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奇奇512415
发展脉络你既然是秀才肯定可以网上摘到很多。至于在当代的影响，在海外比在国内多。这个你从研究文献能看的出来，哈佛的东亚研究所、日韩学界和台湾一些高等学府的汉学与儒家思想类的学术论文质与量均远远胜于国内，内地大多数研究这些的学者已经被唯物主义化了。如果你要写关于当代儒家思想这方面的论文，推荐你去找些杜维明先生的书来看，杜在儒家思想与其他宗教、学派的交流上，在国际学术界比较有影响。得不得分无所谓啦，呵呵，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浅析儒家“慎独本义及其现实意义 “慎独”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概念，对该概念本义的解读学界始终未有定论。从“慎独”传统解读和本义入手厘清其含义，认为“慎独”意在强调内心对于仁义礼智圣的专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慎独”在当今社会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现实意义。 何为“慎独” 。“慎独”源于儒家的《大学》、《中庸》。《大学》有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 ，此之谓 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舍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 于 中，形 于外，故君 子必 慎其 独也。”《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 闻。莫见乎 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东汉郑玄的解说中最早提出“慎独”一词，他说：“小人闲居而不善，无所不至也，君子则不然，虽视之不见，听之无声，犹戒惧恐怖自修正，是其不须臾离道也。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必肆尽其情也，若有觇听之者，是以为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为之。”由此可见，郑玄的所谓“慎独”就是指一个人在独居、独处时，在其行为不为他人所见所闻之处，也要时刻做到谨慎遵守道德规范。郑玄之说与刘向在《说苑 •敬慎》中的说法相似，之后北齐刘昼的《刘子 •慎独》、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中关于“慎独”的解读实际上都继承了郑玄对于“慎独” 的阐说。 而这其中朱熹虽然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郑玄的说法，但他的解读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慎独”的传统理解。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 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 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 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 … …此言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舍之，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舍其恶而卒不可舍，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则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而必谨其独也。”在《中庸章句》中，朱熹又注：“独者，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 ，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 ，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 ，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通过对朱熹的章句集注以及其他文字的研习，我们不难看出朱熹除了沿袭自郑玄以来的传统看法，即认为“慎独”就是在独处时更要谨慎戒惧，在人所不知不闻之地加紧个人道德养成，不可自欺，要在个人修养上实当用力之外，还将“独”的内涵扩大了。例如，朱熹强调“‘慎独’之‘独’，亦非特在幽隐人所不见处。只他人所不知，虽在众中，便是独也”。朱熹还说“这独又不是恁地独时，如与众人对坐，自心中发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独处。”由此可以看出，朱熹的解读较之郑玄的进步之处在于使“独”包含了精神性与内在性的意义。在郑玄看来，“慎独”之“独”只是空间上的独处，是别人无法干预的地方。而朱熹理解的“慎独”之“独”除了上述之义外，还指一种内心 意念 刚刚萌发而众人不知我独知的“独”，由此可 以说，朱熹把“独”从个人独居的空间推致到了一个虽在众人中但缺乏外界舆论监督与压力 的空间。这是对于“独”的理解上的深化。 上述从郑玄到朱熹的关于“慎独”之义的传统解读，着力都在于强调“慎独”的实质是要慎重对待他人不知的隐蔽处之所作所为，努力地做到不欺暗室、不愧屋漏。 随着2O世纪 7O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及 20世纪 90年代郭店楚简《五行》篇的出土，学界在对简帛文献进行整理和解读的过程中，看到了与传统解读不同的“慎独”，由此对于“慎独”本义的讨论重新拉开了序幕。 清华大学的廖名春教授在其《“慎独”本义新证》一文中认为，庞朴先生《帛书五行篇校注》一书第 52到 54页的内容说明“帛书《五行》篇的‘慎独’说与《礼记 •礼器》篇、《苟子 •不苟》篇说同，而与《礼记 •中庸》、《大学》篇迥异。”并提出，“‘慎独’就是不重外表，只重内心”[3]52。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梁涛先生通过对简帛《五行》篇原文和传文的解读与分析，认为该篇讲仁、义、礼、智、圣五行“……是形成于内心的，但它还有‘多’的嫌疑，还没有真正统一于心” ，所以，《五行》中的“慎独”实际是指内心的专注、专一，指内心专注于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的状态。在梁涛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大学》中的两个“慎独”，前一个是指“诚其意”，后一个强调只有“诚于中”，才可能做到“形于外”，由此可见“慎独”必须落实在“诚于中”上，这实际还是要“诚其意”，而《中庸》中的“慎其独”则从道人手，君子“慎其独”所需要戒慎的就是那个“不可须臾离也”的道，要时时保持内心的诚，这与《大学》的“诚其意”是一个意思。通过三者的对比分析，可以说三个“慎独”都是“诚其意”，强调要端正内心的意念，从本原上杜绝一切不善行为的出现，这些无一不在突出儒家“内省”的工夫。所以，《大学》《中庸》以及《五行》的“慎独”的本义均是指内心对于儒家涵含仁、义、礼、智、圣五行的完满人格的专一，指内在的精神状态。郑玄和朱熹的错误在于把“诚其意”的内在精神仅仅理解为“慎其闲居所为”的外在行为，把精神专一理解为独居、独处，因而造成整个意义发生改变。通过对“慎独”本义的追根溯源，以及对其传统解读的辨析，我们看到了儒家一贯的对于内省的重视，对于修己工夫的强调。 