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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一是中国传统中的“实践理性”仍被五四代表人物所继承这种“实践理性”也就是林毓生所说的“真实(reality）的超越性与内涵性具有有机的关连”，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并不追求超越现象的本质真实，而是在现象中追求本质，在现实的人生中内涵着超越的意义，所以不关心身后之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深刻含义二是五四精神中蕴涵着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的，它与旧俄沙皇时代的读书人与国家权威与制度发生深切“疏离感”，因而产生的知识分子激进精神，以及与西 方社会以“政教分离”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的风格，是有本质区别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是中国传统的批判者，却不是破坏者，他们是中国文化的生产者，却不是消费者从传统到现代，只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而已，说中国传统发展到五四造成断裂，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 阐述中国古代文化、文学与近现代文化、文学的连续性，决非意味着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传统的基本特征若用一句话概括，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关系中心是和谐，两个基本关系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追求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则是中国文化的主导方面前者是道家观念，后者是儒家观念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人们通常所说的“儒道互补”来概括为什么儒道是互补的呢?这是因为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秩序是按照自然模式来建构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是君臣关系要如父子关系，国家秩序要以血缘关系为参照为依托，父子的血缘关系说到底是一种自然关系违背这种关系，父不父子不子，也就会君不君臣不臣了，天下就会失去秩序而大乱中国文化的自足性在此，中国文化的封闭性也在此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农耕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结构中的自然欲求是有限的，是极容易得到满足的因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形成，其实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欲求有限性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人的自然欲求的有限性是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必要条件所以中国文化也一直以同化或限定人的自然欲求为指归同化方式是一种较理想的方式，如孔子的“仁学”，仁的结构模式就是要求“礼”(社会理性目的）与“欲”(人的感性欲望）建立一种和谐关系，使“欲”自愿接受“礼”、顺从“礼”，从而达到“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效果限定的方式则是一种不得意而为之的做法，它是通过限定感性欲望膨胀的方式来达到和谐目的的如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而这一点，也正是五四时期人们所不满意的和攻击的对象 中国近现代文化也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关系中心是冲突，两个基本关系是中与西及古与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是近现代文化的基础，而古今之争则是这种文化的主导方面古今之争说到底是中西之争，两者可以看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该说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激进与保守等等的矛盾冲突贯穿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之始终古今之争不仅仅是今人对古人的反驳，而且也是持现代观念的今人与持传统立场的今人之间的争论这也不仅仅是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人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守旧派的冲击，而且也还表现为同一个人自己内心不同观念的冲突，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抗争，如梁启超近现代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古代以限制或同化人的感性欲望为指归的封闭式模式被打破，人的个人创造性能量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主体论哲学美学开始建立中国近现代文化就是在古与今、中与西的文化冲突中建立起来的，冲突的双方必然在同一个文化统一体内会互相牵制，从而使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并没有完全走向西方发展的道路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有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我们丝毫不承认发生在本世纪初的那场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但是我们承认现代与传统的差异差异是否意味着断裂呢?显然不能这样讲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中，用建构主义的观点具体说明了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所发生的在认知结构上的变化如果一个人从童年成长为成年，我们能因为这个人所发生的年龄上的变化而否认他成长的连续性吗?西方诗哲尼采说：“上帝死了!”可是并没有人因为西方近代哲学对基督教的批判而声称西方文化断层了在此，我觉得有必要分清两个不同性质的说法：一是中国文化受到西学的冲击而造成中国传统的断裂，一是中国文化受到西学的影响而实现向近现代的转换这本来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持中国文化断裂论的人，就是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团，从而得出错误结论的我们显然不赞成第一种说法，而第二种说法涉及到中国文化若没有西方的影响能否实现现代转换的问题，这却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曾提出一个观点，即中国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其自身是不能自动发生现代转换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具体说明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而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以较大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又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伦理，同时还顺便考察了被视为异端的道教他将儒教与西方的清教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比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儒教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顾准在70年代也有类似的观点，虽然他当时并没有读韦伯的书，但他的观点却是与韦伯不谋而合的顾准在《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一文中说：“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 他还说：“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 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大儒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称中国文化为一种“早熟的文化”，其特点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对人与物的关系则是忽略的，现代科技解决的问题就是人与物的关系，所以尽管人类文化的方向是中国文化，可眼下中国文化却要首先解决科技文化的问题，要首先走一段西方文化的路因此，为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引入西方文化是必要的 我们自然不能无视西方的冲击和影响在中国传统向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没有必要将这种作用无限扩大化，更没有必要将此看成是中国文化的断裂因为中国近现代文化首先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母体之中孕育而产生的，它不是突发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们都承认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开辟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重大意义，但是这种将中国传统文学中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提升如此之高的做法并不就始于梁启超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早就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事实恰如米列娜所说：“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是由1919年五四运动引起的剧变而造成的学术观点”是令人怀疑的“人们常常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解释为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的激烈而短暂的过程”，而“这种解释是简单化的” 