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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答案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深化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归根到底，就是调整一切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新体制。要实现深层次改革应有的成效，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合理界定职能，正确处理党、政、群、企之间的关系（(）克服农村基层党组织长期存在行政化的倾向。发端于革命战争年代、建立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长期习惯于“一元化”的集中管理方式，大包大揽农村行政性事务，由此造成党、政、群、企不分，产生了行政化倾向。这不利于乡镇政府依法行使管理农村社会经济工作的行政职能，限制了市场中介组织自由发展壮大，从而使广大农民缺乏对市场信息变化的独立判断和自主选择。（%）克服乡镇政府行政权力弱化的倾向。长期以来，党组织对农村基层政权和执法机关干预过多，而“条块”分割又肢解了乡镇政府行政的职能，形成责任大、权力小、部门工作难协调的被动局面。（)）克服市场中介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准行政化的倾向。目前乡镇的“七所八站”仍以准行政组织的身份出现，经常干扰农村社区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村民自治组织又受到乡镇党、政、群团组织和其他社会经济组织等“外部性”因素制约，实际上也无法开展经常性的群众工作。（’）克服农村社区群众性组织松散化的倾向。新时期农村出现的民间公益性组织和群体性自治组织，一直处于一种自生自灭、放任自流、自由发展的状态，甚至呈现出迅速蔓延的趋势。这对于长久地保持农村社会秩序稳定构成威胁。因此，今后应当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带领和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同时要注意处理好乡镇党、政、群各种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目前乡镇党政关系的现状，大体上分为’种类型：第一种情况是党政机构分设，人员分离，职责明确，关系比较协调。第二种情况是党政机构虽已分设，职能划分也比较明确，但在实际工作中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之间仍存在着这样的和那样的矛盾冲突。第三种情况是乡镇党委包揽一切事务，事无巨细都由党委书记一揽子安排布置，而乡镇政府不能独立履行其职能。第四种情况是乡镇党委书记与乡镇长之间工作关系不协调，存在问题较多的乡镇还很普遍。因此要继续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转变职能，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建立健全行政监督机制，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此外还要着手解决乡镇各职能部门党组织逐渐脱离乡镇党委统一领导的问题。改革方向和具体措施是，下放“七所八站”的垂直领导权限，实行由乡镇党政组织统一领导和管理，以保持乡镇方方面面工作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实行村民自治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善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方法。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扩大农村基层民主，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充分发挥乡（镇）、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而农村基层党组织对村民自治组织的领导是政治思想上的领导和在重大问题、重要环节上的领导，决不能超越《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去搞包办代替，更不能低估了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去搞行政干预。（%）抓住两个关键环节，严格依法办事。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村级，主要任务是推行村民自治，鼓励和支持农民积极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一个是乡镇，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和完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直接选举制度。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要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严格依法行事。（)）正确地处理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工作关系，妥善解决乡镇党、政、群组织和各种市场中介组织以及其他各类组织之间的关系。（’）打破村际间的地域界限和户籍管制，以一定人口规模的农业经营实体和各种社会中介组织为单位，组建新型的经济联合体或村民自治组织，以增强农民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内部的亲和力。)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乡镇行政管理新体制（(）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逐步实现规范化管理。（%）坚持“小政府、大服务”的改革方向，实行乡镇“七所八站”由当地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和具体管理的新体制。县级业务主管部门只负责业务指导和专业培训，而不直接管理下属单位的人权、财权、事权、物权等。（)）让从事经营性的乡镇站所完全脱离行政管理体系和财政供养方式，使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独立地运行。（’）按照职能分设、机构独立、因岗定员、精简高效的原则，彻底改革乡镇“七所八站”旧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决不能再留下尾巴。