那么，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个人，在理解了“慎独”的本义后，我们该如何联系时代联系自身，深刻而又发展地理解它运用它呢?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能违背本义，也不必完全抛离传统解读。我们首先要确定这是一种强调内心对于道德境界和人生修养目的专一专注的功夫(本义强调对于仁义礼智圣的合一状态的专注)，是对内心的关照，它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于传统解说中汲取其合理的因素，那就是把“慎独”的形上意义下达到形下层面。每一个人都有独居、独处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慎独”传统解读中对于闲居时道德自制力的强调。这样才能将“慎独”更好地融人到当今社会，也才能更好地发挥这个儒家传统观念的现实意义。 “慎独”的现实意义。现在对于“慎独”的现实意义的分析大多是基于传统解读进行的。原因就在于《五行》篇中关于“慎独”的解释和郑玄、朱熹等人对于“慎独”的传统理解相比，在实践意义上缺乏可操作性。《五行》篇中将“慎独”归结为内心对于仁、义、礼、智、圣五行的专一与专注，进而统摄诸德而不失于性道之本质。这是具有形上意味的归结，在寻常百姓看来，这种说法不好理解难以践行，缺乏实践上的动力。而郑玄与朱熹的解读，强调闲居时要和有人监督时的行为相一致，这是将“慎独”下达到日用伦常层面后的一种道德自律，这样“慎独”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要求，变为一般人修德修身时的途径，而不只是君子实现其圣人理想人格的专有门径。这显然比本义更能让世人接受，同时，在实践方面更具有效性。 那么，能不能将本义与传统解说结合起来指导我们的道德修养呢?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将本义中内心对于儒家仁、义、礼、智、圣这一君子人格德行的专一，改造成对于现实中的完善人格与高尚的道德标准的专一与专注，以此形成一个牢固的内心信念，然后在这个诚于中的内心信念的统摄与驱动下，更好地形于外，这样我们就会不断修正自己在大庭广众下的显性行为，也会更为注重和调整独处时候的隐性行为。 这样一来，“慎独”就会成为一种随时随地都伴随我们的道德自觉和自律，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道德修养方法，有助于修身正心。培养“慎独”能力，实践慎独的修养方法，可以锻炼和加强一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自我控制力，使道德修养成为自我的内在要求，从而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此外，我们还应做到慎独而不唯“独”，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有无人知晓，有无人监督时都同样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绝不因为无人知晓而肆意妄为，也不能因为有人知晓而做表面文章，要时刻专注于内心信念。 对于当今这样一个已经存在道德失范问题的社会而言，“慎独”的修养方法更凸显其必要性。只有当每一个个体都自觉地做到“慎独”时，社会的道德水准与道德意识才会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提升，至少会减少坏人坏事的出现。这一点正如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的“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 ’，不做任何坏事。”虽然刘少奇同志讲的是共产党员，其实这对于每一个平常百姓的意义与影响是一样的。当我们心中已经拥有一个诚其意、毋自欺而诚于中的道德理念，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做到内外如一如是而行，做到时时处处符合道德要求。此外，朱熹把“独”从独居扩展到大众空间，对于当今社会更具现实意义。比较古今社会的外部压力不难发现，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人要完全摆脱舆论压力，只会出现在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独处时。而当今社会，由于人员流动性加大，我们很多时候都身处“陌生人社会”，没有熟人，也就缺少一种舆论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容易养成肆意胡为的习惯，认为反正做了不该做的说了不该说的也没有关系，反正没有人认识我监督我。由此可见，“陌生人社会”虽在众人之中实际也是独，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注重“慎独”功夫，注重内心一念发动时别人不知我独知的独，绝不放松道德修养工夫通过“慎独”，我们要养成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凭借自己的内心信念，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依靠理性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付诸行动。 “慎独”，是儒家的传统观念与重要思想，是一种修养工夫，是一种自律品质。通过对“慎独”本义与传统解说的厘清，通过对“慎独”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现实实践意义的分析，我们看到“慎独”永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 曰：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日知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但是，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华民族来说，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成为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日本人的惟一标志。悠久的传统文化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审美情趣和行为习惯。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自西汉武帝以来，经过曲折发展，一直作为主流存在于世的儒学。一、儒家的起源儒家学派诞生在战火纷飞、群雄争霸的春秋时期，其创始人为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教育家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核心思想为“仁”与“礼”。何谓“仁”？“仁者爱人”，孔子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反对任意刑杀和苛政；提倡广泛理解和体贴他人，以此调整人际关系，稳定社会持续。如何“爱人”？夫子曰：“忠恕而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何谓“礼”？“克己复礼”，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礼”的准则。其中的“礼”，专指西周时候的等级名分制度。