争实际上已经不容我们等待。我们应当主动地来启动和加速贸易模式的转变，以维持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我认为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模式转变：第一，逐步建立效益型进出口贸易模式。要着眼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在对外贸易中做到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改善国民福利并重。出口贸易要摆脱单纯考虑外汇收入的倾向，把重心放在对生产资源利用效率的国际比较上，通过出口来增加国民价值总量，让国民享受到更多的物质福利。同样，进口贸易也要克服重生产、轻消费的传统习惯，逐步做到生产和消费并重。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看，进出口贸易只是流通的一个环节，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国民福利的改善本质上是二位一体的。只有把国民福利当作对外贸易的主要目标之一，才能充分发挥出贸易对经济成长的带动作用，并为外贸本身的成长提供广阔的空间。也只有把改善国民福利作为贸易的基本出发点时，才能形成较合理的商品比价关系和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促使经营外贸的企业真正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并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第二，以综合型的国际竞争模式为目标。贸易和投资趋向一体化是当代国际经济生活的一大特征。中国商品要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海外投资是一个关键性的立足点，现在是将我国的出口贸易和海外投资两者结合起来的时候了，应当争取在今后十年左右出现重大的突破。这一点需要尽早获得各个方面的共识，同心协力构造未来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另一方面，从市场营销的策略来看，要尽快实现竞争优势多元化和市场的分散化。在继续利用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模式的同时，要花大力气培养壮大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在重视物质商品出口的同时，要大力推动劳务和技术的出口；在充分发挥物质生产要素作用的同时，要竭力形成和利用我们中国的无形资产。对外贸易要真正实现全方位开放，增强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最后是实行中立型的宏观调控模式。贸易模式的转换过程中制度创新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消除实际中仍然存在的对出口的歧视。人民币汇率已经并轨和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将对出口产生有力的刺激作用，要使这种新的制度及早进入良性运转状态，同时深化其他方面的改革。从长远看，我国宜采用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方针。本文一开始就提到过，作为一个大国，片面倡导出口导向恐不合适，外部条件也难以得到满足。对外贸易实际上的功能相当一个特殊的产业部门，我们对贸易的发展应当采用产业性倾斜政策。除了个别关系到国防等等的场合，应当取消部门或地区在经营外贸业务上的特权或优惠，放开经营、平等竞争，实行按出口实绩进行鼓励的措旅。市场经济的活力来源于竞争，这同样适用于贸易的发展和转型。贸易模式转变对产业结构调整有着积极地指导意义，我们应当看到，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息息相关，我们应当注重这两者的关系以达到国际贸易市场与国内市场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目的。本文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配套。宏、微观经济环境、宽松的创新环境、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是促进产业升级的保障。美国之所以在发展高新技术方面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得益于里根时期的放松管制和克林顿政府良好的产业政策。例如美国的第一项技术政策是直接写入美国宪法的关于保障发明人权益的促进科学技术的条款。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就采取一系列措施，要求贸易对象国特别是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接近的日本、欧盟各国开放市场，扩大对美国计算机、移动通信设备等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为了鼓励美国企业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美国政府还为出口企业设立低息贷款基金，减免部分税赋，实行出口补贴。第二，遵循比较优势准确定位主导产业是关键。主导产业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所依托的重点产业，这些产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国民经济的“龙头”，并在产业结构中占有较大比重，对整个经济发展和其他产业发展具有强烈的前向拉动或后向推动作用。从近代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世界产业发展史上出现了五个主导产业，依次为：棉纺工业，钢铁工业、铁路修建业。电力、汽车、化工和钢铁工业，汽车、石油、钢铁、耐用消费品工业，信息工业。世界各国的主导产业选择和产业升级过程大多遵循了这个自然历史过程。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在于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能发挥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形成相应的主导产业，而不是脱离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赶超；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的提高，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型，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结构调整不能整齐划一，搞一刀切，对不同地区树立不同的主导产业。主导产业具有多层次性、综合性和序列更替性的特点。具体到我国来说，东部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基础好，资本积累率也比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领先，过去的产业重点多放在轻工、电子、纺织、制衣等行业，经过一定的积累后，现在东部各省也把发展的眼光放在技术密集程度、知识、资本集中的高附加值产品上，如生物制药、网络通讯和金融等服务产业。由于东部汇集了大量的尖端科技人才，所以，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产业，以保持全国经济增长活力的任务也应由东部首先完成。