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夐绝古今的精神宇宙，宛若国画留白般无限延展。繁芜莫测的渊薮变得清淳明晰，失落无欢的情愫又化作缱绻忘我。而这份欲觅无踪的潜移默化竟在泛黄旧纸上俯拾即是。 我尊重其作品古典化而独具理想倾向之人。所以我尊重川端康成 
浅谈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认识 我们中华民族有浩浩五千年文明史，各种文学作品浩如繁星，文学形式丰富多采，如果按时期分，大致可分为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金散曲，明清小说。现在我试着对以上各种文体作一个粗略的介绍，因为水平有限，不道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教。 [一]楚辞 楚辞是继《诗经》以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西汉刘向编辑，通行本一共十七篇。全书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他作品也都承袭屈原作品的形式。因为运用楚地的文学形式、方言声韵、风情物产等，故名“楚辞”。《楚辞》语言优美，想象丰富，是在民间文学艺术基础上出现的新形式。称“楚辞体”，又称“骚体”，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 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人物，相传这种文体就是这位楚国大夫所创，他的作品富有浓郁的楚文化，其想象奇特，词句华美，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他的名作：《离骚》、《九歌》、《九章》等，对后世的作家有着深厚的影响。其作品中的众多名句，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至今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求知者。“楚辞这个名词可以作三层解释。首先，这是一本书的书名；其次，这本书所包涵的作品都属同一种文学体裁，而这种体裁就叫“楚辞”；最后，这种文学体裁是从楚国发展出来的，所以才叫“楚辞”。下面我们按着相反的顺序来说明上面所提的三点。 （1）“楚辞”是从楚国发展出来的------楚国是战国时代的七雄之一，地处南方。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在文化上，一向和北方的国家大有不同。楚国有它独特的宗教祭典，在祭典中使用了极其特殊的仪式。这仪式中包涵了一连串的祭歌。这祭歌，原来可能是主持祭祀的巫者在长期的积累下慢慢编成的；至少我们可以说，这是楚国民族共有的文化成品。后来，有些比较富有文学天才的楚国人（可能大部分是贵族），觉得这些民间祭歌很有意思，于是先是加以修改，改成更有文学气息的文字。然后，就用这些祭歌的形式和表现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种风气慢慢流传开来，就这样形成了“楚辞”这种文学体裁。从民间祭歌到文人手中的楚辞，这中间不知经历多少时间，不知有多少文人贡献了他们的心血。但是我们知道，在战国的最末期（大约半世纪的时间），楚国产生了一批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文士”，这种文士就用这种正在成长的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慨与不平。甚至很可能，把楚辞从民间祭歌发展成特殊的文学体裁，其实就是他们所作的工作。不管怎么说，在楚辞的发展过程中，他们贡献了最大的心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之中，最有名气的人物，也可能是这个时代最早的一个，就是屈原。也可能，在所有当时不得意的文士中，他的遭遇最惨（最后投江自杀），而在完成楚辞这种体裁的过程中，他的成就与贡献也最大。因此，他也成为这群人中最著名的人物。除了他之外，其他比较著名的还有宋玉、景差、唐勒等，都是屈原的后辈，时代要稍晚一些。 （2）“楚辞”正式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在战国末期屈原、宋玉的时代，楚辞虽然在楚国慢慢流行起来，但也只限楚国一地。而且，当时恐怕还没有“楚辞”这个名称。这个正式的名字是在西汉初年形成的。西汉初年，也有一些具有文学天才的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于是他们因遭遇相同，不免大为同情屈原。他们读屈原的作品，模仿屈原的作品，宣传屈原的作品。于是，屈原和楚辞这两个名字就大大流传开来。这个时候的“楚辞”才完完全全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在全国流传起来。 （3）“楚辞”本书的编成------从西汉文帝、景帝时代，楚辞渐渐成名。