为了能够实现“礼”，孔子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按照周礼的制度把当时已经混淆的社会等级秩序矫正过来。这就体现了孔子政治思想中保守的一面。另外，孔子还提倡“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用“德”教化百姓。二、儒家在战国百家争鸣之时【孟子】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但除了曾参留下了《大学》之外，其他的大多未曾留下什么。到了战国时期，孔子之孙子思收了一名弟子，此人便是日后被称作“亚圣”的孟子。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人，儒家学派的重要奠基人。流传于世的著作为《孟子》“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在孔子之“仁”的思想上，孟子将“仁”发展成为了一套政治学说。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在人性论方面，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说。在义利观方面，孟子强调先义后利，舍生取义。孟子要求人民应该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荀子】如果说儒学在孔孟手中还仅仅停留在关注人的身上，那么战国时期儒学的另外一位重要代表荀子就将儒学发展到了另一种高度。荀子，名况，赵国人，战国时期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现存《荀子》共三十二篇。其主要思想有如下几点：1、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荀子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但人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2、性恶论。与孟子正好相反，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但凭借后天教育可以使人由恶变善。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在战乱与社会变革中并不适用，更不用说在灭秦和楚汉战争中了。等到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打败项羽，百废待兴，这时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所以从西汉初年到汉武帝继位时，黄老思想一直在政治上占据指导思想，在社会上居于支配地位。随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汉朝历经了“文景之治”后，黄老之学已经不能适应强化中央集权形式的发展需要了。同时，儒家学说经过一段时期的自我调整，整合出了一套为中央集权服务的新的理论体系。此时，儒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广川人，研究《公羊春秋》，向汉武帝提出了大一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感应”学说是董仲舒儒学的基础。他宣扬“君权神授”，为君王统治天下提供了理论根据。但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君权。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为人伦道德标准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王道之纲”。【评价与影响】有利于巩固大一统国家，儒家从此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四、儒学的危机随着时代的发展，汉代粗糙的儒学已经不能再控制人心了。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吸引了许多信徒，儒学的发展出现了危机。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五、宋明理学【程朱理学】为了振兴儒学，唐宋儒学家不断进行思考与探究，吸收了佛教和道家的思想，是儒学体系得到了丰富和更新。到了宋代，出现了实质为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程颢，北宋河南洛阳人，世称明道先生。程颐，北宋河南洛阳人，世称伊川先生。朱熹，南宋人，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婺源，出生于福建。理学的集大成者。什么是理学家笔下的“理”呢？他们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理”体现在社会上是儒家的道德伦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人性。那么应该如何把握“礼”呢？方法是“格物致知”。就是通过接触世间万事万物，在体会到各种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先天存在的“理”的体验。当然，它的最终目并非是对客观规律和真理的探索。程朱理学也有其消极的方面，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言论。【陆王心学】南宋时期，一些理学家对程朱探究真理的繁琐方式表示不满，由此诞生了实质为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心学。陆九渊，江西金溪人，世称象山先生。王守仁，浙江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陆九渊的主要观点是“心即理也”，认为心就是天地万物的渊源。他提出了“发明本心”的求理方法，认为求“理”就是进行内心的反省，这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方法产生矛盾。王守仁的核心思想是“致良知”，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人天生具有良知，只要克服私欲、回复良知就能成为圣贤。这就强调了自我的主动作用、激励了人们奋发立志。【宋明理学评价】消极影响：强调三纲五常和名分等级的永恒性，用以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积极影响：注重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讲究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凸显了人性的庄严。六、明清之际的批判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使思想界出现因循守旧、陈腐不化的风气。在商品经济下社会拜金风气盛行，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李贽】李贽，字卓吾，福建泉州人。归纳起来，李贽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1、反对孔孟学说和极力鞭笞程朱理学，反对绝对思想权威；2、倡导个性的自由发展；3、认为“万物皆生于二”，批判理学的“天理”学说，摇撼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基础。李贽的思想冲破了封建统治秩序，有利于人民思想解放。