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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公元712--770），汉族，字子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杜甫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本人出生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后世尊为“诗圣”。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〇。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杜甫到成都后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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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知道他的岗位不在仕途，而在民间。他不能再按照家族的指令，为了光宗耀祖去做官成相，他要做这个时代的太史公，用手中的狼毫笔去记录历史，为时代作传，提醒后来者不要重蹈覆辙。杜甫能从官僚家庭走出来，意义更为重大。 尽管无官一身轻，但无官也意味着没有了谋生之路。杜甫只能投亲靠友，说得高雅一点是求助。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乞食”。他带领家属走上了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的漫漫旅途。 秦州位于六盘山支脉陇山的西侧，是西北重镇，也是内地通向西域的门户，距长安780里。那里有孤城一座，群山簇拥，羌汉杂居，风俗颇异。要到达秦州，杜甫全家老小需要翻过高达2000余米的陇山，其艰难险阻可想而知。南北走向的陇山，把陇西高原与渭河平原分为两处。杜甫全家胆战心惊地翻越陇山，一路上还要时时打听西部地区有无战火。 经历了万千险阻，他们终于到达秦州，住在城里一处雨水淋幔、屋檐短窄、墙头低矮、门前长草的简陋居处。 然而饥荒也在秦州等待他一家人了。从杜甫的诗中，我们知道了他一家人的困境：无米可炊，无衣裹身。处于困境中的杜甫，突发了奇思异想：如果那苦味的柏枝、高天的明霞要是也能充饥就好了，孩子们就不会挨饿了。杜甫的这点幻想，与他苦中作乐的诗歌一样，更让人感到悲伤和同情。 就在这时，秦州南面的同谷县(今甘肃成县)有位叫什么“佳主人”的家伙，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来信邀杜甫到同谷。杜甫以为那里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既可填无食之腹，又能省下棉衣服。于是就带着一家人，坐上马车离开秦州，踏上更为艰险的南行之路。 车行第一站到赤谷，从赤谷往南便进入险峻的山地，到处都是乱石堆积，只有两条车辙可以勉强通过。山深风大，日落时分还没有见到人烟，孩子已经饿得哭了起来。杜甫心急如焚，前面的村落还十分遥远，依稀的炊烟遥不可及。直到这时，他才感到自己这样冒冒失失地拖儿带女上路真是太危险了。 接下来是过铁堂峡，这里的山峡险绝。杜甫在(《铁堂峡》诗中描写了铁堂峡的真实面貌：山壁的颜色都是青黑，像精铁凝聚而成，一条羊肠山径盘旋而入苍穹，山顶上是长年的积雪。 此时，连车也不能坐了，一家人胆战心惊、神色惨淡地在峡谷中相互搀扶着一步一步地艰难行走。谷底长冰横路，连马骨都几乎快被冻折，何况杜家又都是老弱病幼之人呢?杜甫的心情更加沮丧。 尽管如此，死里逃生的一家人最后总算是到了同谷。可是，那位写信相邀的“佳主人”根本没给杜甫提供任何生活援助，杜甫完全陷入了饥寒交迫的生活深渊之中。 为了孩子们不被饿死，杜甫只好拖着白头乱发的赢弱之躯，去天寒日暮的山谷里捡拾野生的橡子和栗子充饥。现实生活如此残酷得折磨人，杜甫只有在荒野中放声哀歌。 成为百姓一员的杜甫尽管朋友很多，可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让这位平生素有宰相之志的大丈夫岂能心安?迫于现实的无奈，杜甫只好拖着多病的身体，带着一家老小再次跋涉来到了成都。 在成都，靠朋友严武的资助，杜甫好不容易有了一座草堂栖身—一那间貌不惊人的草堂后来几乎成了杜甫的代名词。 草堂居住之初，诗人是宁静安闲的。在战乱之年，能得到这样的栖身之所，且是在浣花溪畔，有流水相伴，杜甫已心满意足。锦江风光像一剂安慰剂，让他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他和邻居和睦相处，其乐融融。他可以去山庄访访隐士，到田里收收芋头和粟米，看看台阶上跳跃的小鸟觅食，在浅浅的秋水里荡荡小舟，斜倚着柴门送友人踏着清清月色归去。 我们欣喜地看到，诗人只要有暂时栖身之地，他就会给我们描绘出无限温馨的画卷，让后人玩味不已，他的绝句四首后来就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诗歌经典，带给后人无限的美与享受。此外，杜甫还在成都的这间草堂里，写下了大量忧国忧民的诗篇。 然而，平静只是暂时的。 安史之乱虽然在公元763年结束了，但唐王朝的土崩瓦解之势，仍像滚下山的石头一样不可挽回。叛乱刚除，内忧又至，全国普遍出现了军阀割据或半割据的状况。而且此时政治腐败，官吏横征暴敛有增无减。内忧外乱又加上外患——吐蕃进攻长安，迫使代宗又仓惶出逃。 杜甫居住的蜀中，属天府之国，是军家必争之地——既是吐蕃进攻的一个重点，也是最容易发生军阀割据的地方。在严武两次镇蜀间隔期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军事叛乱，杜甫被迫逃离成都，再次携家流浪，来到了夔州。 杜甫在夔州住了不到两年，却搬了四次家，生活仍是极其艰苦。 两年后，杜甫一家从夔州返回成都。可他们刚安顿了几天，杜甫的好友严武去世了，蜀中又发生大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彻底失去了依靠。他只好带领一家老小，登上一条小船，继续他流浪逃难的生涯。 杜甫本想沿着长江东下出川，但因疾病和战乱的双重困阻，他们在此滞留很久。到他57岁时，杜甫一家终于乘舟走出三峡，不过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两年后，居无定所的杜甫，因贫病交加客死旅舟，结束了一代诗圣凄凉漂泊的一生。 一个抱有“太平宰相”之志的人，却成为一名失业者、一个乞食者、一个流浪者，杜甫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然而，他在如此漂泊中仍未扔下手中的笔，我们今天读到的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诗句，就是他在一路漂泊中写就的，说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杜甫是用生命写作的诗人，他的节奏是心跳的节奏，所以才能激起我们后代读者的心动。 他的旋律是生命的旋律，让后人可以在千年之后用他的诗来取暖，就像握住长者温热的手掌。 当我们疲惫不堪的时候，可以依在他的诗行里汲取力量，就像依偎在师长的慈容里得到安慰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