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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农问题的实践调查报告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三农”问题也备受关注。从中央到地方，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力度也在不断的加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关于三农问题的阐述占了很大的篇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对“三农”问题也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和安排，会议强调：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和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加大农村改革力度，加大对农村投入力度，加大对“三农”工作领导力度，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去年农业直接补贴税的发放更是体现了中央关于三农政策的具体实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对三农政策在农村中的具体落实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 此次调查采用了问卷的形式，共设置了10道题，其中有8道选择题，2道简答。问卷共发出100份，回收了89份，回收率为89%，而有效问卷有77份。就问卷中的四道选择题进行了统计分析，选取的四道选择题为: 你对三农问题是否关注? A是 B否 三农指的是哪几个方面? A农业 B农田 C农村 D农民 你对三农政策知识的获得来源于:A电视 B广播 C报纸 D听说 你认为三农政策的制定对农民来说: A有帮助 B没有帮助 C不知道 对以上四道选择题进行了统计分析，其中第2题是有固定答案的，而其他3道题是反映个人意见的，没有固定答案。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有26份选择了正确答案，正确率为77%;而对于第1题有54份问卷选的是B答案，这就意味着有13%的农民对党中央制定的政策还并不是十分关注;对于第3题有49份选的是D答案，就是说64%的农民是听说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积极主动去关注去搜集有关的政策信息对于第4题，有42份选的是不知道，比重为55%，更加体现了农民对政策意识的淡化。尽管这只是部分地区的个别反映，但却是我国农业发展现状的真实写照是我国农业落后，农民增收困难的真实反映，有此我们可以推及全国的农业现状。 调查表明：我国农民对农业政策的关注程度是非常低的，这也说明我国政府结构在农业政策的实施推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充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政府的宣传力度不够。由于农民自身素质普遍偏低，他们一般不会自己积极主动地去关注政府的政策，在政府制定政策后，没有做到有力的宣传，使得政策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最终导致政策得不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 农民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农民收入低，而且增加收入的途径有限，致使农民增加收入极其困难，使得农民在扩充自己知识，了解国家政策的投入非常低，所以对国家的政策关注程度自然不高而城乡差距的扩大更衬托出农民的贫穷与落后，使农民收入表现相对低。 农民思想禁锢，小农意识仍然根深蒂固，进一步制约了农民积极创新，开展新事业的思维。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13亿多人口，9亿在农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农村教育对于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农村现代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万家富;农村定，天下定”。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就没有全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因此“三农”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尽快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迫在眉睫的紧要任务。对此我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增强农民的竞争意识，增强农民的就业后劲。目前，我国农业在总体上实现了温饱、进入小康的前两步目标，已经开始向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迈进。然而，中国农村的现状却令人担忧。目前，我国农民整体素质较低，难以适应现代化农业需要的状况，这将成为阻碍我国农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这样，如何培养大批安心在农村的专业人才和具有较高素质的农村劳动者，适应农村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就成为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而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就是普及农村义务教育。 2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不断进行创新，积极发展优势产业积极发展蔬菜、水果、畜牧、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及技术密集型产业。不断推进农业土地制度创新，生产经营组织制度创新，培养农业高科技人才，建立农业领域的龙头企业，主导产业。为了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各级财政要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 对符合条件的龙头企业的技改贷款，可给予财政贴息。对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培训、营销服务，以及研发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开展基地设施建设和污染治理等，可给予财政补助。创造条件，完善农产品加工的增值税政策。对新办的中小型农副产品加工企业，要加强创业扶持和服务。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建立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引导农民转变思想意识、观念，解放思想，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更加注重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支持工业，是一个普遍的倾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一个普遍的倾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今后在支农补农的政策上既要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又要进一步扩大范围，加大力度，增强政策的“边际效应”，实现农民的增富减贫。要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还必须抓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要素，切实保护好耕地，积极引导农民理性种粮，引导农民建立销售协会等中介组织，积极利用期货市场，开拓国际市场，避免粮食市场出现新的大起大落，影响农民增收。 4．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加大农业税免征减征力度。第一，转移农村富余劳动，不要一门心思地尽想着往城里送，还应该立足农业和农村，尽量将农业做大做强，让更多的农民不需要进城，在农村就可以发家致富，所谓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应该是一个相对的、变化的概念。相对现在农业还很落后萧条的情况，九亿农民当然是太多了，但假如我们把农业的本职工作做好了，这个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富余”是不是会少余一些呢？第二，加快速度，加大范围，重点向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倾斜，并警惕农民负担以各种隐蔽的形式反弹；继续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有条件的地方将提高补贴水平，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将大幅度增加；对农村教育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也将有较大幅度增长。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这不仅仅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反映，也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要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积极探索新思路、新办法。不仅要做好农村内部改革的文章，而且要做好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文章。从农业农村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来看，主要是“三个不协调”，一是就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不协调，二是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不协调，三是资源与国民收入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协调。农业发展面临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很大变化。 总之，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处在探索阶段，遇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我相信在党的政策指导下，通过农民的勤劳勇敢地奋斗拼搏和积极主动地真抓实干，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农业必将呈现一片艳阳天。 
粮食安全：入世背景下的“三农问题”/lw/lw10/n3/200612/shtml