【王夫之】王夫之，湖南衡阳人，世称船山先生。王夫之系统的批判了宋明理学，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颠覆了程朱理学“道在气先”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理论根基。【黄宗羲】黄宗羲，浙江余姚人，世称梨洲先生。黄宗羲从根本上否定了沉浮的伦理纲常，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并提出了种种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包括言论自由。【顾炎武】顾炎武，江苏昆山人，世称亭林先生，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评价】明清时期的批判，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君主专制统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七、近现代儒学的开端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国内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不少仁人志士认为，中国应当采取变法以图强国。然而，传统的被统治者改造的儒家思想又成了变法图强的一大障碍。在当时，要进行变法，就必须从思想上破除“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迷信，打击“恪守祖训”的封建政治势力，辩明变法的合理性，解放人的思想。近代儒学最终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发展为近现代新儒学。【康有为】代表新型资产阶级的康有为掀起了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改革运动，为了减小变法的阻力，采取了托古改制的方法，假借儒家的外衣宣传维新思想，主张采用国外先进的政治体制即君主立宪制，改革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论证了变法的合理性。造成以上原因是因为：1、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软弱性） 2、儒学思想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影响巨大。康有为最负盛名的三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无不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无不对儒家政治思想作出了论述。 【梁启超】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粗而言之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以康有为为代表，欲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论述儒家政治思想，建立一种近代新儒学。后一段以梁启超、严复为代表，他们明显不同于康有为的神化孔子，而是开始对孔子和儒家政治思想作正面的清理和公开的批判。 梁启超对孔子及儒家政治思想的态度前后有明显的变化。起初，他也曾追随康有为尊孔，仿效康有为搞“托故改制”。梁启超以孟子的“民为贵”思想为中介，论证儒家的仁政、王政、不忍人之政，与“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治制度近之”。东渡日本后，梁启超广泛接触西学，思想水平进一步提高，于是他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孔子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作了公开批判。在梁启超的笔下，孔子成了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蟊贼。他还认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最大弊端在于维护封建政治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梁启超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在维新派中最具学术性，并将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推到了一个新阶段。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1923年出版，在学界影响巨大。 【严复】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汉族，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在戊戌变法时期，从学理上批判儒家政治思想者，首推严复。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不深，而于西方政治思想则有较深的修养。就此而言，严复优于其他维新思想家。在中国近代思想政治史上，严复首次把矛头直指“六经五子”（五子谓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他写到：“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救亡决论》）。在戊戌时期严复能将矛头直指六经五子，思想堪称激进。同时严复又对封建君主专制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将矛头指向了儒学大师韩愈，用犀利的文笔写成《辟韩》一文。 【章太炎】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汉族，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按照刘歆《七略》把西汉中期以前的学术派别分为九流十家，并逐一考察了各派的起源、发展和流变。他指出：“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子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又说；“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章太炎不仅全面扭转了两千年来传统经学家所设定的孔子神圣形象，而且淋漓尽致的发挥了“尊子贬孔”的观点，将孔子从神圣的殿堂中拉来与诸子同列。章太炎严厉批判汉武帝“独尊儒术”，认为“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他尖锐地指出后代儒者必将自己的学说推源于孔子，其实这都是“强相援引，妄为皮傅”。章太炎“援引诸子以夺孔孟之正位”的批判，无疑是掘了中国封建政治思想的祖坟。 章太炎还从道德上批判孔子，他曾一再指出：“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他又指责孔子的中庸，认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他断言：“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诸子学略说》）。