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城一角
我才六年级就问我？不行，我不懂！！ 
论《公司法》转投资法律规定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王兆华（兰州大学法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我国《公司法》在转投资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转投资的对象规定的过于狭窄；转投资的形式方面缺乏对债权投资的规定；在转投资的数额计算方面规定的有待明确；对转投资形成的母子公司的也缺乏法律规制。在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健全转投资方面的法律缺陷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以及为公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转投资对象；债权；公司净资产；母子公司 “公司转投资是指公司作为投资主体，以公司法人财产作为对另一企业的出资，从而使本公司成为另一企业成员的行为。” [1] 我国《公司法》对转投资规定在第12条，与其它国家、地区而言，《公司法》对公司转投资问题，采取了严格、单向限制的态度。“公司转投资行为对于鼓励企业经营多元化与自由化、增加投资渠道、有效运用资本有着积极意义，它已成为企业间相互联合的一种特别重要的手段” [2]，但是转投资也会引发诸如虚增资本、实质性减资、董监事滥权、母公司不规范行为等法律问题，为确保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各国公司法一般都对转投资行为予以一定的限制，我国《公司法》亦做了一些规定，但是很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强。本文拟结合我国《公司法》有关规定，对在转投资对象、转投资形式、投资额计算问题、母子公司问题等方面存在立法缺陷加以探讨，提出笔者立法建议。 （一）转投资对象方面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我国《公司法》第12条第l款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从立法者本意来看，这一规定旨在禁止公司成为其他经济组织中承担无限责任的成员或股东，因为其他经济组织中承担无限责任的成员或股东在该经济组织的资产不足清偿债务时，须负连带责任，这会给股东和债权入的权益带来不利影响。然而，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是否公司转投资对象只能限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回答是否定的。在当前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法人以公司企业法人和非公司企业法人两类形式行在，公司企业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东承担的是有限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非公司企业法人，主要是指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以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见，非公司企业法人的投资者对所投资的企业也承担有限责任。因此，《公司法》将转投资的对象只限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不合理的，而应当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实际上，公司的转投资应当扩大到全社会的范围内，不仅可以投资到公司，还可以投资到非公司的企业、事业单位等。从而扩大公司的投资渠道，鼓励公司的多元经营，促进全社会的经济繁荣。” [3] (二)转投资形式方面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对这一问题的规定，见《公司法》第12条第1款，该款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并以该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责任。这一规定，恰与《公司法》第3条关于投资和股东责任的规定是一致的，因此，《公司法》此处规定的转投资，仅指股权投资而不包括债权投资，这就意味着我国《公司法》对转投资行为所设置的限制仅针对股权形式的转投资而不针对债权形式的转投资，即债权形式的转投资不受限制。这一种情形显然是不合理的，果真如此，其危害是很大的。因为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公司转投资是以债权投资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对其不加以任何限制，则债权投资的不断膨胀同样可以导致公司资产的虚化，从而影响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对公司债权投资不加限制，违背了《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在修改《公司法》时或在有关的立法与司法解释中，应明确规定公司转投资包括股权投资与债权投资两种形式，并对债权投资的限额做出合理的规定。 (三)转投资限额计算问题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根据《公司法》第12条第2款的规定，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与控股公司外，对一般公司而言，其转投资以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越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为限。“公司用以经营的资产，不完全是由股东投资所形成的资产，同时也包括由债权人投资而形成的那一部分资产。无论是股东的投资还是债权人的投资，在帐面上都等于公司资产。” [4]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公司无形资产是否包括在公司净资产内，如何确定？而且公司净资产是一变量，经常发生变动，难以掌握。“可见，以资产净值作为限制投资额度的基数的实际意义不大，因为一般公司都可采取某种合法手段规避此种限制。况且，以净资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为限的根据是什么?” [5]因此，这样限制的合理性是令人怀疑的 。 “《公司法》第12条规定，公司对外‘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这一条款严重制约以投资主体形成为标志的现代企业法人制度的建立，极不利于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 [6] “建议删掉《公司法》第12余的有关规定，由公司根据本身的具体情况自行确定其对外投资的数额和比例。” [7]这个累计投资额，是一个产生于立法中而又难以从立法中得到答案的问题，在正在修改的《公司法》或在以后的有关立法、司法解释中应予以回答。 (四)母子公司规定方面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由于公司的转投资形成母子公司，子公司常被母公司用作违法或规避法律行为的工具，因此，许多同家都在立法上对母子公司问题做了专门规定，借以限制母公司的不规范行为，保护股东和债权人利益。” [8]但是考察我国《公司法》，就整部法律而言，其规范均围绕一个独立公司而设置，没有涉及到母子公司这一特殊形态；而就整个中国现行法律体系而言，亦无一部规范母子公司的相关法律。“我国《公司法》只对公司对外投资这一行为采取了限制，而未对因公司对外投资而形成的公司与被投资对象之间的法律关系做出详细规定，使得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经济纠纷，给司法审判工作造成了困难。”