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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是当今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 这和转换生成语法对语义态度的不断变化有关。 在转换生成语法中， 语义从无到有， 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 从包罗万象到限制为逻辑式结构， 语义问题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 语义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一步步显示出来。1957 年， 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 的《句法结构》 一书出版， 标志着一个全新的语言学流派——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以下简称 TG） 诞生。 乔姆斯基用不同于传统的眼光来审视语言， 认为人脑中有一种“普遍语法”， 它决定了 人类语言的共性， 语言不过是人类心智活动的一面镜子。 语言研究就是要揭示出深藏在人类内部的自足的普遍语法系统，借此认清人脑的本质。 TG 的理论目标也就决定了它只研究对人脑影响最大的语法， 而不顾语言的其他的方面， 如语义、 语用等。 但该流派诞生不久， 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普遍语法所依据的规则将生成大量虽合语法但违反逻辑的句子，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 那么语言世界将出现混乱的局面， 语言研究不能不可虑语义，因为语义决定了语言在现实中的可行性。 乔姆斯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 将语义纳入 TG 理论中， 从此进入了他的标准理论时期。 后来，他的理论又经过了几期发展， 在每一期中， 乔姆斯基都对语义的看法有较大调整，直到最后， 他无能为力地说， 语法研究只能解决三类与逻辑有关的语义， 即词项意义、 主体关系、 照应关系。 乔姆斯基对语义的态度反映了语言学界对语义问题的关注及语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下面就从 TG 理论的发展阶段来看语义在其中的地位： 一、 语义在 TG 理论中的地位 1、 经典模式缺乏语义 《句法结构》 一书确立了 TG 理论的基本框架， 也奠定了 TG 的理论基础。模式主要有短语结构规则、 转换规则和形态音位规则构成。 短语结构规则生成句子的基础结构， 而转换规则把基础结构转化为表层结构， 再用语素音位规则进行语音处理， 从而变成正常的可以说的句子。 在这里， 乔姆斯基只注重了句子的语法结构， 各个层次都遵循了语法的规则， 丝毫没有顾及到语义问题。 按照这样的模式生成的都是符合语法的句子， 但忽视语义使得这一模式闹出了许多笑话， 出现了如无色的绿色的思想在疯狂的睡觉等类似的不合逻辑的句子。很快， 批评之声四起， 像这样不顾语义的语法规则生成的句子有什么意义， 如果不把语义考虑在内， 那么 TG 理论将最终失去其意义与价值。 乔姆斯基深刻反省了自己， 虚心接受了正确的批评意见， 提出了补救经典模式的修改方案——标准理论。 2、 标准理论将语义放在深层结构里1965 年， 乔姆斯基出版《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 一书， 回答了许多人们提出的有关经典理论的重大问题。 其中 J kats 和 postal 提出， 语义解释规则所需要的全部信息都由句法部分的深层结构提供， 转换不影响意义。 乔姆斯基将这些有益的意见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中来， 重新修改了经典模式： 由范畴规则、 次范畴规则、 词库构成基础部分， 基础部分组成深层结构， 深层结构通过转换规则转换成表层结构， 再输入语素音位规则生成可读的句子， 同时将语义部分和语义解释与深层结构相照应， 这里区分深层结构和语义解释两个层次， 深层结构经过语义规则变成语义解释。 表层结构只是改变了深层结构的形式， 不影响语义。 通过以上程序生成的句子既合语法又合语义。 然而， 标准理论模式仍然是以句法为基础的， 语义部分只是解释性的， 而有些深层结构语义部分无法解释。 又有语言学家提出， 许多语义现象必须放在表层结构层次上加以解释， 转换同样影响意义， 如否定问题就是一例， 否定词在表层结构的不同位置会影响否定的范围。如焦点和预设， 表层结构里， 焦点一换， 预设就变了。 再如副词在表层结构里的位置也会影响意义。 针对深层结构的语义解释， 乔姆斯基的学生菲尔墨创立了格语法。 格语法认为， 动词对一个句子的语义结构起决定作用， 同时需要另一些成分如名词短语相配合， 动词所要求的这些语义成分就叫做“格”， 动词与名词短语之间的各种格关系才是深层结构， 格关系体现了成分的现实关系， 因而更具有普遍性。 菲尔墨提出了一个比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更深的结构——格关系。 面对 以上合理的意见和建议， 乔姆斯基又修改了标准理论， 进入了他的第三理论模式——扩充式标准理论模式时期。 