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inL
公平与效率 公平指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及利益关系的原则、制度、做法、行为等都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存在永恒的公平。不同的社会，人们对公平的观念是不同的。公平观念是社会的产物，按其所产生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公平又是一个客观的范畴，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公平的内涵不同。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对公平的理解不同，但公平具有客观的内容。公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客观性。 效率指资源投入和生产产出的比率。人类任何活动都离不开效率问题，人作为智慧动物，其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有的人投入少，但实现的目的多，即我们所说的事半功倍，而有的人投入很大，但实现的目的少，或者实现不了其目标，即我们所说的事倍功半，前者是高效率，后者是低效率。所以效率就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值，或者叫效益与成本之比值，如果比值大，效率就高，也就是效率与产出或者收益的大小成正比，而与成本或投入成反比例，也就是说，如果想提高效率，必须降低成本投入，提高效益或产出。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人认为是对立的，有人认为是一致的，我个人认为从大的趋势来讲，总的说来，公平与效率是一致的，公平促进效率，不公平导致低效率。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 制度、政策公平促进效率。政策、制度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它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到效率。政策制度的公平有利于效率的提高，最典型的莫过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对生产效率的促进。政策的公平合理促进效率的提高，反之，政策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则导致低效率。 人类的任何活动也都有效率问题。经济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对于一个企业或社会来说，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进，或财富得到最大增加。经济效率涉及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领域，涉及到经济力、经济关系和经济体制各个方面。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其资源配置、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应该是合理的、公正的;同样，一个公正的社会，其资源一定能得到合理的配置，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社会的公平也有助于效率的提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效率与公平没有能够很好地协调起来，相反，矛盾突出。追求公平，效率就打折扣;追求效率，公平便有失公允。其结果，必将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因此，强调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显得非常重要。 “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的原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同一切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服务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注重经济效率，又要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坚决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因此，任何只顾公平而忽视效率和只顾效率而损害公平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只有做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和协调，在全社会树立注重效率、维护公平的价值观，坚持公平的原则，保障人们利益和分配的合理化，使每个社会成员既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又能充分发挥自身潜力，才能够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可以说，“注重效率、维护公平”，既是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公平，亦即公正、平等。当年搞计划经济，一切围绕“计划”转。表面上看，计划最具“公平”特性。所以，计划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平均主义、平分秋色，就是“均贫富”，就是“你有我有全都有”。那时的公平，是具有普遍、普及、普惠意义的。这看似公平，但实际上是一种伤害了不少人积极性的“公平”，是一种“大锅饭”式的“公平”。 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比过去活了，环境比过去宽松了，人的潜能、智能、积极性比过去高了。那种貌似“公平”的公平在这种体制中站不住脚了，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所谓“公平”，受到了以奖优罚劣、奖勤罚懒为内涵的按绩效论公平的新式公平的挑战。实施这种公平的初始，不免让人觉得有些陌生，有些不适应。因为能力强者与能力弱者、勤奋努力者与不思进取者所获得的回报拉开了距离。昔日的所谓“公平”日趋没落，尽管有人心存疑虑，但却不得不面对这一无法逆转的趋势。 传统的公平受到了现代公平的挑战，懒散的公平受到了竞争公平的挑战，且后者“力大无比”，最终战胜了前者。因为，公平与效率挂上了钩，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相辅相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得益彰，此时的公平更具时代性、知识性、竞争性、世界性。而这种市场公平，虽然也有其负面作用，弄得不好，将导致两极分化，但只要利用法律和行政等手段进行合理宏观调控，扬其有利因素，克服其负面影响，就能利用其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铺平道路。应当看到，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核心是解决发展生产力过程中的竞争和效率问题。由于市场是自由的、开放的，它本身不考虑社会公平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来弥补这个“真空”？各级党委和政府理应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平、保护市场竞争中弱者利益的责任。 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存在着社会资源、家庭背景、人际关系等先天性的不公平。如果细加分析，就会发现社会公平似乎可以分为“效益公平”和“道义公平”。前者释放社会能量，后者保障社会稳定，都不能偏废。为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失公平现象的发生，关键要制定一系列公开、透明、维护社会公平的政策、法规和制度，让公平问题变得有章可循。 一件被一个团体、单位看来算不了有失公平的事，对一个小单位、小家庭来说，却可能“重如泰山”。贫困人口、残疾人口、无依无靠人口、失业下岗人口等，都是社会的弱者，他们心中对公平的敏感度自然要高于其他人群。维护这些人的权益，是维护社会的“道义公平”、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大事。 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但人民的公仆应该有怜悯之心、恻隐之心、同情之心、爱民之心。不仅要维护“效益公平”，同时也要兼顾“道义公平”。