（*）积极地培育农村社区性市场中介服务组织，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大力调整合并乡镇，科学规划中心建制镇，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目前，我国乡镇有党、政、人大组织、群团组织、司法组织、市场监管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各种大大小小的组织机构和组织体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扩张性组织网络。这既增加地方的财政负担和农民负担，又（上接()页）造成农村社区管理秩序极度的混乱。必须打破原有的乡镇行政建制辖区，按照经济节约、布局合理、资源集中配置的原则，科学规划中心小城镇，坚决撤消掉不合理的乡镇设置。（%）农村人民公社解体后，原来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虽然改变了名称，但其行政辖区的管理制度基本上仍维持原状。多数的乡镇政府机关仍习惯于向村民委员会和村民组发号施令，硬性分配指标，并责令村、组干部限按期完成任务，因此应当尽快取消村、组两级“准行政”的建制。今后村民组一级不再单独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原有的债权、债务由现有人口占有、使用、继承、处置。（*）调整合并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优化配置教育资源，节约使用极其有限的农村办学经费。要结合农村人口居住分散的特点，打破县、乡（镇）、村行政区划界限，实行规模办学与边远山区办教学点授课相结合的新管理模式。农村中小学调整合并后，师资力量由县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调配，办学经费纳入县级财政年度预算，实行统一的集中管理。对于不再保留的农村中小学原有集体资产，由县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统一评估拍卖，回收资金缴入县级财政金库，专项用于改善农村中小学教学设施；被保留下来的农村中小学原有的全部资产，一律由县级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监管。+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彻底消除城乡分割的户籍壁垒中国历史上一直实行地籍———户籍———赋税三位一体的传统管理方式，其目的在于强化中央集权统治，以维持农村社会秩序稳定。而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最后一笔遗产”，成为阻碍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当务之急是，借鉴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出我国对特大城市人口总量规模控制与人口结构调整相结合的新的户籍管理法律制度。全部放开省会城市（特大都市除外）人为的户籍管制，城乡人口按居住地统一管理。 
行政管理论文-农村税改设计的缺陷和出路 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放松以至彻底解除各种不合理的管制政策 正在全国20个省区轰轰烈烈地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甚至被称为继土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中国当代农村的第三次革命”。 此次 税改的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两点：第一，通过取消三提五统、各种杂费，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义务工，建立以税率提高的农业税以及农业税附加为主体的农村税制，即所谓“费改税”；第二，通过中央和各级政府配套财政转移支付填补地方财政缺口。 从目前的初步信息来看，由于改革力度大，试点地区的农民负担平均水平有明显降低，但新税制推行不久就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包括税负不均、局部地区财政困难、行政运作难以为继和转移支付缺口较大等等。 农村税改推行不久，就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可能意味着目前的改革在设计上存在一些根本性的缺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农民负担问题的本质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从我们最近进行的跨省区大范围的实证研究来看，农民负担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并不在于农民税费负担的平均水平增加过快，而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农村税率的累退性增加，即在农村地区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情况下，传统农村税制没有进行相应调整，从而使农村内部不同收入组人群税负不均等，特别是收入较低的地区和人群承受了较高的税费比例。 其次，农民负担问题未必在于负担绝对水平的高低，而在于农税收入没有主要用于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因此无法提高农村生产力、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反，农税收入主要用于执行上面各级政府的各类管制任务，比如粮食收购和计划生育等。一方面，这些管制任务本身可能就会扭曲资源配置，并带来低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各级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管制政策在基层具体执行的成本无法精确测算，下级政府可能会以执行中央任务的名义同上级政府讨价还价，并要求扩充编制和增加预算，从而导致税费增加有所谓“搭车收费”的性质。中央每加一分税，到了农民的头上往往就变成了十分；地方政府借口执行中央的政策层层加码，农民负担就日益加重了。目前农村税费改革遇到一些问题，以及历朝历代的税费改革之所以存在所谓“黄宗羲怪圈”，其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但根本症结就在于此。 目前推行的新农税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新的税制设计主要把农民负担问题看成是一个降低平均税负水平的问题，没有充分考虑、甚至是忽视了构成农负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民负担的累退性越来越强，从而在新农税设计中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这有可能恶化农民负担的累退性。 