而西部由于自然条件同东部不同，地广人稀，所以，不适于东部推广的大规模的机械设备制造业，金属冶炼，石油化工、化学等行业这些现阶段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应放在我国西部地区进行。目前我国提出的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措施，也即将一部分产业转移到西部，以东部的产业发展带动西部的产业发展。第三，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加快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这一点日本发展进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其完备的教育制度和大批受过教育的科技人才和劳动力。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来临，各国之间的竞争最主要地表现为对人才的竞争，美国之所以树立头号经济、军事强国的地位是因为美国搜集了全世界优秀人才为它服务。人才争夺是产业竞争的焦点。多年来美国之所以能在发展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方面独占鳌头，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能充分利用其他国家信息技术专业人才的智慧和技能为其所用。而我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在劳动力资源上可以说天下无敌，但在质上甚至不能同香港、新加坡等地相比。人口多、人才少，这种因素可以说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因为劳动力是生产力发展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科技因素最终要被消化吸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发挥其作用。从日本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出，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关键在于基础研究领域理论的发展。所以教育是一国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和原动力，教育是百年大计，是经济腾飞的翅膀，只有教育发展了社会才能进步。第四，以高新技术为主导，加大科技投入。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科研人员、科技投入和科技活动方面严重不足，技术创新能力低下，技术进步产要依靠引进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因此严重地制约着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历程和步伐。有关研究显示，世界上90%以上的科技投入、科技人员和科技活动都是集中在发达国家，他们每年用于科研的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每年用于科研的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10，而且，分布很不均衡，多集中于少数发达地区。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技术产业日益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定力量，而且也大大缩短了工业化进程。我国应该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力推进以制造业信息化为代表的国民经济信息化，以信息化来带动工业化。一方面要因地制宜，根据资源优势和内外部资源信配置条件，确立各地区重点开发和扶植的产业升级与外贸发展战略关系的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并以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和升级，创造竞争优势，实现全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参考文献：[1]杨建龙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状况、趋势和政策取向经济研究参考，2003[2]何维达，何昌WTO与中国产业升级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3]李昭华我国外贸战略新理论述评经济师，2003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2omy ， IPE） 作为在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产生的， 与传统国际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理论） 、政治经济学理论、国际经济学理论有着复杂渊源关系的新型交叉学科， 自20 世纪60 —70 年代在同属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欧洲与美国产生以来， 虽然研究范式日益规范， 研究议题日益明晰， 研究文献日益丰富， 但距离成为一门成熟而完善的学科还有相当的距离， 主要表现在以下3 个方面： 第一， 学科属性模糊。学术界就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属性还没有取得广泛共识， 有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也可以说是现代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1] 也有学者认为， 国际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学乃至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2] 还有学者认为，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是经济学理论范式不断发展与演变的逻辑结果。[3] 学科定位的模糊直接影响到学科发展方向和研究范式构建及完善。 第二， 学科研究对象模糊。国际政治经济学科的开拓者罗伯特·吉尔平（ Gilpin） 把“追求财富与追求权力之间相互的动态关系”[ 4] 作为该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 有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学问。[5] 无论是财富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 还是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 都是一个较为模糊的说法， 因为该叙述没有进一步明确互动关系发生的主体， 也没有对互动关系和相关关系进行明确区分， 更没有对互动关系的内在机制、衡量指标和影响效应给出说明， 学科研究对象的模糊性直接导致学科研究议题的泛化和广化， 造成学科边界模糊， 难于与其他学科特别是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作出明确的区分。 第三， 学科研究方法不规范， 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人文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思想意识为主要研究内容， 如果脱离了对人类个体和群体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与思想意识的观察和解释， 则难于对各种人文社会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大多数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献叙事宏大、议题宽泛， 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与逻辑的严密性。 