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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新一轮改革大潮中，以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特区开发思想为指引，一大批各级各类的开发区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成为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和动力源。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就是其中一个光彩夺目的亮点。由邓小平同志首倡，1994年2月26日，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在北京签署《中新两国政府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创造了两国政府之间合作进行土地成片开发的案例，并由于协议中对借鉴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的规定而使这次合作具有了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如今，八年过去了，园区不仅按照预定的设想运转正常，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而且由于其在寻求公共管理创新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方面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及其理论价值而受到政府、经济界和社科界的广泛关注。我们认为，园区建设成功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在借鉴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从内到外表现为三个层次，即理念创新——体制创新——行为创新——经济发展。 一、政府理念创新的三个纬度 理念创新是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内在动因，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首先体现为政府公共管理理念上的创新。它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从管制思维到亲商思维（服务思维） 在全球化趋势日愈凸显的大背景下，政府应转变传统管制思维，树立权利本位、亲商思维、服务理念。在亲商思维的指引下，政府行为由服务型方式取代命令型方式。所谓亲商思维是指园区行政部门以为客商服务为最高宗旨，把亲商思维消化在招商引资、日常管理服务的态度和价值观中，帮助客商获得满意回报率，同时使园区获得相应收益从而形成双赢格局。亲商思维是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的核心，它认为政府并非真正的财富创造者；只有当政府成功地提供了一个适于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并使这些企业取得比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才能吸引更多的优质投资，国家经济才能得到快速提高。亲商思维把政府——工商业——人民利益三者统一于工商业的发展，通过发展工商业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竞争能力，促进国家经济的持续快速的发展。 园区管委会将亲商思维溶入到公共管理实践中，具体体现为亲商观念的培育，园区各部门依靠高效的招商网络，建立了无微不至的客户服务体系，充分尊重客户的意愿，为客商提供快捷、简便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同时采用敲门法的“国际招商网络”，即有的放矢地主动招取优质投资项目；建立综合性的竞争优势，即园区管委会给予客商确定、清楚、快速的答复，一旦承诺，务必兑现；提供有吸引力的特殊政策；确立为我而用的招商标准。园区依靠新加坡经发局的国际招商网络，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由浅入深地逐步形成点一线一面一化的园区发展高新技术的招商策略。亲商思维改善了园区政府形象，提升了政府信誉，促进了园区经济发展，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世界产业巨头落户园区，从而形成了高科技。高税收、高就业的园区发展格局。 2．从人治思维到法治思维 国际贸易中的公正观念。互惠观念、谈判协商观念本质上都与规则观念紧密联系。全球化时代下的公共管理就是要按规则办事，公正、公平、互利。通过协商谈判的途径解决纠纷和难题。政府应制定与世贸组织的原则相一致的游戏规则，完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地把政府行为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使政府管理模式从个人权威转向规则权威，使政府理念由从人治思维到法治思维。新加坡是一个法治国，它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内人人自由，法律之外没有民主，法律之上没有权威。坚持依法治理。严格执法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 园区通过对新加坡法治经验的引进一一借鉴——运用，以法治思维探索建立了依法治园的法规体系和执法机制，形成工业园区完善的法制环境。其内涵表现为：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专家治园的规划管理体制。园区的规划管理体制推行专家治园，公开公布政府的园区规划，然后授权规划师分级管理，行政首长只处理违规申请和上诉案例。同时实行一套严格的监督机制以杜绝腐败。 其次，完善和明晰园区法规。结合中国国情和园区实际需要，园区管委会共编制了18项管理办法，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办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才十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外商投资企业行政性收费目录搏动管理办法、公积金管理办法、国家公务员实施细则、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等等，将园区公共管理纳入法治化。公开化、透明化的轨道。 最后，执法透明化。园区制定的《苏州工业园区规划管理办法》明确规划管理的内容。程序和工作时限，执法人员严格依法办事，一视同仁，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园区投资环境，使客商清楚地了解园区管理依据、程序和方法，从而使执法主体与外商企业之间形成信息对称。管委会依法治园的精简、高效、廉洁的政府形象受到了普遍好评，增强了园区的综合竞争力。 3．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思维 “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公共管理既是对人的管理，也是为人的管理。公共管理的目标木单纯是公共物品的生产，而且也包括如何促进人的发展。尊重人、依靠人、发展人、为了人是园区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内容。“人力资源是新加坡唯一的资源”是新加坡人在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共识。它将人的智慧和能力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来开掘和利用，其内涵体现为：充分有效地发现城市内外、国内外人力，做到人尽其才；提供创造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条件，知识更新和再培训的条件；发展教育和智力投资。 园区通过对新加坡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的借鉴，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简单粗糙的管理方式，把人视为经济发展中的第一要素，形成了“人力资源是工业园区最重要资源”、“人力资源环境是工业园区最重要的投资环境”的理念。园区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到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管理中，其基本特点体现为：寓简明于透明之中，寓灵活于规范之中，寓亲商于服务之中，寓动态于有序之中。