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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地说，国学就是现代中国人研究古代中国的学问。 关于“国学”这个词，其实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也就是说，在周代“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一种“贵族子弟学校”。 以后几千年来伴随着王朝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到了清末，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但不管怎么变，“国学”长期以来实际上指的是学校。 满清后期，随着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警醒。不少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于是“西风渐进”，研究西学的人渐渐增多，翻译的西方书籍也越来越多，从哲学、伦理到政治、文学乃至科学技术。由于这些玩意儿区别于旧有的学术，所以出现了“新学”一词。这么一来，原来咱们老祖宗的东西就叫做“旧学”了。当然谁也不喜欢“旧学”这么个名称，于是有人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到“国粹”一词。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词。后来章太炎又在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至此，“国学”一词在中国也完成了由“国家设立的学校”向“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意义的转变。 但是自从1840年海禁被打破以后，有关“国学”究竟是否有用的争论始终就没停止过，一直争到今天，甚至今后还得继续争下去。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磨合！在近代史上，顽固排外的自有一批人，他们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稍微开明点的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白了就是应该考虑咱们中国的“特色”，咱们的制度是好的，这叫“中学为体”，但不妨学点西方的方法用用。当然最激进的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了，他们把中国的落后和屈辱一股脑都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上，呼吁要把传统文化来个连根清除，甚至取消汉字，使用拼音文字。但是，在这些争论中，大部分人还是有这么一个共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价值的，不能完全抛弃。于是不少人渐渐开始以现代的眼光和方法来整理、记录和研究老祖宗的东西。这就是国学的由来。所以，就研究对象而言，广义地说，国学就是关于古代中国社会所有方面的研究学问；狭义地说，国学是现代的中国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吸取其中比较有现实进步意义的一部分。因此，国学带有很强的功用色彩，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古为今用”。它与纯粹的历史学、哲学、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不一样，它有着追求现实进步意义的色彩，有“善”和“美”的成分。而纯学术研究，从其研究的目的上，是追求“真”的。另一方面，与此同时，西方人也开始大规模研究古代中国，这种学问被称作汉学。什么是国学的体、相、用 按佛学原理来说，万物只有三个理则——体、相、用。如茶杯，玻璃为“体”，“相”就是它的形状，“用”就是它的功用，即是可以盛液体的东西。抽象的思想，也是一样。譬如《论语》，以孔子的思想为“体”，二十篇《论语》就是它的“相”，我们用它来研究、解释。“用”是了解孔子以后，该怎样去弘扬中国文化。到了近代，有人提出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这是很可笑的。有体必有相有用，有用也必有体有相。又怎么能够只取其体或只取其用呢？这种说法就象以茶杯为体，以讲台为用一样荒谬。这里还有一个因素是当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重人而轻物，西方文化重物而轻人。中国自有文字记载，就一直以人为本的学术研究，强调人际关系，所有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不分，统统是人的科学；而西方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叔本华、尼采等意志论的人本主义哲学研究，研究人际关系的直到二十世纪的美国卡耐基才弄出一套什么《人性的弱点》之类的小儿科玩艺。西方直重视的是实物，因此看重实利实力，重科学重分类，什么都分得细细的，因此科学就比较发达，奇技淫巧也特多。按中国人的观念来说，中国人重视的是君子之学（研究治人），西方人重视的小人之学（研究治物）。 因此，我们不是要以“中学为体”，而应该在“中学”这个“体”中直接注入西方科技文化的活力，使“中学”这个“体”更加丰满而且健壮。使中国有志于小人之学的人也成为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而使中国有志于治人之道的人才走上君子之路，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 -846-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