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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美的资本论与知本论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完美无缺的名著，资本论与知本论虽然伟大，却并不完美。《资本论》的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确立的剩余价值学说，虽然名满天下，各种评论汗牛充栋，却无法解释市场经济的许多现象，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工具，成为许多政治家手中的宣传利器，许多国家的工党或劳动党就很推崇资本论，尽管这些人都没有读懂资本论。 为什么资本论不能像知本论那样很好地解释市场经济现象呢？这中间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许多自以为是顶尖经济学家或顶尖哲学家的人，其实都未能像知本论那样洞悉经济运行的价值规律，尽管许多思想家拥有博士、教授与院士的响亮头衔，但无论是协新价值的九阳神功，还是剩余价值的九阴真经，这个星球上真正能修成价值正果的学者实在太少。少得都不好意思说出可怜的人数了。 资本论的价值黑洞就是资本论定义“价值是无差别的劳动时间量”，这个定义广为人知，却是一个根本不成立的价值命题，因为价值都是有差别的，差别是价值的必要条件，也是价值的必然规律，否定劳动差别，也就否定了商品差别，最终就否定了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生命，因此，不承认劳动差别，实际上就无法承认使用价值，这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连马克思本人都疏忽了。第二是时间是独立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第三方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与劳动为转移，时间只是价值的一个客观载体，根本不可能成为价值的内容，也不可能成为劳动的内容，只有资本、人才和知本这生产力的三要素才能成为价值的内容。由于否定劳动差别进而否定了使用价值，并将价值错误地定义在人类无法改变的时间之上，这就导致资本论的价值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效益或需求，而是一个只有专家不停讨论的空中楼阁。广大民众所理解的价值是效益或需求，绝不是独立于人类活动之外的时间。资本论得出了“生产力越进步，商品价值就越低”的可笑结论，好像科技越发展，人们手中的商品就越没有价值，事实上，广大民众都认为科技才能创造和提高价值，将科技和效率与价值对立起来，这能理直气壮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吗？ 资本论是资本家或企业家很不喜欢的九阴真经，它的学术漏洞太多，却出人意料地被一个没有知名度，只知埋头做学问，而且饱经屈辱与不公的思想家施国宝妙手补天了，当〈知本论〉这部九阳神功或吸星大法闪亮登场时，全球杰出的企业家们突然发现了一道耀眼的道德神光从东方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那是来自伟大中国的一部思想传奇，那是中国改革开放最耀眼的不朽杰作之一。许多企业家手捧施国宝的〈知本论〉，纷纷流下激动人心的热泪，情不自禁地高呼“协新价值，资本道德，劳资和美，民富国强”，因为他们终于等来了一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伟大学说，让他们从此不再受“资本原罪”或“发财者缺德”的致命困挠，他们捧着知本论，才能高昂起道德的头和脸，才能享受着资本道德的神光，享家着广大民众与学子发自内心的崇敬，而这一伟大的发现，竟然是一颗被伤害得支离破碎的心，经历千辛万苦和千锤百炼才获得。 知本论从附加值、劳动租或协新价值的高度出发，进行了卓越的增值分析，将价值的研究，破天荒地引入到增值的研究，提出了万世流芳的劳动增值公式：y=a+bx，将劳动价值论的y=a，附加上劳动增量或协新价值bx，开创了劳动增值论y=a+bx，这个公式从数学上看很简单，但从劳动哲学上看，却是一个伟大的跨越。支撑这一神奇跨越的有三大因素：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二是联合国与美国力推的附加值贸易测算法，三是无数的企业家渴望从“资本即原罪”和“发财即缺德”的恶毒诅咒中重获资本道德的原理或原功。 微软的盖茨、联想的柳传志、阿里马马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国美的黄光裕与苏宁的张近东等顶尖的企业家，都争先恐后地从〈知本论〉中发现了久违的“资本即道德”的福音，一个呼唤千百年的资本道德论（协新价值论）在东方横空出世，人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量分析或增值研究的新时代，施国宝终于带领全球顶尖学者实现了从时间价值、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剩余价值论到效益价值、增值交换、按效（租）分配、协新价值论的划时代跨越，但是，施国宝《知本论》没有任何新闻炒作，目前在知名度上远远不及资本论，这就是知本论的死穴。 
马克思资本论有严重的资本偏见，资本家发财未必就是剥削工人，难道资本家破产或企业家跳楼也是因为剥削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论在多数企业是站不住脚的，剩余价值就是资本论最大的一根肉中刺，而施国宝将深深刺入企业家心中的剩余价值之刺拔了出来 ，提出了甜蜜的协新价值，为资本家在黑暗的道德天空中找到了道德的灯塔，但是，施国宝《知本论》形散而神不散，一般读者很难真正理解，除了京东商城热卖之外，几乎没有专题讨论与新闻炒作，所以在全球的知名度远不如资本论。