这一管理方法在建立精干高质量的公务员队伍和复合型经营管理技术队伍的引进等方面效果显著，适应了园区开发建设、管理服务的需求，并使园区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从分散型服务向一条龙服务转变；从低层次服务向高层次服务转变。 二、体制创新是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的中介 政府体制改革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的外力要求，一是由内向外地表现为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动机。政府体制创新亦是一个过程，表现为：由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渐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奠定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地位。 体制创新是理论创新转化实践的中介，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进行体制创新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和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1．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 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指出，“有效的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这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而不是替代市场”。加人世贸组织必将加快我国政企分开的步伐，使企业逐渐脱离政府的行政控制，保证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同一竞争平台上，并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随着我国加入MO，政府经济职能又被赋予了新的内蕴，这体现为：引导，政府应研究和分析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寻找发展经济的最佳路径。调控，政府应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以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扶持，在WTO制度规范的框架下积极寻求发展本国工业的途径，在全球化浪潮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 园区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借鉴和创新优化了园区投资环境，吸引大批跨国企业落户园区，三资企业规模迅速扩大，已形成了适合国际经济发展战略的投资产业结构。 2．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政府转变职能应以社会本位为导向，应以社会利益和社会要求作为自身价值的参照体系，不断依据社会变量决定自身的结构、权限及其运行方式的转变，把政府全方位控制社会的冲动减小到最低限度。政府主要是社会的服务者、协调者和一定范围的干预者，社会才是主导者，因而评判政府职能的标准将不完全依仗效益和效率，而主要取决于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政府管理逐渐趋向政府公共政策化、公共管理社会化从而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通过参与式民主给公民授权。”在这样的政府中，公共管理的职能部分地甚至完全地转移给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政府从公共管理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不仅自身可以达到消肿减肥的目标，而且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审视公共管理的质量和效果。 更小的政府——更好的服务是园区管委会政府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中轴。首先，更小的政府。园区管委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和“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意识，仅设立七套常设机构共12个局和1个非常设机构，定编120人，却承担了相当于市一级党政机构和近百个部门和职能，实现了对外（新加坡20多个政府机构）接轨，对内（苏州市及省，国家）接口的要求。同时，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建立了高效的公务员管理体制，既有利于提高政府效能，又有利于实现公共管理的法治化、公开化、民主化。其次，更好的社会服务。园区管委会的社会职能就在于维护社会秩序，提供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营造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良好的园区生活环境。 三、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巨动 现代公共管理以社会需求为起点，以成本——效益分析工具，通过体制创新以满足社会福利需求，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最终形成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与经济发展形成互动关系。它表现为：经济发展要求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体制日益成熟，这又为公共管理在更高层次上的体制创新提供更佳的经济制度环境。 1．经济发展呼唤公共管理体制创新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用脚投票选择投资领域。在全球化环境下，跨国公司根据区域投资环境可以随时将生产转移到法律透明度高、劳工法律松、市场机制完善的区域或国家。跨国公司这种用脚投票方式的微妙方式不仅仅要求而且迫使政府进行公共管理体制创新，改善投资环境，树立亲商理念、法治理念、从刚性行政转向柔性行政。 园区学习和借鉴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和经济管理经验，正是希望通过对其借鉴、消化和吸收，在园区尽快形成一种全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制度创新来构造新的招商优势，并为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构造新的增长点。此外，园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必须依靠体制创新为先导。园区要实现其战略目标，即成为国际最具竞争力的开发区之－，以及成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超前试验区，以“管理示范”和“产业辐射”有效带动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就必须“敢于试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以体制改革为先导，探索出一条以注重功能效益的体制供给来取代单纯的优惠政策，进而形成新一轮经济成长驱动机制的新路。 2．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促进经济发展 公共体制创新的目标是完善政府过程功能，从而使政府输出功能符合社会生态环境并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体制创新赋予了政府理念、体制、行为新的内涵。 首先，高瞻远瞩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园区依据产业发展战略、人才资源战略和区域协调战略的研究，提出园区产业结构发展的原则是“先二后三到二三并重”，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适当发展高效益产业、高就业产业；提出园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立足苏州，依托浦东，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开放开发。 