我们理应把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作为为民办实事的一大内容。 在分配政策上，把公平放在“兼顾”的位置上，是有历史原因的。我国改革开放前，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二十多年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起来，非常见效。于是经过多年的实践，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写进了十四大的决议。但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即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这两者关系，由效率、公平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改变为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虽然也很重要，但处于“兼顾”即次要地位。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提法，是适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经济理论界也出现代表不同利益的声音。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有意无意地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单纯为一切敛聚财富的过程辩护，这就不符合改革的精神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方针，而不是整个市场经济历史时期不变的法则。随着总量发展、经济效率问题逐步得到相对的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会逐步上升为突出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从现时起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现在就可以开始淡出，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过渡。 从道德角度看，公平和效率是一致的，公平的道德也就是对个人努力才能的认同，会激发人的积极性，产生巨大的效率。 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各方面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是人才资源使用效率的竞争，而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关键是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使用是否公平合理。以道德为依据，公平会调动人的积极性，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效率。 当个人被认同，在心理上会产生知遇之心，使其想尽办法提高工作效率，公平与效率相协调，使社会保持稳定的秩序和稳定的发展"注重效率，维护公平既是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要求，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辨证统一。 我们强调注重效率与维护公平相协调的原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同一切剥削阶级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服务的。 树立公平与效率一致的道德体系有助于社会发展，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不能忽视道德的培养，在人力资源配置过程中，也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 从管理看，管理公平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效率的提高。管理的职能是维护公平秩序，管理的基本原理就是实现公平以提高效率。也就是说，管理越公平，越能调动人们的积极因素，产生正向的积极作用，提高效率，否则，管理不公平，就会出现反向的消极破坏力量，降低效率。因此，管理对公平与效率至关重要，具有极其深远重要的意义，对管理而言，公平具有两大功能，一是激励功能，二是合力功能。 所谓激励功能，就是激发人的热情，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开发人的潜能和创造性，使其能向着组织所期望的目标而奋发努力。 因为激励的根本原理是发展，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发展人们的智慧和潜能。发展对组织所期望的价值目标和追求。也就是说激励能使人产生追求，有了追求就有了奋发向上的力量，有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有了实现目标的方法，有了胜不骄败不馁的勇往直前的精神。因此，也就有了更大更好的效率。 所谓合力功能，就是公平在管理中产生的另一大功能，它是极为珍贵的无价之宝。我们讲的合力是一个国家或单位的向心力，凝聚力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力量。它不是由单个力量简单的相加而成，它是可以成倍增长的集体力量。 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呢？ 1、效率优先原则 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该是效率优先。因为公平与效率总的来说是一致的，所以，实行效率优先原则就意味着是公平的，合理的所谓效率优先原则就是指分配制度、分配政策要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效率为首要目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必须把效率作为优先考虑的价值目标。 效率优先原则意味着人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为目标，这样，效率提高了，生产上去了，社会财富增多了，人们享有的社会公平就更多了，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一切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准，由于效率属于现实生产力范畴，而公平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范畴，因而从效率与公平在社会发展因素的序列中的一般关系来看，效率优先是必然的，兼顾公平是必要的，因而是合理的。人类社会进步的因素中，生产力的作用是巨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社会的进步，随着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进步和发展，社会公平实现的越来越充分。宏观地看，生产效率越低下，社会公平实现的就越不充分，人们就越缺少自由、民主、公平；反之，生产效率越高，社会财富越丰富，在社会物质文明增强的基础上构建的人类社会秩序就越完善，人们所享有的自由、民主、公平就越充分，能实现自我、完善自我的机会也就越多。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就越多，产生的效率就越大，所以，在二者的关系中要以效率为先，兼顾公平。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是必然的。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目的实现共同富裕，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通过效率的提高，只有生产发展了，效率提高了，才能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达到真正的公平。所以，把效率优先放在第一位，最大限度的提高经济效率，这是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而且，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是公平能够实现的物质基础，只有社会物质丰富，才能增进社会公平，如果效率低下，物质财富严重缺乏，怎样才能实现真正公平呢？ 我们曾经过分重视公平而忽视了效率，误以为公平就是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因而在分配上实行了公平的平均，这种公平的薪酬体系造成了什么后果呢？