大多数学者认为，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70 年代，[6] [7] 在20 世纪80 —90 年代获得了初步发展， 21 世纪以来中英文文献日益增多， 但仍然处于形成与发展过程之中， 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系统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体系。已有学者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述评。[8] [ 9] 现有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文献的特点表现在多个方面，但政治权力（国家） 与经济利益（市场） 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的内在机制与效应始终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内容。无论是以吉尔平为代表的第一代IPE 学者， 还是以基欧汉（ Keohane） 为代表的第二代IPE 学者， 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研究的重要议题。[10]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支众多、体系庞杂[11] ，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与相互一致的研究范式， 既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缺陷， 也是该学科不成熟的主要表现， 更是研究内容拓展与研究范式建构的理论起点。 作为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基础的相互依赖理论、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理论、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理论， 拓展与丰富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视野与内容， 但仍然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需要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 其一， 主要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体系为研究对象， 以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互动为主要研究内容， 忽略了对当代世界体系中的重要国际行为主体———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其二，以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主要国际行为主体的政治与经济互动行为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 以企业、家庭和个人为国际行为主体的政治与经济互动行为的研究文献则相对较少， 理论分析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与严密的内在逻辑结构。其三， 偏重国际政治经济现象的长期、宏观与总量研究， 忽略国际政治经济现象的短期、微观与个量问题研究。其四， 还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得到广泛认可的分析工具， 各种理论体系和流派间的交流、比较与综合仍嫌不足。其五， 对国家行为理性与个人行为理性之间的区别与不一致性有所忽略， 建立在个人行为理性假设基础上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方法并不能简单套用到国家行为模式分析之
当然，生产环境保护产品的环境保护工业及环境保护技术服务本身属于绿色产业。 目前，全球已出现一个由绿色产品、绿色产品生产技术及相关的服务构成的庞大的“绿色市场”，据不完全统计，绿色产品的全球市场在1993 年已超过2800 亿美元，到本世纪末可望突破6000 亿美元。 绿色产业成为国际竞争的又一热点，并呈现出如下特点: 为了争夺世界“绿色市场”、控制绿色产品生产技术的制高点，欧美各国政府积极干预，纷纷制定相应的政策，扶植绿色产业的成长; 绿色产业中大量使用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新材料，使这一热门行业成为真正的高科技产业; 绿色产业涉及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各生产领域和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发展迅猛，被誉为朝阳产业; 绿色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并且在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效益，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经贸的发展。绿色产业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先进技术水平， 在绿色产品的国际贸易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以环保工业为例: 80 年代以来， 发达国家十分重视环保工业的发展和环保设备的贸易，目前， 一场以占领世界市场为目的、争夺环境保护技术制高点为中心的国际竞争已经开始。美国克林顿政府强调，“促进环保技术发展一直是本届政府的一个高度优先的任务。”美国商务部把环保产业列为重点出口产业之一， 美国政府公开表示， 环保产业应享受出口免税。发达国家高度重视绿色产业的发展。日本政府提出以“21 世纪新地球”为主题的绿化地球百年行动计划， 从1993 年起推动能源环境对策， 使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向与环境协调的方向转变。德国的绿色产业领域一直处于优先地位， 政府把绿色产业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门类。最近， 美国政府制定了一项促进绿色产品生产技术与出口的战略， 旨在加强同欧洲和日本在“绿色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这项战略的主要目标是: 美国在2020 年之前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须少产生40250% 的废物， 少使用20225% 的原料; 生产可以维持美国新增加的3000—4000 万人口的能源， 有毒废气的排出量须低于1995 年的水平。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政府还在税收、金融、出口政策上对绿色产业予以全力支持， 以期通过发展绿色产业扩大出口。要生产绿色产品， 首先需要进行“绿色设计”。目前， 在计算机行业， 绿色设计十分盛行。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惠普公司、数字设备公司等厂家正在迅速而全面地采用绿色设计。