解决“三农”问题的人口学思考一、“三农”问题的本质温铁军教授于1995年提出以“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政策建议，并在1996年发表的《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一文中首次提出并全面阐述“三农”这一概念及其内涵。“三农”问题指的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农业是产业的问题、农村是聚落的问题、农民是“人”的问题。尽管学者们对“三农”问题的成因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但是在“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问题。而农民问题，其实质就是人口问题。二、人口与“三农”问题的关系人口与“三农”问题本来是两个问题，但是在我国，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口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根源。站在人口学的研究视角，马克思曾在1853年所写的《强迫移民》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迁移“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以此来审视我国的“三农”问题，我们会发现，农民人口问题的核心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压迫生产力”和“生产力压迫人口”的并存现象。学者于学军指出，“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象主要存在于生产力不发达的地区或时期，是指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无法有效地供养现存的人口，造成人口过剩，而过剩的人口又制约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压迫人口”的现象主要存在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是指制度本身要求发展生产力，需要减少过剩的人口，以便达到人口和经济的协调。“三农”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它是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任何工业化国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问题的突出性主要是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人口过剩，劳动力也过剩，解决起来规模大；再加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单方面独进，“三农”问题解决起来就更加困难和复杂。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一）综述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之路在哪里？把社会学家的观点综合起来就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是体制和政策问题。解决的措施有破除城乡分割的歧视性户籍制度、取消农民身份的不平等、彻底进行县乡机构改革及国家财政政策对农村的倾斜等。樊纲教授综合了经济学的研究视角，进一步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让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是解决人口问题以及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显然，这一工作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市场信号告诉人们去哪儿，政府则为人口流动创造环境，让人们去该去的地方。著名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帕金斯(Dwight HPerkins)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篇论文中就曾指出，中国如果能够成功地把15亿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的话，那么中国很可能在21世纪成为亚洲的经济巨人。（二）几点思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离不开农村人口问题的解决。笔者认为，严格执行“稳定低生育水平、加快城镇化速度以及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方针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至关重要。1．稳定低生育水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说到底，就是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人口总量的减少。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城市。如此下去，农村人口将继续增加，将会减慢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速度，也不利于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农村人口与计划生育是绝不能放松的。但中国的人口减少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所以中国的“三农”问题在此之前只能是暂时缓解，而不会得到根本解决。就人口总量问题，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学者李建新就坚决反对单纯的“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的观点，坚决反对所谓200年后的人口目标，即200年后中国人口降至3～5亿。其反对的理由：一是对于我国人口总量统计数据及对生育率准确性的质疑；二是一般学者往往用“分母效应”分析人口数量问题。“分母效应”隐含着一个不真实的前提，即作为分母的人口数量，其数量规模对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些负面影响往往被夸大了。李建新为此主张不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目标，并强调以放宽和放开二胎来达到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最佳结合。2．人口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人口日益向城市集中，已经成为整个世界人口发展的一大趋势。要解决前文提到的农村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实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增加土地，要么减少人口。在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只有减少耕地上的农民数量。为此，学者们提出了要“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及“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等等主张。这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学者于学军提出主要的途径应该是就地城镇化，在农村地区发展非农产业。此外，我们还应注意人口城市化的核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工商业，它必须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合理化相适应。也就是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时不能大量涌向物质生产部门，要坚持以第三产业为主。城市化用什么来度量？就是城市化水平，它的计算就是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下表为1996-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的基本变化情况。很显然，这10年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在稳步提高，已进入中期阶段（城市化率超过了30%）。这同时也是一个加速阶段，未来5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5％以上。值得注意的是，“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同时也多次表示：城市化未必能解决“三农”问题。他指出，没有发现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无论是墨西哥、巴西还是印度。那里的所谓城市化基本上是靠大型贫民窟实现的。就算是发达国家，城市化也不能解决其“三农”问题。在日本，95%以上的人口都已经城市化了。但是日本农村不是在衰败吗？可见，城市化解决不了“三农”问题。（三）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农村人口结构问题重要环节在人口老龄化、农村趋向城市化的今天，处于社会保障网之外的农民，迫切需要一个社会性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来保障其老有所养。土地是农民不能流动的生产要素，是保障之本。没有适宜的社会保障制度替代土地的保障功能，农民不可能从根本上离开土地，城市化就是空谈。中国老年人口有近60%分布在农村。我国政府立足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着手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土地保障和家庭赡养功能。《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发挥土地养老的保障作用，保护包括广大老年人在内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提倡签订“家庭赡养协议”，规范赡养内容和标准，由村（居）民委员会或有关组织监督协议的履行，以保证老年人享受赡养扶助的权利。目前，中国农村普遍开展了“家庭赡养协议”签订工作，到2005年底，已签订“家庭赡养协议”1300多万份。此外，中国还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保障制度，把农村特殊老年群体优先纳入社会保障范围。白皮书还指出，截至2005年底，全国已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00个县（市、区、旗）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54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保险基金约310亿元人民币，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养老金，当年支付养老保险金3亿元人民币。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政府缺位和农民缺钱交不起保费这两个主要问题的存在，使得处于试点中的不具备社会性的农村养老保险曾经出现了停顿中止的现象。为了减少一般财政税收的压力，关于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还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渠道进行特殊筹资：在全国范围开卖计划生育彩票以及推行小额柜台式机器自动付款博采（可参照美国的方式），并将除福利彩票以外的所有其他现有彩票收入全部归入中央计划生育奖励基金。四、结论总的来说，上文提到的几项措施实际上是一项将人口控制、农村社会保障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有机统一起来的“三位一体”的综合措施。从在人口学的视角，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严格贯彻这项综合措施能够加速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加速农村人口教育水平的提高，由此加速促进城乡平等的进程等等。不要轻易听信谁可以解决“三农”问题，一些学者开出的药方往往很简单，实际上照搬过来并不能用。在中国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三农”问题的解决一定要纳入总体发展的框架中，特别是要与制度创新、政治文明和社会和谐的发展联系起来。合理的制度设置将使经济、人口、资源与环境处在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