到了西汉中叶，有一个大学问家叫刘向的，他奉命整理朝廷的图书。于是他把传说中属于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西汉文人的模仿之作“包括他自己的”，编成了一本书，冠于“楚辞”的名字，这就是楚辞这本书了。但是，刘向所编集的这本书的原始面貌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楚辞，是东汉中叶一个学者叫王逸的所编的注解本。这本书叫“楚辞章句”，意思是逐章逐句的解释楚辞。除了加入一篇王逸自己的作品以外，这本书所收的篇章可能大致和刘向的本子一样，只是次序有点调动罢了。 王逸的“楚辞章句”所收篇目按原顺序如下：离骚经第一 屈原；九歌第二 屈原；天问第三 屈原；九章第四 屈原；远游第五 屈原；卜居第六 屈原；渔父第七 屈原；九辩第八 宋玉；招魂第九 宋玉；大招第十 屈原或言景差；惜誓第十一 不知作者或言贾谊；招隐士第十二 淮南小山；七谏第十三 东方朔；哀时命第十四 严忌；九怀第十五 王褒；九叹第十六 刘向；九思第十七 王逸。从以上目录我们可以看到，从离骚到大招都是屈原时期原有的作品，而从惜誓以下则完全是汉朝人模仿之作，这只是王逸及汉朝人的看法，未必正确。根据古书记载，在王逸之前，已经有不少汉朝人注解过楚辞里的某些篇章（如离骚、天问），但现在我们都看不到了。不过，我们可以说，王逸的“楚辞章句”是对汉朝人注解的一次总整理，而不只是王逸个人的见解。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只能看到王逸的书，我们仍然可以大致了解汉朝人对楚辞的看法。王逸章句的最大贡献在于，对楚辞逐章逐句的注释。楚辞的文字是相当古奥难解的，汉朝人距离屈原的时代还不算太久，有很多特殊的字句他们还不知如何解释。假如没有王逸把这些解释加以汇集，把它们保留下来，那么，恐怕楚辞比现在更难读。 王逸以后，注解楚辞的书非常多，如：楚辞补注 宋洪兴祖；楚辞集注 宋朱熹；楚辞通释 清王夫之；楚辞灯 清林云铭；山带阁注楚辞 清蒋骥；屈原赋注 清戴震；屈辞精义 清陈本礼。这些书除了洪兴祖的补注以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特别重视一般所认为的屈原、宋玉、景差的作品，汉朝人的模仿之作，他们大都删去。甚至有的只选传统上认为屈原所作的来注释，这样作并没有错，实际上汉朝人模仿的作品极少有好的。说到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套用两句成语，即：无远弗届、无孔不入。首先我们从整体精神上来看，我们常说，楚辞和诗经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泉，这种话一点也不夸张。我们可以说，在汉朝以前，除了一些极零星、极片段的作品外，中国的诗歌就全包涵在诗经和楚辞这两部书中了，这两部书是中国诗歌的“始祖”，所有后代的诗人，无不从这里“生长”出来。这样说，我们足以了解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及深远的影响力。其次，说到浪漫主义。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学一般是比较平实，比较富有人世间的气息。 中国文学比较缺乏一种超然远举的想象力，比较没有一种神话世界的召唤，没有一种鲜明的色泽，没有一种诡谲奇异的调子。如果有的话，那么这种精神最主要的源泉之一就是楚辞。从这个方面来看楚辞可以说具有某种浪漫主义的倾向。现在我们从文学形式这方面来看楚辞的影响。我们可以说，楚辞至少对中国两种文学体裁的形成有过极大的贡献，即：赋和七言诗。我们已经知道，楚辞所以会从楚国一地流传到全国，主要得力于西汉初期一批文人的努力。他们一方面亦步亦趋的模仿屈原的作品，一方面又把楚辞融合其他要素，创造了“赋”这种形式。屈原很多名作，形式就是七言诗的雏形，当然，七言诗的形成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过楚辞的贡献是无法否认的。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文学技巧这方面来看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可说的太多了，我们只举一个最重要的例子来说明。在屈原的“九歌”中有许多人神恋爱的描写。我们也知道，屈原在写离骚时受了九歌的影响，又把君臣关系也用男女关系来加以比喻。后代诗人常常袭用屈原这种技巧，表面上他好象是在写爱情，其实里面是寄托一些个人的政治遭遇。这样一种“托喻”的写法，后来还影响了一般人对诗的解释。常常有一首诗，有人说是“情诗”，有人说是“政治诗”，诗中的男女关系只不过是比喻而已。这种现象的好坏姑且不论，但其发源于楚辞确是非常明显的。常常，你把中国诗读的越多，读的越熟，你就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楚辞的影子，楚辞真是无处不在。