3、 扩充式标准理论将语义放在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里1972 年， 乔姆斯基发表《深层结构、 表层结构和语义解释》 一文， 将语义表达的一部分移到了表层结构里。 语义由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共同决定。 在该模式的词汇部分包括了词汇入构项和多余规则。 词汇入构项包括了该词的一切特殊情况， 如语音、 形态、 语义、 语法等特点， 语义情况主要讲主题关系。 并提出了踪迹理论（trace theory） ， 踪迹是表层结构中语音上是零位的心理表达， 常用 t来表示。还提出了与语义解释有密切关系的格确定原则。踪迹理论和格关系结合，表层结构里的成分承其踪迹所分派的格。 另外， 逻辑式也被附在表层结构的语义规则下面， 逻辑式是自然语言的语义解释， 语义信息要通过逻辑形式表达出来，包括词汇的指称意义， 语法意义， 主题意义， 共指意义， 照应意义。 在逻辑式的下面还有意义、 使用理论（语用学）， 然后才出现语义解释。 从这里不难看到， TG 理论已经背上了太多的语义问题， 简直有点不堪重负， 乔姆斯基甚至有把全部的精力用于对语义研究的倾向。 不过， 乔姆斯基还是坚持了最初了立场，认为句法具有生成性， 语义是解释性的， 句子成分之间的基本关系还是包括在深层结构中， 强调句法决定语义。 然而， 语义问题依然毫不妥协地“威胁” 着 TG理论， 促使它对语义作出进一步的调整， 因为任何转换都将改变意义。 面对语义的强大压力， 乔姆斯基迅速过渡到了他的下一个理论模式——修正的扩充式标准理论时期。4、 修正的扩充式标准理论将语义解释全部放在表层结构里 1977 年， 乔姆斯基出版论文集《关于形式和解释的论文集》， 对扩充式标准理论进行进一步的修正， 把句子的语义解释全部放在了表层结构里。 鉴于扩充式标准理论时期语义问题的过分沉重， 在这一时期， 乔姆斯基明确地提出， 对语义的全面理解涉及庞大的认知系统， 他要研究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 称为句子语法。在“语法” 前加上“句子”， 为了强调他不处理比句子更大的话语问题。他将语义分为逻辑式结构和语义子系统。 他认为语法研究只能解决三类与逻辑有关的语义问题： 一、 施事、 受事、 目标、 工具等语义关系； 二、 代词的所指等照应关系； 三、 量词的辖域。 这样深层结构、 含有踪迹的表层结构和逻辑式结构就 构成了 TG 理论的研究对象——句子语法系统， 至于同义、 反义、 歧义等语义特点和语义关系都属于其他认知系统的语义子系统， 不在 TG 理论的研究范围内。乔姆斯基对语义问题重视之极走向了反面， 选择了对语义放手， 能抓着多少是多少。二、 语义在 TG 理论中的地位变化对语言学研究的意义 乔姆斯基在 TG 理论中对语义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变化， 从经典模式的缺乏语义， 到标准理论的在深层结构中附上语义， 到扩充式标准理论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里兼有语义， 再到修正的扩充式标准理论中将语义全部放在表层结构里， 并把语义限制在逻辑结构范围内。 乔姆斯基对语义的态度反映 20 世纪后半期整个语言学界对语义的关注和重视。 通过对 TG 理论的反思， 语言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语义的问题， 同时又创立了新的学派， 如格语法、 生成语义学、切夫语法等， 一步步推动着 TG 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虽然， 乔姆斯基最终坚持了他当初的“普遍语法” 立场， 依然想通过研究“普遍语法” 来揭示语言习得机制，进而揭示人类大脑的本质， 但他不得不把语义逻辑式纳入研究中来， 而且从他在语义问题的困扰下极力挣扎中， 似乎感到了语义对语言研究的巨大威力。 乔姆斯基最终的选择一方面表明他不愿意放弃自己苦心经营的 TG 理论总框架而另起炉灶， 另一方面更表明语义问题是语法研究包括整个语言研究不能忽略的问题， 而语义本身又非常复杂， 需要专门进行研究， 同时更需要多角度地寻求更有效的手段去研究。 对 TG 理论中语义问题的热烈讨论， 是语言学界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如今的语言学界在将语法与语义结合起来研究上已经达成了共识， 几乎没有人单纯地研究语法而完全不顾语义。 语法与语义研究的结合， 不但使语言研究具有了理论价值， 而且使语言研究具有了更大的实践意义。 尤其在中文信息处理和对外汉语教学中， 语法和语义是须臾不可离的， 任何将两者割裂开来的做法都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任何轻视其中之一的工作人员都将很难胜任其职。汉语是意合型语言，语法结构和语法形式相对简单， 掌握它们并不是一件难事， 但掌握了语法并不代表就懂了汉语， 那隐含在语法形式背后的扑朔迷离的语义才是打开汉语世界的真正钥匙。在汉语的研究中， 早在 80 年代初， 胡裕树就提出了三个平面的语法研究， 将语法、 语义、 语用三者结合起来来研究汉语， 事实证明， 三者的结合给汉 语研究带来了新局面。 如今中文信息处理不断取得进展， 对外汉语教学在国内外开展得如火如荼， 这在一定程度上得归公于汉语研究的深入。 综上所述， 乔姆斯基对语义态度的变化， 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最终在自己的 TG 理论中吸收了一部分语义问题， 更在于他把整个语言学界的目光引到了语义问题上， 促使更多的语言学家去思考语义问题， 并进而带动了语义研究的发展和突破。 对语义的研究如今已成了语言研究的热点。 语义和语法的结合也成了越来越多人的研究方向。 语义研究由当初的星星之火终成今日的燎原之势。 
