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201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 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洋务运动在中国呼风唤雨，风光一时。但是，在李鸿章等人轰轰烈烈地搞了三十多年“洋务”之后，在北洋水师已经建成当时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之后，中国还是在甲午海战中败于日本，不得不再次签订屈辱条约，割地赔款。甲午海战失败及随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 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真正强大。 洋务运动是清朝政府在内外交困下所采取的一种自保性质的改革。时，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的一部分当权官僚决定首先把“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而后再设法抵御被认为是“肢体之患”的外国侵略。为此，他们开始实行所谓的“自强新政”，主要内容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一方面企图通过与西方搞好关系，以争取军事支援，另一方面也想通过此举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最终达到“自强”的目的。这些想法当然是不错的，可是，一开始，洋务运动就在体制和技术之间出现了脱节的现象。按照张之洞的说法，洋务运动之学习西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即坚持大清帝国的整个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变，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学习他们船坚炮利的一面。岂不知，“体”和“用”在很多时候都是不可分离的。正如严复所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有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严复的意思很明显，如果中国的整个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变，仅仅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于“自强”无补，正如将马腿强行移到牛身上一样，两者因不配套而互相扞格，双双失效。洋务运动的失败最终证实了严复的判断，“体”、“用”之间的严重脱节可以说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洋务运动以它的失败告诉后人，没有体制变革的足够配合，单纯的技术变革和实业发展是走不远的。 洋务运动的另一个脱节之处是：洋务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变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强”，这本身没有错误。可问题是，洋务派口中的“自强”，一直就是以国家为本位而非以民生为本位的，所以，洋务运动从启动之日起就没有把民生问题提到一个应有的高度来加以重视。他们建军械所也好，制造军火和轮船也罢，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增强清廷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对于普通百姓能否从这场变革中获得好处，他们考虑不多。甚至，为了所谓的国家富强，他们还不惜侵害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 洋务运动大力修建铁路、建造轮船、发展机器制造业和采矿业，这些产业当然是中国所需要的，可是，产业的升级换代往往会让一些底层劳动者失业。因此，在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体制下，政府和企业在推行技术变革，实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必须顾及底层民众的承受力，不能让最底层的百姓生活得更加悲惨。可洋务运动不是这样。铁路运输和轮船航运业的发展让大量的“船户”、“车户”和“脚夫”失业。这些最底层的劳动者被洋务运动挤出了旧业，却又难以进入新业，在他们赖以谋生的低级手段被洋务运动所提倡的先进机器所取代之后，伴随他们的只有每况愈下的困顿和日复一日的怨恨。针对这种情况，湖北巡抚奎斌曾记述：“以湖北一省而论……实因轮船畅行，民间衣食之途，尽为攘夺，江河船只顿减十之六七，失业之人不可胜计。而襄樊一带行店关闭，车户歇业，瘠苦情状，尤不堪寓目。”所以，当时就有人批评洋务运动是“刮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于官也”。就连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也承认：“今之熟悉洋务者，往往于吏治民生易于隔阂。”洋务运动既然“隔阂”于民生，甚至还“刮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于官”，所以，它得不到广大普通百姓的支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离开了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支持，焉有不失败之理？ 最后还得说一说洋务运动中的用人问题。毛泽东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那么，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提拔使用的“干部”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简单地说，具体经办洋务的人在事功和道德之间严重脱节。一方面，这批洋务分子买船造炮、开矿练兵，积极地为中国引进西方的近代工业和先进技术，另一方面，这批人也借经办洋务之际中饱私囊，大搞腐败。对此，辜鸿铭曾有过论述，他说，李鸿章用人“但论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才能，不论人品”。这就使得一批奔竞之徒聚集在洋务运动的旗帜之下，而有理想有操守的正直之士因耻于与小人为伍而日渐疏远洋务，结果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人事现象：洋务运动本为当时一股先进的力量，可是，参与洋务运动的人却多是追名逐利、没有道德操守的“腐败分子”。当时，就有人批评说“才杰不谈洋务，谈者皆势利小人，临时张皇，一无足恃”。这一点，就连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不讳言，他说：“近年习气，凡稍知洋务者，大率皆营私渔利之徒。”梁启超后来总结历史，更是称洋务中人为“一世鄙夫”。 一项从理论上讲绝对先进的事业，最终却落到了一批“营私渔利之徒”的手里，历史的诡谲在此暴露无遗。理论上的先进性与实际操作中的腐败行为交织在一起，暴露出了洋务派在做事与做人之间的严重脱节。李敖曾说：“与什么人一起奋斗有时比为什么奋斗更重要。”既然搞洋务运动的“大率皆营私渔利之徒”，所以，它最后以失败收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虽然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但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2、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消极：1、有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 2、经营管理腐败。够经典了吧！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 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作为一段历史，洋务运动离今人已经很远了，可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其启示却并不过时，它的教训依然值得今人深思，汲取。 摘抄来的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是普通关注的问题，人们对于这一问题关注的目的在于可持续发展。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中华文化之所以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而不衰，可持续。近代工业文明以前是为农业文明。KING称以中国为中心的农业为可持续农业。