读《茶馆》有感 茶馆，彼此唠家常，谈山海经的地方。谁能想到它竟能折射出一大社会问题！除非友一位具有独特视角的大师使它“活”起来，否则茶馆平庸无奇，永远不会有更深的意义。而那个人便是老舍——一位语言大师，他用其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使整部剧本的语言绽放生命的炫彩。 老舍出生于一北京大杂院中，一户舒姓的满族贫民家。父亲是护军，母亲靠洗衣赚钱。父亲早逝之后，生活更为窘迫，但幸运之神眷顾了老舍。一为慈善家资助老舍上学，使他收到良好教育。在老舍自身的不懈努力下。他渐小有成就。在之后的创作过程中，而是的境遇更是深深影响着他。而《茶馆》之所以有“小中见大”的特色，与其是平民出身也有密切联系。 同样，老舍的手法也是独一无二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全剧只有三幕，一幕一时段，干警、简洁，也十分容易表现剧情，从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再到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与其说是时间变迁不如说是历史变迁。人物表现年代，而年代又作为人物表现的背景，相辅相成，使小小一茶馆提升到不得不让人用看“历史剧”的眼光评审这部巨作。其二，尽管茶馆人呆，三教九流植被也不少。但是几位人物始终贯穿全剧，起着核心作用。一、王利发（茶馆掌柜）二、松二爷（胆儿小，人却不怀）三、常四爷（正义之士、十分爱国、体格健康）松二爷、常四爷两位茶客与王掌柜交情还不错而在这所谓“热闹”的茶观众，要找出几个掏心掏肺的件阿婆人还真不容易。听听！说的不是客套话便是奉承话。我虽不知老舍塑造如此的人物性格有何用意，至少通过这有点人情味儿和有“良心”的三人谈话使人更深刻的体会到世态炎凉啊！发人深思。其三，子承父业。这是几句疮痍有待讽刺意味的安排。剧中一幕幕地时代向前走，衣着也跟着前卫起来，客人的思想呢？！简直是幻包装不换内容。例如，原先看相面的糖铁嘴养一儿子，现竟“升级”为大师。刘麻子那说媒拉线行当竟让他儿子“发扬光大”变为“花花联合公司”（专给洋人、官员提供女招待与吉普女郎）。而吴祥子这老式特务到了儿子这辈儿竟改个名儿叫世袭特务。人哪！为何总在这方面“遵规守矩”呢？ 老舍，无论您想传达予后人什么，至少《茶馆》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不能评说它的优劣，在如此剧你面前，我只有说声：“谢谢！谢谢您留予青少年如此宝贵的财富。” 【摘要】：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情感美是古典诗词内涵美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情感美主要包括五种情感：即深沉的爱国情、浓烈的思乡情、执着的男女情、美好的朋友情和温馨的骨肉情。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这种崇高伟大的情感美，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幸福、繁荣、稳定的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古典诗词；情感美 什么是情感？《现代汉语词典》说：“情感是对外界刺激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如喜欢、愤怒、悲伤、恐惧、爱慕、厌恶等。”[1]只要是正常的人，他就一定有情感。只要有情感，他就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予以表达。中国古典诗歌就是古代人们抒发情感的一个最为有效的工具。诗歌的本质是抒情的。陆机在他的《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2]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中也说：“诗者，吟咏性情也”。[3]我们今天阅读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留下来的那些洋溢着真情的伟大诗篇时，无不感到这种真挚的情感给我们带来的审美愉悦和震憾人心的力量。这种真挚的情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沉的爱国情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对人类文明有着重大贡献的民族，也是一个深深热爱自己祖国的民族。为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独立，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孕育了一大批热爱祖国的仁人志士，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爱国诗人。他们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深沉的爱国精神，是华夏历史上动人心魄的精神文明之花。