[9]因此，修改的《公司法》应当对这个重要问题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必要时，也可以单独立法，制定一部《母子公司法》亦未尝不可，在其中对这个问题予以规定。 结语 公司转投资行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营行为，是存在于市场经济主体特别是上市公司中普遍现象，对于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但是从我国《公司法》10年的实践来看，公司转投资也滋生了不少问题，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既是公司的一项法定权利，又必须符合公司及有关各方对自身利益的安全需求”。[10]鉴于这些情况，健全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加强对公司转投资规制是我国《公司法》修改面临的重大课题，完善这方面的规定也能为公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参考书目： [1]俞宏雷公司转投资的效力及其处理[J]人民司法，2003，(11)46 [2]戴德生公司转投资的法律问题[J]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11(4)22 [3]张婌芳公司的经营范围与转投资的法律问题[J]，2000，(9):116 [4]李静冰论公司资产的特殊性及其投资者的权益保护[J]中国法学，1995，(3) [5]何向亮论我国公司法上的转投资限制[J]天津商学院学报，2000，20(2)63 [6][7]刘纪鹏对《公司法》修改的十点建议[A]郭锋王坚公司法修改纵横谈[C]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79-90 [8]论美日上市公司管治制度[J]经济法学、劳动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1999，(12)36-39 [9][10]陈 巍限制公司对外投资的利弊分析[A]郭锋王坚公司法修改纵横谈[C]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48_151 作者：王兆华，兰州大学法学院
上市公司经济管理中现寸若干问题剖析与管理改革建议 [摘 要] 盈余管理是近年来财务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本文从委托代理关系与盈余管理的形成、契约关系与盈余管理的形成、信息不对称与盈余管理的形成三个角度进行了盈余管理的经济学分析，以期通过探讨对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予以认识和防范，进行必要的约束和监督。 [关键词]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经济学分析 一、盈余管理的基本涵义 盈余管理是近些年来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财务理论界一个热点问题。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在编报财务报告时通过选择会计政策寻求对自己有利的财务结果。雪普(KatherineSchipper，1989)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就是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在这一定义中(1)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而把管理会计报告以及那些意在影响或改变公认会计原则的活动等排除在外。(2)提出了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某些私人利益。(3)并没有依赖某一特定的盈利概念，而是基于会计数据作为信息的观点进行讨论的。这里的获取私人利益与对外财务报告的中立原则是对立的，盈余管理实际上背离了中立性原则，而中立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之———可靠性的一部分。因此，盈余管理提供的信息是不可靠的，盈余管理并没有定期提供实际的会计信息。 传统上，人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与经济收益(有时也叫真实收益)有关的一个概念。在经济收益观下，有一些数据(譬如经济收益)被盈余管理故意地歪曲了。经济收益之所以会被歪曲而成为会计的报告收益，除了盈余管理外，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也将导致会计数据与真实收益有偏差。当然，经济收益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有意义地加以定义，一般说来，在现实的报告系统中经济收益是看不见的。即使如此，在经济收益观下，人们还是要把看不见的真实收益作为衡量偏差的基准。 在信息观下，盈利仅仅是许多用作决策和判断的信号中的一个。信息观意味着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是其“信息含量”这一统计特性。盈余管理的信息观假定公司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代理契约下，公司经理不仅可以就会计程序做出选择，而且还可以据此程序做出不同的估计。 二、盈余管理的经济学分析 (一)委托代理关系与盈余管理的形成。 委托———代理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基本假设之上:(1)委托人对随机的产出没有直接的贡献;(2)代理人的行为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观察到。委托代理关系实际上是指所有者将其拥有的资产根据预先达成的条件委托给经营者经营，所有权仍归出资者所有，出资人按出资额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最终控制权;经营者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按企业法人制度的规则对企业财产行使占有、支配、使用和处置的权力。所有者是委托人，经营者是代理人，双方的责、权、利得到了明确界定，从而形成相互制约、相互激励的机制。 按《公司法》规定，中国上市公司都必须是股份公司的形式。股份公司制度的最大特征就是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最终分离。股东作为企业所有者，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同时也是企业风险的直接承担者，但却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和经理层)则由股东聘任，对企业进行管理，同时获取一定的报酬，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就形成了标准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据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人都是理性的”，委托方———股东及代理方———管理层都具有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机。但是在股份公司制度下，管理层(尤其是经理层)对企业剩余没有或只有少量的索取权，他们的努力工作并不能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甚至需要承担较大的成本。