探讨中国传统农学理论与实践中的天人关系。从中得到启示。天人关系指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1]在传统的中国人心中，农业中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天、地、稼的关系。故《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为之者，人也”。其中天和地是大自然的代表，相当于现在人们所说的环境，人和稼生于天地之间，天人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过其中加入了稼的因素，稼同时具有自然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人按照需要与可能选择和种植作物。传统农业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何？过去在研究农业史时，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对于环境的改造，过份地强调人及其技术的作用，而技术又过分地强调土壤耕作技术。原始农业中刀耕农业和耜耕农业阶段的划分；传统农业中北方旱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南方水田技术体系的形成等，都是主要以土壤耕作技术为依据来划分的。现在，环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人们开始重新用审视的目光看待人与自然环境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些历史地理学家开始强调环境对人的作用，甚至有学者重新祭起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大旗，[2]受此影响农业史研究中，一些学者过多地把目光指向环境及其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指向农业对于环境的破坏，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对于环境的保护[3]与改造，更忽视了人对于环境的适应。这些都不符合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历史的实际。我们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变迁也引起过中国农业的波动，但真正决定中国农业发展的是人对于环境的适应和改造。一、环境对农业的影响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环境对于农业的影响。同时也注意到环境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各种因素对于农业的影响并不相同，具体说来，天和地对于作物的影响是不同的。古人将它归纳为“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地，即土壤。由于在构成环境的诸多因素中，土壤与作物的关系最为直接，因而也最先为人所注意。古人认为作物的种类是由“地”来决定的。经常提到的例子是：“桔逾淮而北为枳，鸐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4]“菘菜不生北土。有人将子北种；初一年，半为芜菁，二年，菘种都绝。有将芜菁子南种，亦二年都变。”[5]前者说“此地气然也”，后者说“土地所宜”。地气和土地，指的都是土壤。土壤是导致变异的根源。[6]在土壤中首先注意到的是土壤上生长的植被。《师旷占术》曰：“五木者，五谷之先；欲知五谷，但视五木。择其木盛者，来年多种之，万不失一也。”《杂阴阳书》则将“五谷”和“五木”一一对应起来，有所谓：禾生于枣或杨，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杨或荆，大麦生于杏，小麦生于桃，稻生于柳或杨。”孔子也说：“平原大蔽，瞻其草之高丰茂者，必有怪鸟兽居之，且草可财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谷。”植被不仅是土壤状况的标志，同时还可以用作改善土壤的物质。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杂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并将“于草木茂盛时芟倒，就地内罨腐烂也”，称为“草粪”。还有意识地种植一些豆科植物充当绿肥。民族学调查表明，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在进行刀耕火种的时候，首先选择林地而不是草地去作为土地，而在林地的选择方面主要考虑的是林木的长势和种类，而不是土壤的质地。决定什么地种什么庄稼也是根据树木，而不是根据土壤。其次是土壤的性状（颜色、手感、水份、土壤中的生物活动等）。禹平洪水之后，茫茫禹迹，划为九州，九州的土壤，各不相同，《尚书·禹贡》言之凿凿。不同的土壤进而有不同的农产品，《周礼·职方氏》记载甚详。《管子·地员》说：“九州之土，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书中还具体指出了九州土壤性状及适宜种植的作物。被李约瑟等称为是最早的地植物学著作。由于决定适宜作物的是土壤而不是行政区划，所以元代孟祺在《论九谷风土及种莳时月》又做了这样的发挥：“苟涂泥所在，厥田中下，稻即可种，不必拘以荆、扬。土壤黄白，厥田上中，黍、稷、粱、菽即可种，不必限于雍、冀。坟、垆、黏、埴，田杂三品，麦即可种，又不必以并、青、兖、豫为定也。”再次是地势。或认为《禹贡》中的“厥田中中”、“厥田中下”等，指的就是地势。“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木。”植物的垂直分布也直接影响到了作物的分布，古人说：“三农生九谷”[7]，所谓“三农”，郑司农（众）曰：“三农，平地、山、泽也。”（郑）玄谓三农，“原、隰及平地”。“三农生九谷”，正反映了环境因素中地势对于作物的制约。水流径于地。和土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水，有时水甚至是土壤的组成部分，如《禹贡》中所说的“涂泥”，其中的“泥”，实际上就是水和土的混和物[8]。水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物发生变异的根源，所以古人又说：“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9]今人有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某些生物来说，水更是须臾不可或缺。如水稻，《天工开物》说：“凡稻旬日失水则死期至。”水成为发展水稻生产最大的制约因素，于是中国历史上就有了“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故事发生。上述因素，古人统称之为“土”，“土气”或“地气”、“水土”。不同的土壤是有不同的物产，它们之间的引种是不可能的。即使强行为之，不是死亡，就是变异。于是有“桔逾淮而北则为枳”，“芜菁南种则为菘”的说法。狭义的天，指的是环境中的气候因素。气候随季节而变化，故称之为天时，用之于农业称之为农时。《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吕氏春秋·审时》更从“得时”和“先时”、“后时”对六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不同生产效果作了细致的对比。来论证“时”对庄稼生长的极端重要性。宋人将地势引入到农时之中，提出天时有“地势高下之不同”[10]，认为“高下之势既异，则寒燠肥瘠各不同。”[11]元代农学家更将时与地（纬度和海拔高度）结合起来。不仅指出了气候寒暑与纬度高低的关系，而且强调共性之间的特殊性，要求人们在选择农时的时候，应当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这就叫做“因地为时”。[12]古人尽管对农时重视有加，但是他们对天时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也就是说，古人只是注意到了气候对于作物生长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气候对于作物分布的影响，他们把各地作物不同的原因更多地认为是土壤的不同的结果，尽管元代引入了风土的概念，部分地考虑到了气候的因素，但他们总体上还是将土壤看作是根本的原因。只是到了明末，这种认识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徐光启认为作物栽种中的地区差异性，在引种的过程中“亦有不宜者，则是寒暖相违，天气所绝，无关于地”；是以“果若尽力树艺，殆无不可宜者，就令不宜，或是天时未合，人力未至耳”。“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13]徐光启明确提出了气候是引起作物分布差异的原因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