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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化自然与自然拟人化、既然是造园，便离不开自然，但中西方对自然的态度却很不相同。西方美学著作中虽也提到自然美，但这只是美的一种素材或源泉，自然美本身是有缺陷的，非经过人工的改造，便达不到完美的境地，也就是说自然美本身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意义。黑格尔在他的著作中曾专门论述过自然美的缺陷，因为任何自然界的事物都是自在的，没有自觉的心灵灌注生命和主题的观念性的统一于一些差异并立的部分，因而便见不到理想美的特征。“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所以自然美必然存在缺陷，不可能升华为艺术美。而园林是人工创造的，他理应按照人的意志加以改造，才能达到完美的境地。 中国人对自然美的发现和探求所循的是另一种途径。中国人主要是寻求自然界中能与人的审美心情相契合并能引起共鸣的某些方面。中国人的自然审美观的确立大约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特定的历史条件迫使士大夫阶层淡漠政治而邀游山林并寄情山水见，于是便借“情”作为中介而体现湖光山色中蕴涵的极其丰富的自然美。中国园林虽从形式和风格上看属于自然山水园，但决非简单的再现或模仿自然，而是在深切领悟自然美的基础上加以萃取、抽象、概括、典型化。这种创造却不违背蔼然的天性，恰恰相反，是顺应自然并更加深刻的表现自然。在中国人看来审美不是按人的理念去改变自然，而是强调主客体之间的情感契合点，即“畅神”。它可以起到沟通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之间的作用。从更高的层次上看，还可以通过：“移情”的作用把客体对象人格化。庄子提出“乘物以游心”就是认为物我之间可以相互交融，以致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因此西方造园的美学思想人化自然而中国则是自然拟人化。 形式美与意境美，由于对自然美的态度不同，反映在造园艺术上的追求便有所侧重了。西方造园虽不乏诗意，但刻意追求的却是形式美；中国造园虽也重视形式，但倾心追求的却是意境美。西方人认为自然美有缺陷，为了克服这种缺陷而达到完美的境地，必须凭借某种理念去提升自然美，从而达到艺术美的高度。也就是一种形式美。早在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从数的角度来探求和谐，并提出了黄金率。罗马时期的维特鲁威在他的论述中也提到了比例、均衡等问题，提出：“比例是美的外貌，是组合细部时适度的关系”。文艺复兴时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人还通过人体来论证形式美的法则。而黑格尔则以“抽象形式的外在美”为命题，对整齐一律、平衡对称、符合规律、和谐等形式美法则作抽象、概括。于是形式美的法则就有了相当的普遍性。它不仅支配着建筑、绘画、雕刻等视觉艺术，甚至对音乐、诗歌等听觉艺术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与建筑有密切关系的园林更是奉之为金科玉律。西方园林那种轴线对称、均衡的布局，精美的几何图案构图，强烈的韵律节奏感都明显的体现出对形式美的刻意追求。 中国造园则注重“景”和“情”，景自然也属于物质形态的范畴。但其衡量的标准则要看能否借它来触发人的情思，从而具有诗情画意般的环境氛围即“意境”。这显然不同于西方造园追求的形式美，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中国造园的文化背景。古代中国没有专门的造园家，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文人、画家的介入使中国造园深受绘画、诗词和文学的影响。而诗和画都十分注重于意境的追求，致使中国造园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清人王国维说：“境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意境是要靠“悟”才能获取，而“悟”是一种心智活动，“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因此造园的经营要旨就是追求意境。一个好的园林，无论是中国或西方的，都必然会令人赏心悦目，但由于侧重不同，西方园林给我们的感觉是悦目，而中国园林则意在赏心。 中国造园走的是自然山水远的路子，所追求的是诗画一样的境界。如果说它也十分注重于造景的话，那么它的素材、原形、源泉、灵感等就只能到大自然中去发掘。越是符合自然天性的东西便越包含丰富的意蕴。因此中国的造园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不但布局千变万化，整体和局部之间却没有严格的从属关系，结构松散，以致没有什么规律性。正所谓“造园无成法”。