他们留下来的无数诗篇，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如明代诗人杨继盛的《就义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这是诗人面对死亡高唱的充满凛然浩气的爱国壮歌。前二句大笔挥洒，极力渲染浩然正气，意在说明“天地有正气”。杨继盛本来就是个刚直不阿、胸怀浩然正气的人，仕进后更以忠直敢谏著称。他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后改兵部员外郎，力主抗击北方鞑靼人的侵入，因弹劾大将军仇鸾误国被贬狄道县典吏。仇鸾伏诛后，诗人复官，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弹劾奸相严嵩十大罪状，被严嵩迫害入狱。在长期监禁后，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被杀害。这首诗最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并不认为就义便是报国的尽头，临刑前他想到的是“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即活着未能斩除佞臣、尽到报效国家的责任，死后要继续用自己的忠魂实现报国之志。后二句直抒胸臆，痛快淋漓地抒发了诗人炽热无比的爱国热情，至死不忘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 二、浓烈的思乡情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炎黄子孙有着浓重的思乡情结，而思乡情结就是爱国情结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连故乡都不爱的人会去爱国。思乡念国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她蕴涵着对故乡亲友的挚爱，对故乡山水的依恋。古代诗人写有太多的游子诗，抒发着各不相同却又极为相似的故乡之情。这些诗歌不追求奇特新颖的构思，更不要精工华美的辞藻，只是用深情的语句，写出远客思乡的殷殷深情。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秋月分外明亮，也特别清冷。对于孤身在外的人来说，最易触动旅思之怀，感受到客居的萧条，年华的易逝。凝望着明月，更易使人想起故乡，思念亲人。大概正是此情此景感染了李白，他挥毫写下了《静夜思》这首具有浓烈思乡之情的诗歌。 三、执着的男女情 男女情爱，本是人类生活中经常存在的普遍现象，因此在我国古代数量繁富的诗歌遗产中，爱情诗占了很大的比重。爱情诗在古代民歌中非常发达，从《诗经·国风》、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到唐代民间曲子词、明清民歌，歌唱爱情的篇章往往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在文人诗歌方面，上自屈原的《九歌》、汉魏六朝古诗，下至唐诗、宋词、元曲，爱情诗的数量也是很多的。我国古典诗词中的爱情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多彩，真挚动人。它们表现了古人对爱情的强烈追求，爱情得到满足时的愉悦和欢乐，更多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生离死别引起的忧伤和痛苦。在我国古代众多的爱情诗中，写得最好、最感人的是那种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至死不渝、永不分离的爱情追求为内容的诗篇。如汉乐府诗歌《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全诗一开头，这位女子就向天发誓，表明了她与“君”的相爱关系，并希望他们之间的爱情永远不中断，不衰竭。为了表示自己对爱情的忠贞，她象放连珠炮一样，一口气列举了五种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从反面说明她“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的执着追求。只有高山成为平地，江水干涸不流，冬天雷声隆隆，夏季雪花飘舞，天地合为一体，她才与心爱的人断绝感情。而这五种情况都是不可能出现的，自然她与“君”的爱情也就不会“绝衰”了。诗中出现的各种景象相互之间并无联系，但在表达爱情的坚贞这条线上，却美妙地串成了一个抒情形象的整体。读了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直爽、活泼而深情的女子活脱脱地站在我们面前。她对爱情的追求是那么至死不渝，纯洁热烈；誓言是那么干脆利落，不假雕饰。这种纯属真情的自然流露，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并深受感染。男女情爱的美好归宿，便是结为夫妻。