章太炎对孔子道德的批判是与革命活动和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今日我们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象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同上第273 页）。在章太炎看来资产阶级无论是进行革命，或者实行民权，断不可用儒家政治思想。 八、打倒孔家店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迷信的同时，对以孔子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维护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树立起了“打倒孔家店”的的大旗。“打倒孔家店”实质上是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的全面清算。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思想之一，它内容宏博，影响极其深远。 儒家思想内容宏富，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表现，又有着时代赋予它的新的内涵。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他不仅以相礼为业，而且以其宏富的学识、精绝的智慧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石。他尊天命，崇仁礼，重教育，执中庸等等，无不对后世影响深远。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最重要的是孟氏之儒和孙（荀）氏之儒。孟子提倡王道仁政，民贵君轻，创立性善说，要求尽心、知性、知天。荀子建立了以礼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于王道中杂以霸道，提倡性恶论，主张“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至汉代，董仲舒继承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学说，又吸取了韩非“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活，三者逆则天下乱”的三纲思想，实现了儒法合流，提出了德行并用而以德教为主的统治方针，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的儒学，也促成了西汉后期谶纬之学的盛行。魏晋时期玄风大盛，直至唐中期韩愈的出现，开始了儒学复兴的大潮。至宋初，经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大力提倡，儒学复振。从此至明，儒家思想得到巨大发展，出现了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理学，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即宋明理学。另外，以王安石、陈亮、王廷相为代表的功利派成为宋明理学的另一部分。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及戴震等都对理学的性命之谈进行了批判。清代的儒学又分为汉学和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儒家的统治地位也告结束，但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却未随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消声灭迹，而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这种主流观念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凝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迅疾发展的今天，它仍影响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影响着每一个生命个体。 儒家思想至今影响着国家政治和民族精神一、 仁政与王道儒家思想的传承有许多精华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应该给予肯定。儒家思想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崇“仁”。孔子说：“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具体讲，“恭、宽、敏、惠、信”为“仁”，忠、恕、孝、悌为仁，这些美好的品质就是所谓的“仁”，人们要有这样的品质才是真正的“仁者”。这种思想确立了数千年的社会道德规范，时至今日，人们还在以“仁义”的标准评论别人，这种评论是法治外的一种道德约束，某种程度上具有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有助于社会的稳定，有助于社会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有助于人与人之间保有着一份脉脉温情。孔子崇仁，是谓“仁心”，而孟子崇仁是谓“仁政”。《孟子•公孙丑上》：“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行仁政就是以仁爱之心治理天下，反对霸道，实行王道。同时，孟子提出要“保民而王”，在《孟子•梁惠王上》中：“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他还主张“尊贤使能”，《孟子•公孙丑》：“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治国还要加强教育“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孟子思想的另一闪光处，就是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要：“制民之产”使百姓安居乐业。 孟子的思想，在治国理政方面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而历朝历代的治世无一不在孟子提出的治国框架中体现出来。他的思想影响至今，我国多年来致力于三农问题，关注农民工等等，都是在“保民而王”“制民之产”。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也体现出孟子思想在今世的闪光。在中国的外交方面，APEC会议、上海经济合作组织及中非合作论坛等等，这些外交活动，中国没有一次用其武力去征服，去强制，而是在互惠互利的原则基础上来实行，由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较而言，美国这一超级强国打南斯拉夫，插手阿富汗，发动海湾战争，至今仍在伊拉克难以自拔。这是什么？这就是美国实行的“霸道”所致。“王道”所致，处处逢源，“霸道”所致，处处碰壁。二、人和社会 儒家思想在关于人的问题上表现的积极作用更为突出。在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对于人生价值的许多问题，都有充分而精辟的论述，这些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人不是孤立的存在，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也与一定的自然环境发生联系。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人人应具有独立的意志，也就是肯定人人都具有独立人格。