那就是妨碍了效率，结果使人民长期处于贫穷状态，生活在困窘的状态中。没有生产的发展，没有效率，就没有公平赖以实现的物质基础。要以效率为先，只有以效率为先才能提供公平的物质基础，没有效率，公平只是一句空话。 当今，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体制要改变的是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国家的行政部门用计划调节的，它导致了我国社会经济运行的低效率，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经济运行以市场为轴心，实行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的法则使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如果一个企业效率好，就会发展壮大，如果效率不好，就会日益衰落乃至被淘汰出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效率有限原则是符合这一市场经济规律的。 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其重要原因就是在竞争中机会公平，效率优先，对于企业来说，在竞争中，在同一市场条件下，效率是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以应以效率为先，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时要根据市场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营销战略，在企业内部，要尽可能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充分挖掘人力资源，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效率。企业的效率好，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 兼顾公平的原则 我们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并不否认公平，更不能牺牲公平只顾效率，正确的做法是，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必须兼顾公平，因为只有坚持公平才能够调动效率的创造者，即主体参与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果主体的努力被社会所认同就能够激发他的工作热情。提高工作效率，反之，不公平会使主体失去工作热情，降低公平效率，所以，只有兼顾公平才能促进效率的提高。而且，公平所反映的秩序的合理性会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个体被认同和肯定，个体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而整个社会整体才能够处在一种有序的状态下发展，个体间相互协调形成很好的团队精神，能够提高社会整体效率，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高效率。 总之，兼顾公平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上存在着弱势群体，对这些弱势群体，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政府应当兼顾公平，通过种种措施，如向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所得税，把这部分资金转移给弱势群体，如发放失业救济金，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帮助失学儿童重返课堂。只有这样，才能使这部分人得到应有的帮助，以获得应有的教育机会和参加职位竞争的机会，挖掘这部分人的潜力，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提高效率。 公平促进效率，有利于效率的实现，效率为公平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二者是一致的，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要使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参与竞争，平等的劳动就业机会，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竞争，而个人的分配、收入要与个人所投入的努力达到一种比例上的动态平衡--多劳多得。反对那种小生产者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平等观，提倡多劳多得，国家在实施政策时要以效率为先，以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终目标，但要兼顾公平，国家通过各种办法，用政策加以调节，倾斜于弱势群体，给其以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以提高经济效率，总之，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即不能只强调效率忽视了公平，也不能因为公平而不要效率。应该寻求一个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契合点，实现效率，促进公平。 
公平与效率：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摘 要〕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是实现率与公平统一的实践基础和目标，应该在二者关系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不同维度来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任何将二者关系机械化、教条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关键词〕效率与公平，国情，共同富裕，共时性，历时性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愈益拉大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自从党的十六大提出“更加关注社会公平”的观点以来，对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争论就没有中断，而且随着我党科学发展观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如何对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俨然成为一个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问题。笔者也在不断地思索，时而有一些想法，在此提出，希望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而不是抽象的僵死的和非历史的统一；二者在统一过程中何者“优先”、何者“兼顾”必须视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而变化，而不能一成不变。 一、中国的国情：探讨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 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有关理论，在一种纯粹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或经济统计数学模式中推演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公式，即使推演出来了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存在于所谓一般的、理想的或线性的经济环境中，而是存在于非常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之中的。所以，笔者认为，如今我们探讨二者的关系，一定是在二者关系在某种环境中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和条件下，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这一社会历史背景和具体国情绝对不能舍弃。中国的国情不是可有可无的外界变量，二是内在于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及其历史变迁之中的，或者说二者的本质关系只有在中国具体的、变化中的国情之中、日益逼近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之中，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在不断变化和提升之中，才能实现和展开。