新世纪迎来保卫《资本论》时代！《资本论》研究的高被引作者通常情况下，文献被引率越高，表明其所形成的学术影响力越强。由表3中国《资本论》研究高被引文献的基本情况可知，高产作者大多数不是高被引作者，只有王庆丰、孔扬和许光伟3位作者是重合的，说明高产作者的论文引用率乃至质量不一定更高。基于此，促进中国《资本论》研究质量的不断提升，是摆在中国《资本论》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2011-2016年间，中国《资本论》研究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15位的作者共发表了180篇相关论文（人均每年2篇）。其中，发表论文数量前三位的依次是胡钧教授（年均67篇）、刘新刚和王庆丰教授（年均67篇）。从他们的职称来看，全部都为副教授以上职称，且大部分高产作者都具有教授级职称，这既说明了《资本论》研究需要更长时间的前期积累，也反映了《资本论》研究领域内年轻学者发表论文的难度较大。从其所处的区域来看，表3中的高产作者有接近一半自北京（7位），这也佐证了北京作为中国《资本论》研究的中心地位。进一步来看，我国《资本论》研究高产作者存在年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平均年龄为21岁，中老年学者居多，青年学者缺乏。我们进一步整理了2006-2010年中国《资本论》研究的高产作者，平均年龄为38岁。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资本论》研究队伍呈现一定程度的年轻化趋势（下降了17岁），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此外，将高被引文献范围扩大到高被引文献的前50篇，以此来研究高被引文献与期刊综合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总体来看，我国《资本论》研究高被引文献的引用率相对较低。这是否是因为我们选取的年份较近有关？为此，我们用实证的方法来进一步考察文献被引次数与文献发表时间之间的关系。以前50篇高被引文献为样本，被引次数对发表时间的回归系数为2232，但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p=2210）。这表明高被引文献的引用次数与论文发表的年份没有明显关联。从实践来看，新近发表的论文同样可以成为高被引文献，其可能的原因在于相关研究受政策的影响大，新近的改革热点容易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周春平，2016）[6]。从前15篇高被引文献作者的年龄结构来看，中老年学者居多，高被引文献第一作者的平均年龄为92岁，60岁以上7人，40岁以下4人，没有30岁以下的，最小34岁，最大为79岁（南开大学高峰教授）。这说明《资本论》研究领域青年学者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如何吸引更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到《资本论》研究队伍中来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与其他学科不同，该领域影响力的发挥需要更多地知识与时间的积累。此外，从前15篇高被引文献的研究领域来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题的研究文献最多（9篇），说明研究《资本论》的高引用论文目前以哲学为主，反映了中国《资本论》研究与中国改革实践紧密联系做的还不够，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最后，从表3中作者的地区分布来看，北京和上海的人数最多（各有4位），长春3位，天津、福州、南昌和沈阳各1位。可见，北京、上海和长春依旧是中国《资本论》研究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城市。从合作研究来看，跨机构研究以及研究者之间合作现象还较为匮乏，在前15篇高被引文献中只有1篇为合作（且跨机构）研究；而在前50篇高被引文献中，合作研究和跨机构合作研究分别仅有7篇何4篇，其余均为独立完成。许光伟：《资本论》为什么需要保卫 - 乌有之乡德国方式，英国材料，欧洲历史，展看人类发展前景。这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伟大贡献和影响。在中国，如何保卫马克思、保卫资本论？！新世纪迎来保卫《资本论》时代！为迎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研究高潮，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建设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学术专著《保卫资本论 》。其正式提出“学术保卫”概念，对应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之民族取向和实践化工作理念。该书通过工作涵容中国历史，达成对世界历史之新理解，是重读和重写“双重意义”之《资本论》理论与方法论著作，高度凸显理论－实践结合体式。所谓“中国经济学”，即从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出脱而来的经济理论体系，是用中华语言和中国思维对“经济学”的再说一遍和改造。其不独为政治经济学的“在中国”，或经济学分支或流派的“在中国”，要求重新检视和阐述已有的理论，对原创性方法进行民族“寻根”。该著认为此种研究路径以极高智慧统一了人类生产的“历史”和“逻辑”，清晰说明了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以下为该书扉页上的题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人类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 ——马克思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 ——列宁凡一国之历史，其对于民族思想之指示，与民族力量之启发，恒于不知不觉之间，隐操大柄。 ——熊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