甚至许多景观却有意识的藏而不露，“曲径通幽处，禅房草木生”，“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峰会路转，有亭翼然”，这都是极富诗意的境界。 总上所述仅仅只是中西方园林艺术特点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更精髓的东西等待我们去挖掘，人类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内涵博大精深，浩瀚宇宙。而未来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未来世界的美也要靠我们去创造，肩上的担子并不轻。我们更应以积极的心态去迎接这一光荣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园林的系统化设计内容摘要：关键词：园林设计是系统化的工作，其中包括多个独立的系统设计，传统的方法是将园林设计分为软景和硬景设计。这些都是依照园林外部的表现形式进行的表面肤浅的分类，文章则按照园林的内在特征进行分类，如生态系统设计、视觉系统设计、空间系统设计，人文系统设计。通过对园林设计更加深刻的理解，对园林设计工作给出建设性的意见。园林系统化设计生态视觉空间人文园林设计是一项系统化的工作。园林本身看似由山水植物建筑等四大要素按照一定的秩序美感等组合而成，但蕴涵在里面的则是多方面知识的相互交叉与协作，如植物、生态、气候、建筑、材料以及美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么多的学科和知识如何运用到我们的设计当中来，组合成具有一定功能及美感的园林景观，这就需要系统化的设计。一般在设计上我们习惯按照园林外部的组成分为硬景系统和软景系统设计。这种只是从表面上对园林的构成进行的一个简单分类。而实际上园林的构成要复杂得多。园林的设计是一个系统化的工作，园林的系统化设计按照园林的实质组成结构来说分为几个部分：生态系统设计、视觉系统设计、空间系统设计、人文系统设计。一、园林生态系统设计在城市还没有形成之前，主要是动物、植物、微生物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动物、植物、微生物是生态系统的主体。生态系统各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然而这种变化是缓慢的。当人类改造环境，发展生产，开展一系列经济活动，并离开森林、农田而逐渐聚居到城市，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人、动物、植物、微生物及其自上而下的环境共同组成城市生态系统，人类成为影响生态系统的主体，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生态系统的急剧变化。园林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人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的，最初的功能只是单纯地从功能方面的考虑，如栽植花果树木、观赏鸟兽禽鱼等，慢慢地过渡到陶冶性情、寄托情思、提供休憩环境、保护生态、改善环境、体育保健、防止灾害等方面，在诸多的因素中，园林对于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方面是首先应考虑的因素，园林从属于自然系统，是自然与人类的结合处、过渡地带。在这样一个敏感的地带，人与自然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园林设计一方面要按照人类的意志和要求进行建造；另一方面又必须是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进行。所以必须按照自然本身的规律来进行园林的设计亦即是园林的生态系统设计。正如麦克哈格所说：“世界是丰富的，为了满足人类的希望仅仅需要我们通过理解和尊重自然……设计必须结合自然。”二、园林视觉系统设计19世纪以来，平面设计师们就已经进入了某些我们现在所称的“环境视觉设计”领域，当时它被称为“标识绘制”。但这并不是说如今的环境视觉设计就是它的全部。从最原始的意义上而言，环境设计师关注的是一些标识的外观和感觉，这些标识可以是从一个简单的零售商店的招牌到医院、剧院或博物馆的整个指示系统的任何东西。前者可以是一块木板，上面的东西可以与这座建筑的其他部分或内部设计没有什么关系；后者则常常是整体导识系统中的主要成分，它与一个机构的标识和相关的平面因素联系在一起，显示出整体的环境特征。要成功地完成这项设计，并不像拨动一个开关那样把一维、二维变成三维那么简单。相反，它需要高超的能力，把平面的东西变成动态的三维物体。而且，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过程，环境设计师们必须对各种新的材料和制作过程富有经验，有最新的知识，这样才能把纸上的构思变成具有功能的对象。园林作为人类的艺术创作，它必须是符合美的要求。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美的环境和休憩场地，环境必须是最佳，视觉效果必须很好。