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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我在《讲述》栏目上看到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孩子。 这个孩子，当时才刚满18岁，就被查出患有白血病晚期，经过化验，没有找到匹配的骨髓。于是，只能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尽管有许多好心人来帮助他，但始终没有得到治愈。 不久后，医院下发了病危通知书，这个普普通通的孩子没有什么悲哀，只是跟家人和医生说“我要捐献器官，把能用的器官尽可能捐给需要救治的人！”这个举动让他的家人惊呆了“孩子，你不想完整的去世吗？”但他说：“我虽然想，但我知道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的遗愿也就是这样。请实现我这个小小的遗愿吧！”于是，他的家人只好听他的，打算捐献眼角膜。 手术开始了，医生摘下了他的一对眼角膜，他给失明的人带来了光明，但自己却永远看不见了……看到这里，我感动得流泪了，他在死亡边缘 
我国捐献眼角膜的数量是很少的（名人几乎没有），但是需求量大，所以这次姚贝娜作为明星，作为公众人物逝世后捐献眼角膜才会这么轰动，其影响力也是空前的。记得姚贝娜逝世之后，很多媒体对其捐献眼角膜一事做过很多报道，CCTV-1的《焦点访谈》也专门报道了此事，这是对其善心的极大肯定，更多的是想利用这件事感召更多人多做好事，让更多人加入捐献眼角膜的行列。1） 以下资料来自腾讯（以供参考）：在中国，每年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大概有150万人，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供需比例只有1:150……2） 以下资料来自新浪：据统计，我国目前有超过200万角膜盲患者，但每年仅有不到5000人能接受移植手术。而我国目前每年约有3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相关手术仅有1万余例。3） 以下新闻来自人民网：经过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全面数据监测来看，在姚贝娜角膜捐献之前的半月时间内，每日媒体对“角膜捐献”基本维持在50篇以下，每日平均报道量不足30篇；从16日媒体集中报道姚贝娜角膜捐献义举以来，媒体对“角膜捐献”的关注报道量明显增加，每日平均报道量是上半月的十倍，达到了290篇。剔除“姚贝娜角膜捐献报道风波”外，媒体重点对多位角膜捐献者进行跟进报道，助推了话题的舆论热度。另外，媒体也对角膜捐献量不足、公众的传统观念及法律法规的滞后性等因素进行了全方位报道。整体来看，姚贝娜的角膜捐献举动，推动了舆论对器官捐献、角膜捐献的集中关注，印证了之前深圳晚报的观点。
姚贝娜捐角膜的意义应该得到拔高1月16日，年仅33岁的中国内地著名青年女歌手姚贝娜永远地离开了热爱她的歌迷。但是，她在昏迷前，也不忘传递温暖，委托其父签署了角膜捐献志愿书。对此，姚父说“这件事很正常，希望大家不要拔高”。角膜虽小，但对于等待移植治疗的病人而言却非常可贵，尤其是在器官捐献率较低的这样一个国家。 据统计，自今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非自愿死囚器官，自愿捐献成器官移植唯一渠道。而我国当前器官捐赠及器官捐赠管理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我国器官移植术的供需比约为1∶30，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1∶3。我国目前有超过200万角膜盲患者，但每年仅有不到5000人能接受移植手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姚贝娜完成捐献以及她父母签署捐献协议书，就理应被点赞。公众对其义举的“拔高”也是很有必要的。 姚父随后在面对媒体的采访时说，她有捐献遗体的愿望，经过考虑，我们选择了捐献角膜的方式。我们知道，姚贝娜只是捐献了角膜，因为她身体的其他器官基本上都受到了癌细胞的扩散影响。但是，一对小小的角膜里却充满着巨大的正能量。 作为公众人物的姚贝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选择了为社会尽一份责任，为社会传递一点儿正能量，多多少少地提醒人们重视和关注器官移植。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公众受制于传统伦理道德思维的束缚，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死后“保得全尸”、“入土为安”之类的思想，往往对于器官捐献很难接受。 除此之外，我国人体器官移植、获取与分配的管理体制，起步较晚。而且管理规定的不到位，缺少供体来源统一的登记体系，也没有形成规范捐献移植人体器官的标准程序，加上医学常识的普及力度不强，造成了公众器官捐赠积极性不高、器官管理体制公信力低、器官贩卖黑市猖獗的现状。 而在西班牙、日本、俄罗斯、匈牙利、奥地利和芬兰等国，器官捐献实施推定同意的原则，也就是说除非患者特意申请死后不捐献器官，一般患者在被诊断为脑死亡后，会自然成为供体。我国在器官捐献方面除了需要建立公开透明的体制外，还需要提高公众对这种公益事业的信任度。同时随着民众捐赠意识渐渐觉醒，国家的相应政策需要尽快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