其次，亲商思维下更快捷的服务。园区建立上海——苏州工业园区的海关绿色通道。在上海海关和园区海关之间建立电脑联网，使园区的进出口实现直通与口岸式管理，从而极大提高通关速度，方便了客商；园区建立起由网络化职业介绍系统、社会化的社会保障系统、市场化的劳动力价格系统、法制化的管理系统等等。 3．经济发展为更高层次上的体制创新提供更佳的制度环境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体制日益成熟，这又为公共管理在更高层次上体制创新提供更佳的经济制度环境，从而形成体制创新——经济发展——更高层次上的体制创新的良性循环。园区在借鉴新加坡经济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目前，一个规划科学、布局合理、管理严格，借鉴新加坡裕廊镇规划模式建设的国际化、现代化的新城区已在金鸡湖畔初现。 园区对新加坡经验的大软件和小软件借鉴已基本完成，园区已经成为国内最具竞争力的园区之一。在此基础上，园区又树立了新的战略目标；通过体制创新继续努力把园区建设为与世界经济接轨、符合国际惯例的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一流园区。而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又要求通过更高层次上的体制借鉴和体制创新，从而形成制度供给以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样就形成了体制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否定之否定的良性循环。 四、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对外辐射的制约因素 园区八年来的实践证明，有选择地借鉴新加坡经验，以制度的创新营造一流的投资环境，从而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建立新的增长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全国开发区协会、山东省开发区协会、江苏省对外经贸厅先后在苏州举办了“苏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研讨班”，对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对外辐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应该看到，这种辐射的力度是有限的。园区经验的对外推广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正由经济领域逐步向政治领域扩展，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更是方兴未艾，加入WTO则构成加速这一改革进程的外部动因。在这种有利的宏观条件之下，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对外辐射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的要求仍要受到种种现实情境的制约： 第一，从体制创新的内在动力来看，园区经验的对外推广存在着一个“路径依赖”问题。体制创新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变革，而现实的社会关系恰恰就凝结在现行的体制框架当中，实际地调控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它们曾经有过存在的充分理由，并以其巨大的历史惯性作用于当下人们的活动。因此，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自身对于体制转变的紧迫性的认识，对于改革将要带来的利益关系调整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更深层次的一定区域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状况和该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成为制约体制创新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各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将影响到园区经验对外辐射的接受程度，同时意味着学习园区经验同样有一个如何从本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并有所创新的问题。 第二，从体制创新的外部条件来看，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实践探索是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能否争取到有利的外部条件支撑构成园区经验对外推广的第二重制约因素。园区作为中外政府间的合作项目，一开始就获得了强有力的组织支撑。从中新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到双边三级联合协调体系的建立以及被赋予的一系列“不特有特”、“特中有特”的功能性优惠政策，为园区的运作营造了优越的外部环境。园区作为一个新建的城市实体，是按照一种全新的模式来设计和运作的，它的资金的投入巨大而先天的负担很小，使其得以高起点发展，高效能运转：园区以150人的机构编制规模创造了130多亿元的GDP。园区的实践告诉我们，政府机构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任重道远。 第三，从体制创新的外部空间来看，我国目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职权划分方式影响着地方政府对于体制创新的能动作用及其形式空间。园区的成功探索为发展中外经济技术互利合作积累了新的经验，即这种互利合作也可以在两国政府之间展开，通过共组的国家财团进行运作，从而拓展了国际经济技术的形式空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的思想解放和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由此推而广之，对我国的对内开放和地区之间的互利合作也不无启示。问题在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单一制——集权型的政府管理体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缺乏明确的职权划分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行双重的垂直领导，这势必制约地方政府对于体制创新的能动性和这种创新的形式空间。园区经验的对外辐射推广有赖于地方政府积极发挥自身能动作用和中央政府的适当授权。 
浅谈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摘要] 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文化和经济总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然而，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总是这样，有的时候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甚至成负相关性，即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自成逻辑。这就要求我们正确看待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 [关键词] 文化经济发展负相关性自成逻辑 长期以来，人们的传统观念，总是将文化与经济割裂开来，认为文化与经济就像两条道上跑的车。事实上，文化与经济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以促进其更好地发展，便成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 一、文化为经济增长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价值导向和现代人力资源 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系统中，文化起着导向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有理性的精神支撑和价值导航。这种理性的精神支撑就是社会先进的文化，这种先进的文化反映现代工业文明精神，满足人们物质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人们的主体意识和思想文化素质，同时也提升人们的价值观念。