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管理层在对企业信息披露尤其是关键的盈余信息披露时，将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提供信息披露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这里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是指个别企业的私人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但公司的会计信息实际上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信息披露的边际社会收益会大于私人边际收益(主要是由于真实和相关的会计信息能优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保护投资者利益，具有外部经济性所致)，从而使社会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时信息披露量应当大于私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信息量。许多信息从股东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应该披露，然而管理层从自身利益出发，只会选择少量披露甚至不披露，从而导致了股东与管理层目标的偏离。为促使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目标行事，委托人会通过各种契约对代理人进行激励和监督，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代理成本，当代理成本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时，委托人就会弱化监督，甚至放弃监督，从而导致“内部人控制”①。 在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经济分析中，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源，根据“委托经济责任”理论，会计信息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衡量经营者的业绩，解除经营者的委托经济责任。在现代股份公司中，股东和管理人员之间构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为了激励和督促管理人员更好地服务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大部分上市公司都建立起了对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和考核机制，也都是建立在利润目标的考核上。因此，企业管理人员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及信息上的优势，运用自身的职业判断，在不违反会计原则的范围内，选择对自身有利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直接干预盈余信息的生成，从而使盈余信息朝着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我国现有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是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虽然根据《公司法》规定普遍设立了包括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及经理层组成的多级治理结构，但实际情况是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流于形式，“内部人控制”严重，企业的主要决策还是管理人员说了算。而作为会计数据直接生成者的会计人员，其个人利益完全受管理人员的控制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人员为了自身利益进行盈余管理就没有障碍了。 从股东与管理当局间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派生出三种可能的层次更低的委托代理关系组:(1)股东与管理当局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2)小股东与大股东间的委托代理关系。(3)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下面，分别从这三个角度对盈余管理产生的内在原因做更深入的分析。 从股东与管理当局间的关系分析。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在委托人无法了解代理人努力程度的情况下，最适宜的契约就是使代理人分担其行动的后果，以此来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于是产生了基于会计盈余数据的管理人员报酬计划。 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利益的不一致，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委托———代理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刚性，加之经济主体的自利性，使代理人有动机为自身利益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对委托人隐瞒实情，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由于委托人很难监管和约束代理人，盈余管理作为机会主义行为便得以产生。 从大小股东间的关系分析。 在上市公司中，除了管理当局与股东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外，大小股东之间也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公用事业类上市公司几乎全部是由以前的国有企业改制形成的，国有股占据绝对的控股地位，中小股东所占比例很小。中小股东相信股东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将监管管理当局的责任委托给大股东，自己不参与对管理当局的监管，而选择“搭便车”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股东与管理当局合谋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的发生。 大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所占股份比较多，利益与上市公司联系更紧密，自然有动力参与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但是从中小股东的角度来看，将参与监管的成本和参与监管所获得的效益相比较，更愿意选择“搭便车”的方式，由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行为进行监管，中小股东自己不参加监管。公司治理结构中，“搭便车”是指大股东承担对公司经营者行为的监督费用，而相应的收益由所有的股东来分享。显然，也包括对经营者财务决策以及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如果小股东因监督而获得的收益不能弥补他付出的监督成本，小股东便不会实施监督活动，而宁愿享受大股东监督所带来的好处。 下面我们可以运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分析上市公司大小股东间博弈行动的结果，大小股东间博弈的结果是小股东放弃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导致大股东与管理当局合谋损害中小股利益的行为。这是一个简单的智猪博弈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