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谓大丈夫的崇高人格，就是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动摇。儒家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与道德价值、人格价值相比较，道德价值和人格价值更为重要，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舍生取义”，就是儒家为了保全仁义道德价值而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典型表述，这些论述对后世深远影响。不难看出要正确对待自己，塑造崇高人格，最关键的就是要正确对侍生命与道德、人格的关系。一个人的人格尊严是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人格尊严超过了生命价值。 儒家学者提倡人与人应当互相亲爱，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并对人伦的准则与规范有着详细的论述。荀子论述人类合群的必要性时提出“群道”的概念，他认为，人所以能群，在于有职分与道义；合群是人类能够战胜万物的保证。荀子重视合群之道，强调对待他人的方法要得当，这就为妥善对待自己与他人、个体与群休的关系提供了社会学的依据。儒家思想的仁、礼、和、义、信，就是关于人与他人关系的准则与规范。“仁”，是孔子伦理道德的最高准则。墨子主张兼爱，谓“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室若其室，认为应当不分远近亲疏地爱一切人。孔子的爱人和墨子的兼爱都表现了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礼”是古代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孔子重视礼，说：“不知礼，无以立。”认为必须知礼才能自立，自立然后才能立人。他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主张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礼，以达到仁的境界。也即以礼待人，尊敬他人。应有的礼节、礼貌还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行为规则。儒家以“和”为价值的中心原则，“以他平他谓之和”，“和”是不同事物相互联系、会聚而得其平衡，也就是多样性的统一。此外“义”的基本意义是公正，公正是对待他人应有的规范。“信”则是诚实、信用、守信。认为朋友之间应当遵守信用。信用是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任何时代最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 儒家还提倡“忠”，忠的原则是对别人尽心尽责。到了汉代以后转义为对国君尽忠，强调对君主的绝对服从，以维护君主专制。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废除了君主，尽管对儒家思想的“忠”我们曾一度存在偏见，但是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大力提倡的“忠”，是忠于民族、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忠，是责任心、事业心的体现。忠于民族、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是每一个国民的崇高职责。 发展脉络你既然是秀才肯定可以网上摘到很多。至于在当代的影响，在海外比在国内多。这个你从研究文献能看的出来，哈佛的东亚研究所、日韩学界和台湾一些高等学府的汉学与儒家思想类的学术论文质与量均远远胜于国内，内地大多数研究这些的学者已经被唯物主义化了。如果你要写关于当代儒家思想这方面的论文，推荐你去找些杜维明先生的书来看，杜在儒家思想与其他宗教、学派的交流上，在国际学术界比较有影响。得不得分无所谓啦，呵呵，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一）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几千年来，儒家文化的这种道德规范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守礼思想虽然有不少消极因素，但也无形中教导着人们要守礼义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很多商家若坚持信誉，将货真价实，买卖公平，那么其商业命运一定不短；但商家若是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哄抬物价，违背信誉，那么其商业命运必定短暂。儒家道德规范无形中就规范了这些行为。（二）儒家文化关于“万物一体”的思想，为我们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带来了启示。现代化的社会带来了很多自然问题，人类再利用科学技术创造高度文明的同时却也在不断的破坏大自然。植被大面积的毁容，曾经健壮的机体被迅速的掏空，海洋上漂浮着死亡的阴影，人类的动物朋友在死亡线上挣扎……这个曾经是生命乐园的地球现已千疮百孔、面目全非。现代化的发展、高科技的运用已经是地球生态系统失衡了。当经世界的十大环境问题，那一个不是伴随着现代化而出现的？儒家文化的“万物一体”思想为解决“自然异化”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中国古人非常崇尚自然，他们把自然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有“万物一体”的与自然平等的意识。自然界与人类是平等的，我们没有权利肆意的征服和破坏他们，他养育了人类，人类应该爱护她。同时自然与人类是 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共存于地球上，谁也离不开谁。我们应该保护它，否则她同样会报复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接受儒家文化中的精华，并以其为指导，爱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三）儒家文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人类优良的道德品质对中国现代化亦即中国的经济增长必将起着积极的支援作用。我们知道，儒家文化中也有类似基督新教的工作伦理与天职观念，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人也具有勤俭、敬业、节制、诚信、好储蓄等优良品质，故儒家伦理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以儒家伦理为基础，走人类道德指导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国的经济才会有良性的发展，中国现代化才会因符合人性而成功。
中国几千年来只有盛唐实现了这一伟大的思想。造就了世界的奇迹。那是人类以来最伟大的胜利。可惜没生在那个时代。当代光靠所谓法制是不可能造就伟大的国度的。
儒家思想关于人生价值以及实现人生价值的观点，构成了互相联系的人生价值观。正确对待自己是正确对待他人、民族和国家以及自然的基础，而一个人人生价值的完满实现，又是通过正确处理与他人、民族和国家以及自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