今天，文化已经渗透到现代经济活动的一切过程和环节。特别是普遍文化认同在减少和克服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贸易冲突和经济摩擦方面，以及在适应贸易环境和投资环境方面，都具有其他系统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能够起到其他系统所起不到的独特作用。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人力资源，尤其是在当代经济全球化体系中，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对高水平人力资源的倚重就显得更为突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被称之为第三世界经济的“奇迹”，尽管“奇迹”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新加坡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教育立国”、“科技兴国”的发展战略，建立了一个多元文化相辅相成的良性结构，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化力”。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也不难发现这一现象，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也是区域生产力水平较高或区域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 文化对经济的重要性远不是文化在经济领域、经济活动中的现实作用，更重要的是文化对经济还具有久远而深刻的意义。可以预见，未来世界的竞争不仅是经济优势的竞争，更是文化优势的竞争。 二、文化的发展有赖于经济的发展 在文化和经济彼此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为文化提供赖以生存、发展和进步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当我们从经济对文化发展的作用的视角来看，一方面，经济为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提供物质基础和丰富的创作源泉。另一方面，经济为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动力和流通市场。经济对文化的需求是促进文化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恩格斯就曾说过，生产发展的需要对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胜过十所大学。在经济的刺激作用下，文化内部产生强大的驱动力以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同时，由于文化艺术具有多方面的审美价值为人们所需要，而当这种需求量逐渐增大时，必然会使其物化成为产品，从而转化为商品价值，并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形成价格，这样，文化就以商品形式在市场上流通。文化产品正是在这一流通过程中实现其价值，并为其自身的再生产积累资金以实现自我发展。显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文化建设的发展规模” 。 正是因为经济对文化发展和进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文化发展的根本在于经济。经济发达，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就会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相反，经济落后，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就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我们只有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变更我们的经济基础，传统文化才能够战胜强势的西方文化。因此，现代化最重要的，也是首要的，是经济现代化，只有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构建政治现代化，上层建筑现代化，从而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强势文化。 毫无疑问，正是因为经济对文化的作用是直接的，并且，这种直接作用的存在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所以人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首先关注的必然是经济的发展，并且坚定地认为，只有经济繁荣，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三、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负相关性 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文化和经济总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然而，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总是这样，有的时候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甚至成负相关性，即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自成逻辑”。 我们注意到，文化发达，与之并存的经济有可能非常落后。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化优势等同于生产力优势、经济优势。因为文化作为一种潜在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变为经济优势还需要通过许多中介和环节。 同时，经济的发展确实能够促进文化的发展，然而，就像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一样，经济发展对文化的影响除了正面的效应之外，也有一些负面的效应。例如“快餐”式的文化使人们的文化鉴赏水平逐渐下降。应当看到，经济发展在促进文化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客观上也制约其扩大的内容和质量。 经济发展的自成逻辑并不能证明文化发展的自成逻辑，正如生产力是由低向高渐次发展却并不意味着文化也是由低向高渐次发展一样。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非自成逻辑性，也即负相关性，正是说明了两者关系的复杂性，也就是说，文化繁荣并不意味着经济繁荣，同样，经济发达也并不意味这文化发达。 综上分析，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正确地看待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两大车轮的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这就是，一方面，文化与经济虽然其发展各具自己的规律和特点，但是它们彼此依存，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密切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即经济对文化具有基础性作用，文化对经济具有导向性作用，二者具有互动效应，并在相互作用中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非自成逻辑性要求我们在制定社会发展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到文化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以促进社会快速、有序和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陶一桃:经济文化论[M]冶金工业出版社，2001 [2]程恩富等:文化经济学通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3]陈占彪:试论文化发展的三大外因[J]中华文化论坛，2006，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