训诂学性质研究述评内容摘要：训诂学是汉文古籍释读术，它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释读汉文古籍均从词句入手，最终目的是弄懂文本的旨意。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语文学的一个部门，是综合性学科，不等于语义学、词义学。训诂学不属于语言学、语文学之范畴。训诂学不等于语文学加语用学。尘封已久的训诂学自本世纪80年代复兴以来，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论著纷纷发表。这门几成绝学的古老学科已经走出了曾经鲜为人知而备受冷落的窘境，又生机勃勃地立于当代中国之学林。举凡涉猎中国古代文化的学人，均不同程度地向训诂学界投以关注、期待的目光。10余年的训诂学研究，有对前人成果的整理爬梳，有前贤未及的新领域的开辟，也有为传统学术现代化所做的努力。可以说成绩显著，功不可没。然而对于本学科的性质这个最根本的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却一直很少有专门深入的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尽管如此，这毕竟是研究训诂学难以回避的问题，不少学者也曾粗略地描述过它在科学坐标系上的位置。这些论述散见于训诂学概论一类的著作。本文就常见的有关著述，对训诂学性质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并加以评说。列举各种说法时以论著出版或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笔者所见，专门探讨训诂学性质的论文仅有1篇，论及训诂学性质的著作有10余种。归纳诸家的论述，大体可得4种观点。1、训诂学即语义学｜词义学周大璞《训诂学要略》：“训诂学研究语义。训诂学也就是语义学。”（湖北出版社，1980年，1页）吴孟复《训诂通论》：“训诂学就是研究语义的。”“我国传统的训诂学与语义学相当。”（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1页，16页）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它（指训诂学，作者）实际上就是古汉语词汇学。”“训诂学就是科学的汉语词义学的前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5页）齐佩róng＠①《训诂学概论》：“‘训诂学’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文字的意义的一种专门学术。”“训诂学也可以叫做‘古语义学’。”（中华书局，1984年，1页）西学东渐以后，各种西方学术思潮猛烈地撞击着自成体系的国学。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有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学科的地位、价值，力图在现代科学体系中找到其对应的位置。一分为三的传统“小学”音韵之学与科学语音学衔接，形体之学同科学汉字学相承，对于训诂学，自然就有人将其和现代语义学认同。这种认同用心之良苦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无庸讳言，这确实是一种简单的比附。语义学（ scmantics）是西方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们共同营造出来的一门跨学科的学问。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有哲学语义学和语言语义学之分。不仅哲学语义学与训诂学大相径庭，就是语言语义学也与训诂学难以相当。1．1研究对象不同“语义学是一门研究意义、特别是语言意义的学科。”〔①〕这就是说，语义学的直接研究对象是各级语言或言语单位。其目的在于揭示语言或言语单位特别是词和句的意义，重在探明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的关系，从而指导人们的言语活动。而训诂学的直接研究对象当是训诂。任何一门人文科学都是先有了某种人类文化现象，然后才有相应的学科出现，而且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必定是那一相应的人文现象。正如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训诂学的研究对象也无疑是训诂。训诂是解释疏通古汉语言语作品，训诂学就是要通过对训诂材料、训诂活动的探讨，把握训诂的实质，揭示训诂规律，总结训诂方法，其目的在于指导古籍的释读。持训诂学即语义学或词义学之说的学者们混淆了训诂与训诂学的畛域，因而将训诂学与语义学等量齐观。训诂是一种活动，将其结果诉讼文字即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训诂材料，如随文释义的注疏和《尔雅》等训诂专书。