有人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这从根本上亵渎了神圣的爱情。因为夫妻互爱是人世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是家庭存在的重要基础，也是人类基本的道德关系之一。夫妻情笃是家庭和睦的核心内容，夫妻感情是家庭幸福的晴雨表。在我国古代的夫妻关系中，虽然受到男尊女卑的影响，但人们还是以相敬如宾，伉俪情深，富不易妻，白头偕老为美德，鄙弃那种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以及忘恩负义的卑劣行为。 在古代大量的爱情诗中，有不少描写夫妻恩爱的诗篇。如杜甫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这是一首一往情深、缠绵真挚的怀人诗。诗起笔即妙，题为“月夜”却不写作者自己看到的“今夜长安月”，而从千里之外落笔，以一“独”字见出两地相思。就表现手法来说，可谓一箭双雕。不说自己思念之苦，反关心妻子遥忆之悲，伉俪情深，溢于言表。“独”字更是意味深长，夫妻离散，两地相隔，故谓“独”，这是第一层义；儿女未谙世事，不知思父，不懂得母亲望月的心情，故谓“独”，这是第二层义。颈联描写妻子独自望月的形象。云鬟雾湿，玉臂生寒，可知站立良久，心往神驰。尾联“双照”反结“独看”，表达了作者心中的希望。在充满悲哀的日子里，只有希望才能给人以生存下去的慰藉。双照之下犹带泪痕，正是悲喜交集、痛定思痛的景象。诗人写情如此，真称得上是力透纸背。 四、美好的朋友情 友谊是人生旅途中激人奋进的伴侣，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友谊是人生的需要，是朋友之间的高尚的情谊。它既是个人事业成功，生活幸福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关系到人际和谐，国家安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生离不开友谊，事业离不开友谊。友谊是信任理解，是无私奉献，是高尚人格的体现。真正的友谊是人与心灵相通的亲密的关系，在一起时要相互激励，远离时要扬其善名，快乐时要与其共享，患难时则要共生死。这种友谊的特征是，在思想上互相帮助，在品行上互相砥砺，在学问上互相切磋，在事业上互相支持，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中国文学史上，歌颂这种高尚真挚友谊的诗歌不胜枚举，如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这首诗是李白听到王昌龄遭贬时所作的一首抒发真挚友谊的诗歌，诗中表现了对王昌龄的深切同情。诗的前两句道出时间、环境及事件。时间是暮春，环境是飘飘扬扬的杨花和音似“不如归去”的杜鹃叫声，这一切带给人的无疑都是悲凉。在这种氛围里，听说王昌龄被贬到龙标，且已过五溪，岂不更令人忧伤？ 后两句是抒情。人隔两地，难以相从，而月照中天，千里可共，所以诗人把自己的愁心寄与明月。让这颗愁心随着风。和着月，伴着不幸的友人直到夜郎西。因远隔万里，不能相见，而诗人的情感又那么强烈，难以抒发，难以寄托，只有通过千里可共的明月来“遥有此寄”。 李白与杜甫的交往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珍贵的一页。二人相处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二人友谊深厚，心心相印，离别后互相思念，留下了一些感人的诗篇。唐玄宗天宝三年初夏，李白与杜甫在洛阳首次相遇。从夏到秋，他们在粱（今河南省开封）、宋（今河南商丘）一带漫游。经过冬天小别之后，第二年又在东鲁相聚，直到秋天分手。分手后，杜甫欲去长安，李白则寓居沙丘。想起在一起时欢快的日子，想起二人诚挚的友谊，李白写下了《沙丘城下寄杜甫》这首诗：“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起首两句，诗人以自怨自责的意味写“我”：“我来竟保事？高卧沙丘城。”劈空一问，悬念陡起。诗人为什么对自己来沙丘城这么恼恨？难道仅仅是因为闲居无事吗？ 三四两句写诗人所处的环境：瑟瑟秋风，老树孤立，这阵阵风声片片落叶给闲居人带来的是什么呢？接下来两句，点出了诗人当时的心情：“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声歌美酒，本来诗人平生钟爱之物，此时竟然提不起精神，引不起兴趣，这又是为什么呢？ 诗写到这里，句句以“我”为中心。“我”的生活单调乏味，“我”的环境一片萧索，“我”的心情沉闷低落。这一切，似乎是诗人在向外人诉说自己的苦衷，与“思君（杜甫）”毫无关涉。直到最后两句“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笔锋陡转，照应了诗题，点明了主旨，读者一下子明白了诗人前六句的用意：这生活，这环境，这心情，这难以排遣的孤寂，原来都是出于对“君（杜甫）”的思念。 五、温馨的骨肉情 骨肉情深是一种美德，也是家庭中有关亲人关系的道德规范。中华民族历来提倡家人之间应该“相爱”、“相顾”、“友悌”、“和睦”，提倡兄友弟恭，尊卑长幼有序。