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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词中，有一个或显或隐、贯穿始终的基调，我们不妨称之为“人生咏叹调”。和之相伴随的，则是作者持续不断的人生思索摘要：其广度和深度在词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 东坡词所体现的人生思索主要有以下三对人生矛盾摘要： 一、出仕和退隐。苏轼早在26岁时即踏上仕途，长时间在宦海浮沉，反复地面临着人生抉择，尤其是在感到失落以及在政治上受挫，遭致贬窜之时。儒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早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最能代表他对事功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日久而事功无多，便渐渐倾向恬退摘要：“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在经历了宦海浮沉之后，词人更体悟到仕途的曲折和险恶摘要：“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其退隐的内在要求自然格外强烈。而一旦被朝廷“放归”却又想到功业未建不由慷慨悲歌起来摘要：“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可见词人仍在出入之间徘徊。在词人看来，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办法是功成身退摘要：“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二、理想和现实。词人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摘要：烦冗的宦务和频繁的调动使他身不由己摘要：“长恨此身非我的，何时忘却营营”；“人生底事，来往如梭”。他的飘泊感、沦落感、厌倦感也油然而生摘要：“生人到处萍飘泊”；“天边同是伤沦落”。乌台诗案，黄州及岭海两度流贬，都曾使词人的理想破碎，“宦游处，青山白浪，万重千迭”。词句饱含曲折和难言的苦衷！词人忽而迷惘摘要：“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忽而自嘲摘要：“三入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忽而负屈摘要：“问公何事，不语书空”；忽而沉痛摘要：“珠泪溅，丹衷碎”；这些都是由仕途的升沉不定所引发的。 词人从现实出发，走向理想的步履为什么那样艰难？一是朝廷党争的存在，各派彼此掣肘，互相攻讦，争斗不休，使苏轼难以大展经纶。二是宋王朝国力的贫弱，再加上国策的保守，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有大的作为，“道大难容，才高见嫉”（薛瑞生语）的苏轼的命运不问可知。 那么，如何解决理想和现实的种种矛盾？苏轼的回答大致是摘要：淡化功名意识；守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随机应变的人生哲学；抱定“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 三、宇宙和人生。这是一个沉重的带有根本性的课题。“阆苑先生须自责，蟠桃动是千秋。不知人生苦厌求”。苏轼在带有神话色彩的奇想中触及了宇宙无穷和人生短暂的深刻矛盾。有见于此，他对于日居月诸时不我待异常敏感摘要：“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这种对于人生短促的慨叹，和其惜花伤春之词同样表现出对生命本体的忧思。但苏轼并非一味浩叹，他在《赤壁赋》中就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一种达观的诠释摘要：“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和我皆无尽也”。他在词作中经常表现出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就和这种达观的态度相表里。 我以为东坡词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那些富有积极思想意义的部分。表现为摘要： 对现实人生的热爱。这在前期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即使词人身处逆境，我们仍能看到他积极进取的态度和乐观向上的精神摘要：“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还有更多的作品写对自然和人生的品味，尤其是像“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的潇洒；“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欣慰，在逆境中仍能品出生活的甘美，不是同样显示了词人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吗？ 在顺境中的淡泊。元丰末年至元�年间，苏轼时来运转，甚至有过“未周岁而阅三宦”的殊遇。“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东坡雪堂“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他还告诫自己说摘要：“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同前）。元�六年三月，将自杭州知州入为翰林学士承旨时作《八声甘州·寄参廖子》词，偏要表白自己摘要：“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苏轼这种在顺境中淡泊自守的品格难能可贵。 在逆境中的从容。作于黄州时期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便是一个显例。上片写途中遇雨时的情景摘要：“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实际上，词人用象征手法写出自己在突如其来的政治风雨面前内心的坦荡和气度的从容。作于同一时期的《念奴骄·中秋》，则有着更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词人的心灵仿佛是在“万里云无留迹”的“长空”中自由翱翔，忽而天上，忽而人间，“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三句，可算是在想象中灵魂向着“自由王国”的飞升。所以相对说来，此词更能表现词人精神的自由。毫无疑问，词人在逆境中的这些心态，都是经过自我调节的结果摘要：他已从一次次政治斗争的噩梦中醒来，惧怕、惊惶、困惑、委屈等已消解殆尽，这种在逆境中随遇自适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是十分难得的。 面对境遇变化时的通达。这里说的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思维方法。同是境遇变化时登楼，苏轼说摘要：“见说东园好，能消北客愁。虽非吾土且登楼。行尽江南南岸、此淹留。”