它们的直接对象是汉文古籍中的语词，只指出某语词作如何解，而并不追究为什么要作如是解。这与语义学有较多交叉之处。训诂学则是对训诂材料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如许慎的《说文解字》和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章太炎的《文始》等。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某语词为何作如是解的规律，都不同程度地使训诂材料理论化了。人们从中可以领悟到汉文古籍释读的方法。由此可见，训诂学与语义学对象既异，任务有别。此外，语义学研究的是活在人们口头上的词和句的意义，而训诂学探究的则是如何理解和解释古代文献的意义。这就又有了历时的差异。1．2涉及范围有异迄至今天的语义学，无论是哪个学派的，研究范围尚未超出词和句的意义，而训诂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以释词解句为核心内容的训诂，但训诂却不仅仅是释词和解句。训诂资料表明：除释词解句外，训诂尚需辨析古书异例，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可谓集大成之作。亦可指明篇旨段意，赵歧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句》即是。也有主要探究出典的，如李善的《文选注》。此外还兼及校勘，王念孙《读书杂志》和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中颇多精辟的理校。这些都是汉文古籍释读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自然就成为训诂学涉猎的范围。史籍训诂中则更有对史实的考核补订，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等。而裴松之注《三国志》，列举魏晋人著作达二百余种，文字总数超出正文三倍，对史实多有补充和辨正。上述几个方面，是到目前为止的任何一家语义学也未曾涉及的。统览训诂书籍，我们可以发现，除释词解句是训诂家共同关注的核心外，随训诂文本的性质不同，训诂内容亦各有侧重。经籍训诂多兼阐发义理，名籍训诂多并考订史实。训诂学与语义学研究对象有别，涉及范围既异，则不能认为是同质的学科。当然我们并不排斥语义学研究成果如义素分析、语义场理论等作为训诂学的“他山之石”而被吸收借鉴。2、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语文学的一个部门，是综合性学科，不等于语义学｜词义学陆宗达《训诂简论》：“训诂学曾经一度是文献语言学的总称，……训诂学绝不简单地等于语义学，它其实包括了古代汉语研究的各方面的内容。”（北京出版社，1980年，168页）殷孟伦《训诂学的回顾与前瞻》：“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部门，它是以语义为核心，用语言解释语言而正确地理解语言、运用语言的科学。因此它是兼有解释、翻译（对应）和关涉到各方面知识的综合性科学。”“应该注意的是，训诂学虽然以语义以为核心，但并不限于语义的范围。因此，训诂学并不等同于西方的语义学。”（载《文史哲》1982年3期）张永言《训诂学简论》：“按照近代科学系统来说，训诂学可以说是语言学（ philology）的一个部门，是主要从语文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的一门学科。它跟语文学的各个部门（如文字学、校勘学）和语言学（linguistics ）的各个分科（如词汇学、音韵学、语法学、修辞学）以及其他一些人文科学（如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都有密切的联系；它需要综合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来达到自己的研究目的。”（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20页）许嘉璐《训诂学的性质及其它》：“现代意义上的训诂学所研究的是自尔以前的训诂实践和古人对这种实践所做的并不系统完整的论述。这就决定了它是一门应用的、综合的、总结式的学科。”“如果一定要跟西方语言学中的学科比附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训诂学近于语文学加语用学，却离词义学更远。”（载《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增刊·古汉语专辑）许威汉《训诂学导论》：“训诂学既是传统的汉语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文字学、声韵学、语义学、历史语法学、文言修辞学及校勘学等的综合运用。它和词义学有密切的联系，而不等于词义学。……由此看来，我们应该认识到训诂学是这样的一门学科：它是以古代文献的训诂为研究对象，以语义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一门独立学科，是语言学里具有综合性和实用性特征的技术科学（参照白兆麟的一些见解）。”