也就是说，做长辈的，做兄姐的，要以疼爱友爱的态度对待子女弟妹，子女弟妹要以恭敬的态度对待长辈兄姐。只有这样，才能使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亲爱和睦，共同感受骨肉亲情的温暖和快乐。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不少描写这种骨肉情感的优美诗篇。这类诗篇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晚辈对长辈的孝敬之情。孝敬长辈尤其是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曾被儒家作为一切道德的根本。我们的民族文化具有重人伦的特征，而伦理文化的核心之一是“家庭孝敬”，尤其是对父母的孝敬。“百事孝为先”，自孔子始，孝德便被当作“仁之本”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所奉行的一条道德原则。孝是一种永远也不会过时的民族美德。从古至今，古典诗歌对于“孝”这个主题进行了无数次的赞美，对父母的天高地厚的恩德进行过无数次的讴歌。“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像春天阳光般厚博的父母之情，区区小草似的儿女怎么能报答于万一呢？究竟怎样才能报答父母比天高比海深的恩情呢？诗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回答。宋末诗人江万里的《水调歌头·寿二亲》词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首：“生日重重见，余闰有新春。为吾母寿，富贵外物总休论。且说家怀旧话，教学也曾菽水，亲意尽欣欣。只此是真乐，乐岂在邦君。 吾二老，常说与，要廉勤。庐陵几千万户，休戚属儿身。三瑞堂中绿醑，就满城和气，端又属人伦。吾亦老吾老，谁不敬其亲。”词的上片写作者为母亲生日祝寿，不谈富贵外物，只谈一些家常旧话。说自己粗茶淡饭，尽心孝敬赡养父母，使父母很高兴，并认为这是真正的乐事，也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下片写父母对自己的教导，做官要清正廉洁，要和百姓休戚相关。作者认为自己遵循父母的教诲，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在自己所辖之地，民风淳正，人际关系和谐，子女能孝敬父母。 古语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作者不仅在家能孝敬父母，而且在外能为国尽忠，很有民族气节。当元军攻陷家乡时，江万里大义凛然，赴水而死，以身殉国，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正因为作者感情真挚，诚心至孝，因而词中所流露出的孝敬父母的真挚感情，深深地感染着后代的每一位读者。 二是长辈对晚辈的舐犊之情。舐犊之情，人皆有之，谁人不关注儿女的成长？《责子诗》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别开生面的一篇名作。它洋溢着老父亲对儿子的爱，使人如欣赏一幅老父教子图。它不用传统严厉训斥的语言，而是带有诙谐戏谑的趣味：“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好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怀中物。”开篇两句勾画出一个垂老父亲的形象，白发苍苍，皮肉松弛。老了自然想到把希望寄托在儿辈身上，所以自然要写儿子。先总说一句，有五个男儿，却都“总不好纸笔”。五个儿子好像没有一个有成材的希望，那该怎么办。诗人淡淡地一收，假如天命如此，那还不如饮酒取乐，结尾好像很平淡，却表现出诗人对儿子们的爱。表面上数落它们，实际上带有点儿欣赏的味道。儿子们都非常天真可爱，没有沾染上世俗渴求功名利禄的习气。正因为如此，诗人在远离官场、躬耕田园时才会感到家乡的美好和亲情的温馨。 三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关爱之情。兄弟姊妹本是同根，情同手足，一旦离别，彼此思念，切切之情难以言喻。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表达了兄弟之间这种浓厚的关爱之情：“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前两句正面叙述对亲人的怀念，虽用语通俗，用意却十分缜密。劈头一个“独”字，点明只身客居的孤单；“在异乡”，表露自己远离故乡亲人的怅惘。作过气氛渲染之后，年轻的诗人告诉我们，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逢佳节”的，自然会“倍思亲”。其实，透过这诗句不难看出，诗人无时无刻不在思亲，只不过是适逢佳节，思念之情更强罢了。后两句诗人驰骋想象，描绘出一幅家乡亲人重阳登高、欢度节日的图画。