任何脱离这一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国情来谈论二者的关系，无论其数学模型如何精致、逻辑推理如何缜密，也是没有意义的，难听点说，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教条主义（或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是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需要高度关注的是：我们有十三多亿的人口，城乡、地区和社会阶层的差异巨大，庞大的经济总量与极小的人均产值，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显著的不平衡，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的二重性，我们在体制上、政策上高风险的尝试性探索等等因素，都会使得任何科学的理论在实践中变得面目全非。这是我们在研究和实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理论和政策措施时所必须高度关注的；再说一遍：这些因素不是无关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噪音”，而是我们必须实践于其中的条件、环境和背景。 二、共同富裕：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基础和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我们的一切发展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认真分析可以得知，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个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目标。“富裕”指示着效率，没有效率的发展不可能实现富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增加，而效率无非是以最少的代价（时间、资源、人力等）取得最多的收获，无效率的经济过程至多是简单再生产的维持，而不可能有财富的增加。有效率就会有富裕，这具有必然性。为了富裕必须追求效率，这是追求富裕的历史规律的客观要求；舍弃效率不仅违背实现富裕的规律，而且任何其他的方法和路径都只能是缘木求鱼。这一点无须多加言说，无数的经济学著述对此作过有说服力的论证。 笔者所强调的是，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富裕，而是“共同”富裕，“共同”就是“公平”的体现。没有“共同”的“富裕”只能是“不共同”的富裕：部分人的富裕——少数人的富裕——极少数人的富裕，从而也是部分人的贫穷——多数人的贫穷——绝大多数人的贫穷。这毫无疑问也是历史的规律。这个“共同”就是全体人民平等地享有致富的机会、条件和环境，平等地享有共同发展的成果，这就是公平。为此我们在政策的决定和执行上、制度建构上、运作体制上、激励机制上都要使全体人民在平等的起点上、在平等的条件下，平等地享有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公平，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富裕本身没有社会性质的差异，但富裕不是无主体的富裕，它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和存在状态却是有社会制度之别的，而“共同”则从生产关系上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富裕，才从本质上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贫穷固然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也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只有少数人的富裕就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因此，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首先表现在二者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具体地统一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实践之中。离开共同富裕谈论二者的关系就是抽象的、无益的。 对此还可以从另外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共同富裕是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才能达到富裕；只有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坚持产品的“按劳分配”，才能有基本的公平、“共同”的富裕。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追求效率，而为了保持和提升、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必须追求公平；没有效率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公平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巩固。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没有效率的公平和没有公平的效率都是违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也就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必须在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方面来理解和把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自我完善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效率宁可不要。 二是，单纯从经济制度意义上来看，我们将近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单纯机械地理解为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或者就是服务于、服从于并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显然这两种理解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主从关系上是有区别的，暂且不论；另一方面，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本质趋向是公平——全体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等，市场经济的本质趋向就是效率——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高效率地获取（创造和分配）财富，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就会有不同的实际表现：或者是讲究公平的效率，公平服从效率，效率是目的，公平是手段（学界大多数论述均属此类：公平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它在有限范围内能够提高效率）；或者是讲求效率的公平，效率服从公平，公平是目的，效率是手段（对此学界的论述较为罕见）。笔者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对于我国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总体性、决定性和统帅性，市场经济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就连市场经济极为发达的西方也在高喊“只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口号），因此总体上讲，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应该是后者：效率为了公平，效率服从公平——这也符合邓小平同志关于“先富”和“共富”关系的论述，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显然部分先富就是讲求效率的结果，而部分先富的目的只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即实现共同富裕；否则共同富裕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就是乌托邦。 