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呆
中美关系走向 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都负有重大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70年代以来，美国和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关联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国内的某些年轻学者也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对美政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系统地研究中国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成果目前仍不多见。本文试图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渗透的方法，对中国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本文的重点是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 “变”与“不变”是5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 “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对决策者或大众心理有巨大影响，使现有政策有意无意地保持了原来政策的某些内容、某些宣示、某些态势或倾向，表现为外交政策的“惯性”。“变”突出了中国外交的特点，而“不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消极因素。 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已经不是原来的政策，援助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国的对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惯性的表现。 ●机遇来自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 美国有求于中国的面上升。 ●双方在安全关切上既有交叉点又有不同点。 ●并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当做潜在对手了。 ●美国必须在台湾“统独”问题上作出抉择。 
展望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新冠疫情前景未卜，世界经贸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大，国内经济循环面临多重堵点，重大风险隐患不容忽视。但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有显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有持续释放的改革开放红利，有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和工具，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也不会改变。国内风险挑战交织叠加内需不足导致供需两端温差。当前，我国消费需求恢复缓慢、投资需求内生动力不足，需求势能减弱可能进一步向生产端传导，制约经济反弹高度，成为经济领域面临的重要挑战。2020年9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长2%，较上年同期提高2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终端需求不振、产品销售不旺的问题。供需不匹配背景下的供给恢复难以长期持续，企业前期订单耗尽后停产减产的可能性较大，需谨防供给需求“双萎缩”风险。基层财政收支平衡难度加大。受疫情冲击、经济减速、企业效益不佳以及大规模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放缓。但疫情防控、民生保障等刚性支出仍在增长，部分基层市县“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已经出现压力。此外，为应对疫情冲击，2020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68万亿元，较2019年增长9%。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快速攀升，化债支出和利息支出压力加大，地方财政收支平衡难度进一步增加。潜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2020年前三季度，广义货币增速高出GDP名义增速5个百分点，总体杠杆率和分部门杠杆率出现反弹，金融机构坏账风险需高度重视。中小银行风险加速积聚，城商行、农商行的信贷资产质量承压更大，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较大型商业银行更集中。疫情之下企业主营业务下滑、收入回款变差，财务费用上升，导致现金净流入缩减，偿债资金来源减少，企业债违约风险将有所上升。经济发展长期向好基础扎实巩固超大规模市场加速释放新优势。随着相对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改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正在对全球市场产生重大影响，逐步形成对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力支撑。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不仅包含劳动力、消费、产业、创新、金融、物流、房地产等各领域，而且包括商品市场、服务市场以及要素市场等各方面。新一代青壮年人口数量优势、强大消费市场优势、科技创新与技术产业化应用规模优势等将加速我国经济复苏进程，为疫情后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激发新活力。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扩大开放，我国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大力度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破堵点、解难题。“放管服”改革深入开展，政府服务效能明显提高，创新创业蓬勃发展。我国营商环境国际排名显著提升，连续多年成为世界最具投资价值国家之一。全面深化改革将在更广范围、更大深度、更宽领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和回头浪，我国仍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缩短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开放。积极搭建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进博会等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平台。改革开放红利充分释放将创造经济发展强劲动能。宏观调控有力有效仍存新空间。自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政策、产业政策等多角度为防控疫情、恢复经济做出科学判断、精准调度。统筹好“立足当前”与“跨周期调节”的关系，为后续经济复苏发挥重要作用。不同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超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相对温和，仍有进一步降准、减息政策空间，赤字率等财政主要指标明显低于同期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处于合理区间。未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总量与结构上对稳定经济基本盘仍然具有较大调控操作余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综合协调性将进一步加强，在抵抗疫情冲击、稳定经济发展、促进结构转型、增强发展动力的过程中，实现宏观调控多重目标、多种政策、多项改革平衡协调联动。