（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13页）按，白兆麟的见解可参见其《简明训诂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4年）以上诸家在表述上虽有差异，但其核心意思是一致的，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或语文学的一个部门，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他们都敏锐地指出了训诂学非语义学或词义学，同时不同程度地说明了其综合性。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然而这种貌似稳妥的界说其实并没有揭示出训诂学的性质，而是仅仅明确地指出了其属概念，并且说明了训诂学与诸多学科的联系。训诂学的特质究竟是什么，他们并未高度地概括出来。既使是以语言学或语文学为其属概念，其可商榷之处亦颇多。2．1训诂学不属于语言学｜语文学之范畴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语言学（linguistics ）和语文学（philolgy）均系舶来品，并非传统国学里固有的学科名称。将土生土长的训诂学硬放在西洋学术语言学或语文学的框架里，找它的位置，自然难免乖舛之处，因为这是两种迥异的文化背景下生长出来的学术之树，大体比照还可以，具体对应却很难。界定某一学科的性质，关键在于找出其种差。这就是说必须是精细的、周密的，大体比照是无济于事的。如果单凭后人对训诂二字的理解来界定训诂学的性质，说它属于语言学或语文学均无不可，因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训诂即顺释古代的书面语言。但是在训诂活动方兴未久时，顺释疏通的就不止是古语古言了。只要我们能尊重训诂事实，对逸出训诂二字的涵义所圈定范围的归纳篇旨段意、审核异文、分析构字理据、校勘古籍讹误、考订史实真伪等不要视而不见，就不得不承认这些均非现代语言学或传统语文学所能涵盖的内容。〔②〕清儒戴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完全是阐发哲学思想的，与语言学或语文学的距离更远了，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它不是训诂书籍。这足以说明把训诂学放到语言学或语文学里是不合适的，犹如拿着柳树的枝在场树的干上寻觅它固有的位置。当然我们并不反对传统国学与现代科学嫁接，更不反对训诂学吸收现代语言学或别的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因为训诂学自它产生之日起就是开放型的综合学科，只要是对汉文古籍释读有用的学术，理所应当为训诂学所容纳吸收。2．2训诂学不等于语文学加语用学训诂学里的非语言因素，如前所述，自然不能以语文学来范围，因而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文学。语用学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是30年代末由美国哲学家查尔斯·莫里斯在他的《符号理论基础》一书中首先使用的，1977年荷兰正式出版发行了《语用学杂志》，从此，语用学便成了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语用学（pragmatics），即语言实用学，是语言学的一个新领域，它研究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特别是研究在不同的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③〕其主要对象是句子，研究句子在特定情境中的特定用义。我们只能说语用学与随文释义的训诂在某些方面确有共同的旨趣，而且其研究成果如前提理论、交际中的文化因素等可以，也应当为训诂学所吸收。但训诂学并不能与语文学加语用学契合无间。因此，许嘉璐先生虽然为传统训诂学的现代化指出了一条新的途径，但这个勉强的比附却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够允惬的。古汉语书面语言确是训诂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训诂学的研究内容却不止古汉语书面语言，而且不是其直接对象。其直接对象是训诂。因为训诂是对文本的解释，训诂学是研究如何解释文本的。文本的载体是记录语言的文字，解释当然要先从语言文字入手，但仅仅就语言文字论语言文字，对于一些比较专门的文本则难免捉襟见肘。如解经必有古代哲学知识，释史必有史学功底，解释有关于天文历法的文本，则不可没有天文历法知识。说训诂学不是语言学或语文学，并没有使训诂学降格贬值，实际上正是体现了汉民族文化在某一领域的特征。当然我们也不想妄自尊大，无端地抬高其地位。只是想实事求是地认识把握其特质，以期扬长避短，进而取长补短，使传统学术现代化。3．训诂学即阐释学申小龙《训诂：中国文化阐释的前沿—一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中的训诂学思想》：“张世禄明确指出，中国训诂学的性质，与其说它是字义学，不如说它是解释学。中国训诂学并非纯粹的字义理论，而是大部分偏于实用的研究，是读者识字或辨认词语的一种工具之学。它与语义学是异质的。”（载《读书》1988年2期）笔者手头没有张世禄先生的原著，凭申小龙博士的书评看，张先生对训诂学性质的界定确实别出心裁。这是他在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言学中浸润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独特领悟。