三、不同“经济单位”的不同组合：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共时具体性 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现状错综复杂：历时性的不同性质的生产力共时存在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使得整体的生产分工链条上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不同的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既然任何经济单位都必须面临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那么就有一个具体地如何处理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二者之间“何主何从”的关系。通过体制改革，就是要让那些有条件并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地区、行业、部门、产业、企业和人（简称为不同的“经济单位”）高效率地先富起来；而对于国家来说，这部分地先富绝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为进一步实现全体共富创造条件。不服从公平的效率即不服从全体共富的部分先富必然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其后果已经有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以为佐证。 再细致些说，效率与公平的几种关系组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抑或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把二者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等等，不但不是“一刀切”式、“一窝蜂”式的关系，而且即使对于同一个“经济单位”也是灵活的、变化的、具有策略性的。在国家发展的同一个时间点上，不同的经济单位可以灵活地采用上述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不同关系组合，在确保微观效率的前提下，通过效率与公平的不同关系组合也就是公平的量的积累来推进公平的实现。因此笔者反对那种中央一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一阵风地全国上下、各经济单位都争先恐后地惟效率马首是瞻，中央一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就一窝蜂地都无效率地“注重”公平，等等。中央是从总体高度，根据发展中出现的关键和突出问题来明确二者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这个具体阶段的一般关系，各个“经济单位”则应该在有利于实现国家根本目标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关系组合。这就叫实事求是、因情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看来，任何把二者关系公式化、机械化、教条化的做法都是违背辩证法的，因而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 四、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组合：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历时具体性 以上论述表面：只要为了共同富裕，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可以进行灵活地组合。改革之初，突出的问题是整体上缺乏效率，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部分先富的政策就是十分正确的。而当那些先富起来的部分已经足够地富，而未富起来的部分已经极端地贫，以至于先富部分已经不能够再继续保持富裕，或者蕴藏着极大的社会稳定危险的时候，就说明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已经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不及时恰当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然导致先富和未富部分两败俱伤、前功尽弃，这时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实施“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口号和措施就是必然的。但现实的历史进程不会这么机械，笔者认为，在大多数时候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应该是基本平等的：公平是目的，但必须通过有效率的手段来实现，效率虽然是手段，但当不讲求效率连生存也有问题的时候，效率就是至高无上的；但这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它要随着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而变化。 共同富裕的确首先是一个目标，但不是所谓“最终的”、与具体过程无关的“目标”。共同富裕也是一个发展过程，是这个过程中追求共同富裕之各个环节的必然结果，因而也必然规定整个过程的本质；一个与共同富裕无关的社会历史过程，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富裕固然是目的，但恐怕也不是通过任何手段就可以实现的；不通过与共同富裕有本质联系的手段，也断然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是共同富裕的手段和目的的统一。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深刻表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是必要手段，但不是充分手段，更不是唯一手段；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也是达到共同富裕即实现公平必不可少的手段，是充要手段之一。这种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实际上也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随着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以及所突现的不同问题，而决定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不同组合，这也是实事求是、因情而异。那种把邓小平同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教条化的做法是违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精髓的。 总之，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势下，从国家和社会发展整体上考虑，根据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把社会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无疑是符合我国国情及其变化和社会主义发展实际的明智之举，否则将铸成中华民族历史性的灾难。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至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统筹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使二者保持适当的历史张力，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具体关系，在必要的时候、必要的领域、必要的“经济单位”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只要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合理的、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