园林的视觉系统主要是指园林外在形象给人的直观视觉感受，具体来说园林的外在形象主要是通过园林的比例、形状、体积、材料、构成等构成。园林视觉系统设计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是空间经营的艺术，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以人为本，为人类创造赏心悦目、合情合理、方便快捷的视觉系统空间。人对于园林视觉景观效果的认识或者是判断标准，又根据人自身的背景文化状况、审美层次的差异有着很大的不同。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横向文化差异对园林审美取向的影响：如东西方园林审美差异，东方以崇尚自然为主，园林也是自然式的设计，讲究山水之美、自然之美。而西方则以规则式园林为主，讲究几何、秩序美感。在这两种文化差异下，所做出的园林必定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些都与审美主体自身所在的环境背景有关。纵向文化差异对园林审美取向的影响：同一区域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群对于园林审美也有着很大的差别，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对于园林审美也有着一定的区别。因此，这就需要在我们的园林设计中明确我们所设计的园林潜在的欣赏对象。当然，如果是作为大众化的园林设计，就必须要满足所有人群的审美需求。三、园林空间系统设计园林是综合了多种艺术手段，主要运用空间构图的手法创造的一种艺术，它也可以看作是建筑的室外延伸部分，是一具有三维特性的空间场所，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场地。从宏观上来看，园林是城市绿色空间系统的一部分，其主要功能是调解城市生态环境和作为居民接触自然的游憩空间。当前，人们已改变原有单纯的“家庭——工作单位”式空间流动模式，并热衷于走出居室，走向充满绿色和阳光的大自然——游憩、娱乐、运动和交流。(转第137页）(接第129页）因此，在进行园林设计时，首先应从大的空间角度进行思考，从用地规模、空间规模、空间序列组织、空间视线、环境效益等方面综合研究，做出定性、定量规划。如先制定城市绿色空间系统建设总体目标。对城市空间进行调整，形成“点型、带型、场型空间”相结合的空间系统。其次，对于园林本身来说，其内部自身的空间组织、空间分隔等，也应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来进行安排，在设计的过程中，按照功能的要求，划分各功能性的空间，按照密闭程度的不同，分为开敞空间、封闭空间、半开敞空间等。各个空间的衔接与过渡必须自然流畅，偶然天成。共同形成整个园林空间系统。四、园林人文系统设计园林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是自然的人化，或者是人化的自然，自始至终都离不开人的参与，人也是园林创作和享受的主体，人所存在的社会背景及人本身的文化状况的不同使得世界上的园林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如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别、时间顺序上的差别。园林的人文系统设计主要是指园林设计中对于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思想观念的尊重与表达，如在西方传统园林中，崇尚人工、几何、秩序，表现出的是一种理性的思想观，园林则多规整、对称、机械，在园林中安放有各种古典的神话传说雕塑，表达人定胜天的思想。而在东方，儒道佛思想影响至深，园林一直表现为对自然的尊重，山水乃自然之根，人寄情山水，崇尚自然。从文化、美学，人的视觉、意向、心理感知等方面，赋予园林规划更多的人文关怀。从整体上控制并营造城市景观的独特性、连续性，使人得到更多的享受。只有在各自的环境中，大家才能够找到自己心灵的寄托。五、园林各系统的联系与组织园林设计作为一项综合性的工作，我们需要对各个系统进行综合的整理，各个系统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们彼此之间互相穿插，生态系统设计是园林的根本，视觉系统设计关系到园林的外在美感，空间系统设计关系到园林内部空间的结构组合，人文系统设计则是园林的灵魂，园林也只有在符合自然发展逻辑的情况下，通过自身外在和内在的美观与秩序，以及独特的文化艺术内涵，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产品。以上通过对园林设计中各个因素、概念及相互联系的分析，从本质上对园林设计进行剖析，希望能对现代的园林设计工作给出建设性的意见。参考文献：[1]李嘉乐，张文德园林无俗情“中西古典园林审美观的比较”——兼论中国新园林的展望陈尔鹤，张丽萍南京出版社，[2]杨赉丽城市园林绿地规划中国林业出版社，[3]麦克哈格著，芮经纬译设计结合自然天津大型出版社，[4]王艺湘，王芝湘环境视觉导识设计天津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