虽然训诂学尚不能与西方阐释学相提并论，但毕竟为我们科学地把握训诂学的性质拓宽了思路。阐释学（hermeneutics）又名解释学、诠释学或释义学，“可以宽泛地定义为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④〕“在当代社会，释义学主要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哲学、艺术和语言哲学、文化哲学及文艺批评理论出现的。”〔⑤〕它是哲学，也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把训诂学视为阐释学，其合理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训诂学就是研究如何解释古代文本的。然而中国的训诂学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具备哲学和一般方法论的形态，所以不如换一个说法更为妥贴。训诂学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树上枝桠，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性特证，而西方科学虽然呈渐趋综合之势，但现有的学科绝大多数还是科学分工日益精细的产物。将两种文化背景迥异，思维走向完全不同的科学体系中的某些学科做简单的比照，势必出现方枘圆凿的情形。4、训诂学是研究正确解释语言的学科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81页）洪诚《训诂学》：“训诂的任务是解释语言。训诂学是研究怎样正确地理解语言、解释语言，也就是讲清楚怎样注释的道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4页）郭在贻《训诂学》：“质言之，训诂只是感性的，个别分析的，训诂学则提高为理性的，综合整理的，它能使许多零碎的训诂知识带上条理性和系统性。”接着引黄侃、齐佩róng＠①说以证之，然后在系统性之外，又提出了独创性和实用性。（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3—4页）上引诸说除黄侃说的笼统，郭在贻说的含糊外，洪诚说的最为明白剀切。他先从训诂说起，自然地引出训诂学是研究如何正确地理解语言和解释语言的结论。这一结论近是。训诂的本质是对文本的解释，这就决定了训诂学只能是研究如何解释文本。只是将解释的范围限定为语言，则又拘泥于训诂二字的含义了。如果无视在训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训诂资料中的非语言因素，强以训诂二字的涵义来范围训诂学，则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一门学科的名称在当初大约是可以顾名思义的，但其后来的发展情况是谁也始料不及的。那么后人在界定某一学科的性质时则只能根据这一学科后来的实际情况判别，否则便是不尊重客观事实。我们认为训诂学是汉文古籍释读术，它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举凡汉文古籍释读中遇到的问题都是训诂学无法回避的。清代著名训诂大师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可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这是说释读汉文古籍当从词句入手，然后才能了解圣贤的思想。虽然戴氏所言仅提及解经，但这正是训诂之事。我们何尝不能推衍开去：释读汉文古籍均由词句入手，最终目的是弄懂文本的意旨。《尚书》艰涩难懂是因为语言古奥，而《易经》玄幽难明却恐怕主要在于易理包罗万象。因而《易经》训诂就不能只是释词解句，注《山海经》必得古代地理知识撑持，释《黄帝内经》须有医学知识佐助。否则有注几于无注。事实上中国古代训诂大家极少纯汉语研究者，许慎“五经无双”，郑云是遍注群经的经学大师，扬雄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这说明没有鸿富的知识，只研究汉语是不能成为训诂大师的。一个训诂大师同时必定是一个汉语学家，而一个汉语学家则未必就是训诂大师。注释：①见毛茂臣《语义学：跨学科的学问》，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第1页。②参见RRK哈特曼，FC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译本，1981年版，200—201页、256页。③见何自然《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④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一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引言》第1页。⑤同④第3页。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王加容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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