这里诗人不直说自己在思亲，而是用烘托的方法，说兄弟们因“遍插茱萸少一人”而在思念自己。这种以揣摩别人而表现自我的方法，使所表达的感情更为含蓄深沉，也使诗中所表达的兄弟之间相互关爱的情怀更加温馨感人。 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表达的深沉的爱国情、浓烈的思乡情，执着的男女情，美好的朋友情和温馨的骨肉情，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优秀完美的道德规范以及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这种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情感美，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发展繁荣的巨大力量。我们认真学习中国古典诗歌中所蕴含的情感美，继承和发扬这种情感美的光荣传统，对于我们建设幸福、繁荣、稳定的和谐社会，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论文800，这个是很少的，市场需要1000多以上。
例文：强调五四时期白语文学的功劳是强调五四将白话作为文学的正宗，排斥文言文学的正统地位。诗和文都白话化。结果带来文体的变化：传统诗和文是正宗，五四以后“四大文体”：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 对西方新思想的输入和对封建旧思想的批判，很自然的转到对作为传统道德的工具——封建旧文学的进攻，并寻求新的语言和文学的工具——白话，于是，就发生了文学革命。它的基本内容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革命主要是外来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趋势，而直接的背景和动力则是新文化运动。 文学革命的倡导，几乎与新文化启蒙运动同时。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称赞胡适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郑振铎评价此文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 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陈词滥调、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正式提出“文学革命”口号的是陈独秀。1917年2月，他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①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②把“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斥为“十八妖魔”。③旧文学种种弊端与国民性互为因果。要革新政治，改造社会，必须革新文学。 胡，陈的文章在当时被文学青年奉为“圣经”。 新青年撰稿人一致响应胡陈的号召，其中钱玄同和刘半农最为积极热情。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散文，音韵，主张使用形式标点，文章分段。 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取代文言势在必行，力主文言一致。后来，他又提出将右行直下的书写格式改为左行横迤。并倡议《新青年》作者自己首先用白话写文章。 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对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顶礼膜拜，悉力模仿，被他斥为“选学妖孽”。北大另一教授林纾崇拜清朝桐城派，主张师承，被他斥为“桐城谬种”。 局限：新文学主张缺乏系统细致，创作少。 还有一些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左右两派文人联合起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主要战场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内，主要对象是一批老古董国学教授，结果大获全胜，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真正国学从此逐渐走向灭亡，1946年在全国明文取消国文，代之以语文。到今日，全国已没人会真正的古文朗诵了。1949年后推出了简体字，但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完成，废除汉字是新文化运动分子的广泛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