中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同时在经济，科技，教育，民生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国的发展也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提升，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同时中国也不得不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这不仅说的是政治环境，还有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 欧美国家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和中国纠缠不清。由于人民币汇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中国的出口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导致美国贸易赤字不断增长。美国等国家希望人民币升值，以改变这种状况。中国考虑到中国的出口贸易以及就业的压力，坚决拒绝人民币升值。一方面来说保持汇率的稳定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的话， 势必会降低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会使中国的招商引资遭受严重的打击，同时会大幅减少中国的出口，这样的话大批的民营企业就会倒闭，大量的工人会失业，会导致国家的政治环境恶化，社会不稳定。虽然人民币可以促进中国的进口，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这些都要在国家的经济局势稳定，社会安定的基础之上才会有意义。 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得美国人经济状况更加的糟糕，美国人大幅降低消费，特别是对中国商品的消费。由于美国人消费降低，导致中国的出口大幅下跌。大量的工厂倒闭，大量的工人失业。郎咸平教授说过，美国次贷危机是由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政府将资金注入银行，同时美国的利率很低，美国人大量地贷款用于买车和其他消费。才导致了次贷危机的发生。这不无道理，同时这与美国政府自身的调控和美国人不良的消费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政府面对此次危机提出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主要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一部分是支持企业的资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一大批的钢筋水泥企业的生产，而且带动了大量的就业，可是这些投资都是一次性的，建完就不会再去重复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的经济发展是不会持久的。同时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高铁，高速公路的建设已经大于交通运输的实际需求或者超出了人们的消费能力。比如高速铁路，其投资成本非常的高，而且成本回收的周期非常的长。一般只有政府才有这样的能力和魄力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然而要收回成本，其票价必然不会低，有些线路价格将逼近机票的价格，使得很多路线的乘客往往是寥寥无几，实在是对资源的二次浪费。 为何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如此之低？当今流行语，“病不起”，“死不起”等都反映出普通老百姓极低的消费能力。其原因很多，首先是中国的人口多。中国的人口是怎样影响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的呢？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力素质普遍提高，劳动技能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其工资却不能跟上这方面的提高，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就算劳动力素质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由于劳动力过剩，使得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很高，工厂和企业就有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空间。如今大学的扩招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大量的扩招，不仅严重地降低了教学的质量，而且造成劳动力的趋同化，使得大学生难以胜任工作，而且形成恶劣的竞争。由于劳动力的工资不高，消费能力自然也不会高。另外就是房地产过热，导致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不得不被拘束在房产上。由于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家庭和房子有着特殊的情感，所以一般会首先考虑买房，其次是买车。开发商抓住了买房者的心理于是抬高房价，榨取老百姓的血汗钱。普通老百姓由于处于被动地位只能任由开发商漫天要价。其次是地方政府为了短期的利益和政绩，抬高地价，频频拍出地王。房地产开发成本又间接转嫁给了购房者。可以说地方政府在房价高涨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教育，医疗费用也是普通老百姓的重要开支。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被束缚，导致内需不振，同时外贸出口又遭遇寒霜。政府提出的三驾马车有两驾马车已经不能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相应的贡献，所以只能依靠通过加大政府的投资来拉动经济。由于政府的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在GDP所占比例甚至达到70%以上。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基础建设完成，中国应该用什么去填补空出来的GPP空缺。到时中国的经济就会停止不前，甚至出现大的滑坡。中国的政府投资行为似乎有点饮鸩止渴的意思，但又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政府如何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呢？就是转变增长方式，控制产业链，把握产业链的高利润节点。中国如今的制造业主要是集中在制造。制造是整个产业链中利润最低的节点，会造成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和严重的劳动力剥削。美国人聪明之处就是控制了产业链，自己控制高利润的研发设计，仓储物流，销售等环节。而把利润最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制造转移到中国，剥削中国的劳动力。而且往往造出来的产品都返销美国，国人并不能享受这些产品，真是“遍身罗琦者，不是养蚕人”。政府为了保障出口，保持着劳动力的廉价优势，或者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促进出口。这种思想方式似乎有悖于“经济发展，全民共享”的理念，为增长而增长的思维并不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政府需要产业升级，加强产业链控制，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定义和意义。不能盲目地信从GDP指标，应该以人为本，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思路。相信政府可以抓住新一轮的发展机遇，真正达到国富民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