农村新税制在取消各种收费的同时，提高了农业税税率，但收入较低者在收入结构方面以农业收入为主，因此这部分农户更容易受新税制提高农业税率的负面影响，不仅无法减少累退性，甚至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换句话说，即使农民平均负担由于取消各种收费而减少，最低或较低收入者的负担也未必减少，而减少这部分人群的税负水平恰恰应该是农税改革的基本目标。从目前情况来看，那些收入比较高的人群，税改后税负的降低对其收入水平影响并不大，即使是税改前较高的税费水平，他们也能承受。但税改却使地方财政吃紧，并增加了上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压力。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有更多地落到应该接受补贴的收入较低者手中，这恰恰是税制设计和转移支付机制安排应该避免的问题。 第二，当前的税改在农业税税率的具体确定和征收办法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相对统一的农业税税率忽视了根据纳税能力征税的基本原则。在一些工商业比较发达、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非农业税源的农村，原来就没有太多地方性收费，提高农业税率反而可能增加了农业和农民的税负水平。而即使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农业税税率在不同区位也未必要划一，比如一些城市郊区，人均土地面积比较少，但级差地租比较高，如果按照农业税计税土地以耕地面积为计税依据（农业税常常以过去几年的粮食作物平均产量核定），就必然导致税收降低过多，从而扩大了地方财政缺口。 第三，形式上，目前的农村税改希望通过建立新体制的办法来减少农民负担，但似乎并没有充分考虑基层财政的可持续性，所以，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转移支付方面的制度性和常规化安排。因此，最终可能仍然摆脱不了利用行政性措施来强行实施的办法。如果地方财政出现巨大压力，而上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又无法完全补足，那么上级政府要么背离原先不再收费的承诺，要么就不得不采取强制性行政措施，要求地方必须在不增加税费的前提下自行克服财政困难，而地方政府为了正常运转的需要，加上可能被已经存在的遗留债务问题捆住手脚，往往很难做到这一点。 第四，新税制改革忽视了上级政府管制的实施在农村税费问题上的关键作用。实施上级政府的各种管制构成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但在不同级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上级政府永远不可能真正弄清执行这些管制到底需要多少经费和人员，也就不可能建立责、权、利明晰的制度化转移支付安排。地方政府总是有各种理由要求扩大转移支付。事实上，这一问题在农税改革刚刚开始后不久就已初露端倪，很多地方政府并不是努力去削减地方行政开支、裁减冗余人员，而是以各种理由去千方百计争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这是上级政府要通过下级政府实施管制，但又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必然结果。由此看来，放松和解除不必要的管制构成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乃至建构可持续农村新税制的关键环节。 农村税改设计的缺陷和出路 第五，现有税改强调了减少税负的绝对水平，却没有充分考虑建立健全地方公共财政体系，并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建立充足、高效的融资渠道。在放松和解除上级政府管制后，基层政府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包括基础设施、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教育等方向来。有效的公共品供给能够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生产力，并最终有利于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合理利用财政支出的前提下，税负绝对水平的提高可能会伴随税负相对（于收入）水平的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纯强调减少农民税费的政策可能具有片面性。 总之，农村税费问题，乃至整个“三农”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依靠一两项改革措施，而是需要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推进。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放松以至彻底解除各种不合理的管制政策。但“放松管制”也绝非一个简单的问题。政府管制本身包括了很多内容，且其贯彻实施涉及政府组织结构、财政收支体制、地方公共品供给机制以及行业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的关系，甚至和意识形态问题挂钩。每一个环节配合不当均可能使改革前功尽弃。农民的税收负担如何减低、税收的累退特性如何扭转等问题必须结合当前农村经济的整体形势和结构性特点来分析，不能就事论事，更不能将改革的目光单纯地局限在税收体制之内。 进一步说，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速生产要素的流转，改善产业结构，提高农民的收入和消费状况，提高就业水平和工业化、城镇化速度。税费改革必须结合这个背景展开，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具体的改革措施应当以取消“不合理管制政策”为核心，切实提高农民真实收入，并充分考虑到目前乡村财政的困境和民主制度建设的长期性，同时需要相关制度安排进行配合。在这个长期过程中，必须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不能一味依靠行政机制的干预。中央政府既要放弃“出政策，不出钱”的行为模式，又不能在农村问题上一言不发。 税费改革既要满足宏观经济调整的需要，又要结合对基层政府的组织结构改革；既要进一步明确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权责关系，又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对推进改革的积极性。 脱离地方政府利益的改革措施将无法推行，甚至将面对基层政府的抵制。■
1/2/5/6 都是比较简单的选题，其他几个就需要费些功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