例如惠普公司新开发了12 种型号的个人计算机， 这类计算机每种只有3 个螺丝钉， 因而既方便机器的升级， 又便于拆卸。此外， 欧美的电话机、发动机、照相机等制造厂商也都参加到绿色设计的行列。欧美一些大的汽车公司正在改变生产方式， 提高汽车的可拆卸率， 美国的汽车回收率非常高， 以重量计， 每辆车75% 的部件可以重新利用。德国宝马公司也在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 汽车回收率已达到80% ， 它和大众汽车公司以及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都已作出计划， 至本世纪末， 其回收率要达到95%。 绿色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将极大地改变世界市场。首先， 以污染产品、浪费资源的产品为主体的世界市场将为以环保产品为主体的世界市场所取代。在环保时代， 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产业发展和产品贸易将受到限制， 与之相关的国际市场会随之萎缩和消失， 为不污染环境或有利于环保的新产品市场所取代。谁如果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谁就会在将来的国际市场上处于被动， 其贸易利益将受到损害。其次， 消费观的改变形成了对绿色产品的需求， 从而使世界市场在质上和量上都具有新的涵义。具有环保消费观的消费者对不污染环境的“绿色产品”有强烈的需求， 这实际上是要求厂商重新考虑对产品生命周期的传统定义， 即产品在其使用期结束后还能加以回收或利用。人们对不污染环境的产品的要求和期望日益增长， 从而造成了新的市场压力， 对环境不负责任的产品和厂商将承担市场风险。1990 年的调查表明， 67% 的荷兰人、80% 的德国人、77% 的美国人和94% 的加拿大人表示， 在选购商品时把产品对环境的影响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 绿色产品在未来的世界市场上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是世界商品发展的潮流。当前， 国际市场上形形色色的绿色产品层出不穷， 从“绿色食品”到“绿色用品”， 从“生态玩具”到“生态时装”， 从“绿色汽车”到“生态住宅”、“生态旅游”等， 多种多样， 涉及的范围和领域十分宽广。据估计， 美国目前的绿色产品比例大约为5210% ， 仅1990 年美国就有大约6000 种新绿色产品问世。因此， 在未来的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中， 绿色产品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高。 例如， 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 买卖双方对贸易农产品的经济和生态性能都严加选择， 使国际农产品市场逐步向有机食品方向发展。有机食品是指根据有机农业生产和食品加工标准而生产、加工出来的经过有机农业组织颁发证书的产品， 包括主食类、副食类、蔬菜、肉类、饮料、酒类、水果、糖果、糕点等， 早在70 年代， 部分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出于健康考虑逐渐厌弃常规农业产品， 转向需求有机农产品， 经过多年发展， 产生了对有机食品的普遍需求， 正是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 近年来发达国家对有机农业、生态农业产品的需求迅猛增长， 并已超过其本国生产和供应能力， 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机遇。 五、国际贸易中环境与环境保护问题的产生及其发展趋势 曾几何时， 环境与贸易似乎是两个“毫不相干”的领域， 然而， 近几年来， 特别是1992 年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和乌拉圭回合结束后，“环境与贸易问题”转瞬之间成为国际社会注目的焦点。目前， 无论是联合国机构、其他国际组织， 还是政府部门、学术界， 只要与环境或贸易领域相联系， 都投入到了对这一问题的争议、探讨与研究之中。 “环境与贸易”这一热点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它是环境与贸易在当今的环境革命时代发展变化的结果。从深层次来看， 具有内在增长机制的贸易活动对自然资源需求无限性和具有内在稳定性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之间具有矛盾的关系。贸易的增长和发展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的客观要求; 生态环境的平衡稳定又是一种客观自然规律， 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事实上， 环境与贸易的这种矛盾自社会分工产生、生产交换活动一开始就存在了， 而发展到今天， 随着国际贸易活动的强化和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恶化， 这一矛盾日趋激化，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目。特别是进入90 年代以来， 全球各阶层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环境的关注程度超过了对贸易增长的关注， 这使得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对环境的管制越来越严， 各国政府的贸易政策日益成为更好地服务于环境目标的工具， 为环保目的执行的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环境贸易措施增多、增强， 进而日益影响到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因此， 环境与贸易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 当然， 环境与贸易也在本质上具有统一的关系。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就是环境与发展的关系。良好的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基本目标都是通过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不断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 两者之间具有互补性、兼容性和统一性。因此， 将环境保护纳入贸易发展计划和决策， 不但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 而且能够促进综合、高效地利用自然资源， 使贸易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从这一角度来说， 解决环境与贸易的矛盾关系， 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取得贸易的增长， 也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放弃贸易的增长。在环境与贸易关系中， 贸易增长与生态环境稳定之间， 客观上存在着一种协调机制。国际社会有可能通过一系列规章和措施建立起这一协调机制， 从而实现全球环保与经贸的同步发展。在人们的环境意识日趋增强、各国政府的环境管制日益严厉的新形势下， 在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的全球新的经贸体制下， 国际贸易中的环境与环境保护问题也会不断地发展变化。我们认为， 这种发展变化趋势将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