而建安作家王粲则说摘要：“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淹留！”假如说后者表现的是一种情感，前者则是一种理智；后者是诗人的纯真，前者则是哲人的通达。苏轼谪居黄州时，效法陶渊明，躬耕东坡，似有无限快慰和满足摘要：“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晚年远贬海南，艰苦备尝，九死一生，而笔下春景仍富有生气和活力摘要：“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即此一端，亦可见词人确实做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 东坡词所作的人生思索超出凡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非凡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对审美的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企图达到对人生功利境界的超越摘要：无论是春风自得，还是身处逆境，都是如此。 苏轼在其词作中表达的有关人生哲理的沉思，无疑体现了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能给后人以有益的启示以至精神的滋养。 
苏轼，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一位风流倜傥的才子，一名政绩显耀的官僚。他是中国士大夫完美个性和人格的化身，他的诗词更是流芳千古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赏析：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哲理诗，“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迷在局中者看这个世界，就像庄子笔下的井蛙与夏虫一样，永远看不清事情的真相。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四川湄山人。东坡自幼博贯内外群典，属文日数千言，一○五七年二十二岁时进士及第致仕。在朝期间，时值王安石推行新法。东坡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书力陈新法之害。书曰：「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穷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要求神宗权衡轻重，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要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神宗阅书后，特单独召见东坡，倾心而谈。东坡对曰：「臣以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其言隐指安石，要神宗提防。神宗悚然有省地说：「朕当详思之。」但苏轼的直谏也因此得罪了安石，遂被请出朝廷。在外期间，因心怀不平，常以诗论讽，又引起小人的讪谤，被捕入狱。安石欲置以死地。神宗念其忠心，又怜其才华，不忍深罪，遂以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执掌地方军事的助理官）安置。安石死后，司马光任宰相，苏轼复入朝，升为翰林学士（皇帝身边的顾问兼秘书官），但终以才高言直，为权臣所忌恨，历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琼州（今海南岛）、杭州等地，建中靖国元年（一一○一年）死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宋史》卷三百三十八「本传」评述其一生说：「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排挤，不得安于朝廷之上。」寥寥数语，概括出了苏轼的仕官生涯和高尚人格。东坡家世奉佛。他自叙说父亲苏洵与母亲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叙》）受家庭影响，东坡自小就接触了佛教，在《子由生日》的诗中，他说「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说明了早在与其弟子由同学的少年时代，就开始读佛教书籍了。父母死后，东坡曾施舍家中的字画和母亲的首饰用作佛事，为父母超度。并撰写赞颂文说：「佛以大圆觉，充满河沙界。我以颠倒想，出没生死中……愿我先父母，与一切众生，在处为西方，所遇皆极乐。人人无量寿，无往亦无来。」（《居士传》）传二十六）居官期间，每至一处，东坡都要与高僧共游，从其参禅学佛。东坡一生结识的禅僧很多，其中以东林常总、大觉怀琏、玉泉承皓和佛印了元禅师最为密切。苏轼学佛名句「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便是他与常总「论无情话」，有省而作的诗偈，（《五灯会元》卷十七，《内翰苏轼居士》）以此表明对禅学的见解。大觉怀琏是东坡在杭州期间结识的禅僧，后来两人成了方外之友。在荆南（今湖北江陵）时，听说玉泉承皓禅师有机锋，一般人难以相接，从来自负的东坡便想亲自去较量一下。一次他微服出府，进寺拜见。承皓见问：「尊官高姓？」东坡答：「姓秤，乃秤天下长老的秤。」皓禅师大喝一声说：「请问这一声喝叫重多少？」东坡哑口无对，遂谢罪礼敬，从之参学。（同上）贬谪黄州期间，东坡又与佛印了元建立起亲密关系，并留下了很多趣闻佳话。有次东坡作了首偈曰：「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自以为体现了较深的禅学功夫，便派人把偈子呈给住在江对岸的佛印禅师。禅师看后在上面批丁「放屁」两个字，就让人把偈子带回去。东坡看到批话，一时无名火起，遂乘船渡江亲自来找禅师，当即责问禅师何以秽语相加。禅师听说呵呵大笑，说道：「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东坡一时省悟，方感自愧不如，叹服不已。（参见赖永海《佛道诗禅》第六章，《五灯会元》卷十六《云居了元禅师》）东坡自到黄州后，便素食斋戒，每天诵经念佛不断。黄州城南有安国寺，东坡每隔几天便要朝拜一次；每次都要焚香默坐，克己悔过，良久，自觉身心皆空，精神怡然。晚年时，随行无他物，惟有一轴阿弥陀佛像不离身边，说「此吾往生公案也。」（《居士传》传二十六）。尝言前生是僧，临终前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要以僧人之礼葬之。（《中国佛学人名辞典》第六百四十九页）东坡是宋代诗词大家，他那乐观豪迈、飒然超离的诗词与他的透彻的禅学修养是紧密联系的。他把学诗比作学禅，诗境等同禅境，「每逢佳句则参禅」（《书李端叔诗后》）是他从事创作的体会。他的很多诗词也都深入禅髓，如前面提到的「溪声尽是长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的诗句，引佛语入诗，把佛理禅意与「山色」、「溪水」融为一体，读来别具韵味。清人钱谦益说：「北宋以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钱钟书《谈艺录》「六十九」也引沉归愚语说：「宋人精禅学者，孰如苏子瞻」。东坡的禅学对后世文人有较大影响，「苏门四学士」皆游学于禅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