尽管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结构存有差异，但我并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是曾说：“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决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假定一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同类之事实而皆合；……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 可以看出，这些方法跟后来胡适所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杨东莼在谈到清代朴学大师戴震的治学方法时也说“深合于近代科学的精神” 对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破除以往线性单向思维模式的禁锢，不能只看西方的冲击影响，而无视传统中蕴涵着的现代转换的潜能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转换潜能的发挥又离不开西学的冲击和影响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是两者的共同作用，才实现了从传统文学到“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转换关于这一点，周作人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象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则是如《三国演义》上所说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也就是说，新文学的产生是孕育于中国社会的内部，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已具备了转换变化的趋向，只是由于尚缺乏外部条件，才没能促使这种转换的实现这外部条件也就是“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而“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已渐渐地输入得很多，于是而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地提出来了”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将中国文学概括为“言志”与“赋得”两大传统他说：“言志派的文学可以换一名称，叫做即兴的文学，载道派的文学也可以换一名称，叫做赋得的文学古今有名的文学作品，通是即兴的文学” 按照周作人的解释，“言志”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即兴”是自由地表达思想见解；“载道”是传达他人既成的思想见解，“赋得”是限定在固有的形式下表达他人的见解周作人是赞许“言志”与“即兴”，反对“载道”与“赋得”的，这显然也跟他的“自我表现”论有关他认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言志”传统，尤其是直接继承了明代“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论他认为文学的历史发展，是“言志”与“载道”的交替循环，“五四”新文学作为对清代古典主义文学(尤其是“桐城派”）的反动，是向明代“公安派”的回归，因此新文学可被视为明代“公安派”独抒性灵文学传统的“复兴”他指出：“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外加外来的佛家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 虽然，周作人在此未免陷入文学发展的历史循环论，但是他指出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即“五四”新文学虽然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但它也有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应”，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是衔接汇通的因此在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是直接承继明末浪漫主义文学而来的周作人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五四”传统文学断裂论是很好的驳正 在今天，我们应该走出古代与现代二分法绝对论的怪圈要不然，或者站在古代文化的立场上诋毁近现代文化，或者站在近现代文化的立场上攻击古代文化，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历史已经证明，是不利于中国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的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以儒家文化为代表，涵盖了法家文化，墨家文化，道家文化等等。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中国传统文化有诸多优点，下面我们分开来分析一下。（1）积极的入世精神中国文化一直是积极入世的，而不是消极出世的。以中国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为例，其主流都是经世致用、兴邦治国、教民化俗的。儒家所言“内圣外王”、“修齐治平”，都是要求将内在的思想外化为积极的事情。道家看似虚玄，倡言“无为”，然而其真正的目的却是为了“无不为”。法家文化一切以实效为依归，具有更明显的现实精神。(2)强烈的道德色彩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政治宗教设施，无一不是与宗法血缘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积极作用表现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谐人际关系的作用。(3)顽强的再生能力中国传统文化最富于魅力并引起世人赞叹的，不仅在于它的古老，更在于它在内忧外患之中，一次又一次表现出来的顽强再生能力。 除了环境等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生生不息的活力，贯穿于中国民族历史活动中的那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以及中国古代朴素系统论所具有的涵盖面广、常变相参的思维机制，也是这种情况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4)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中庸之道“中和”思想突出强调了两个侧面：一是”中”，即把握事物的量的准确性；二是”和”，即不同因素、不同方面的合理组合、对立统一。这种思想方法在古代中国社会曾经促使中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身协调、天人协调和人我协调，对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这里仅仅列举了主要的一些中国文化的优点，但是，从中我们已经管中窥豹的知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宏伟。五千年得积淀，五千年的过滤，沉淀了中国文化的精华！
1 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和对人的品德的教养。20世纪20年代胡适先生提出“文化是一种文明造成的生活方式”，把文化与文明联系起来。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在过程中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学艺术、道德观念等。中国传统文化是指自古以来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优良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很广，包括诸子百家，其中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还包罗传统文学；传统节日；中国戏剧；中国建筑；传统中医；宗教哲学；民风民俗；古玩器物；饮食厨艺等等，中华民族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异彩纷呈的传统文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正确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综合国力的战略举措。2 传承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1 传承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提高道德修养当今全球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时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碰撞激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但西方腐朽思想趁虚而入，极容易导致道德滑坡。良好的道德修养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儒学自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对中国人的德行规范影响深远。儒学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的道德要求。在现代社会这些品质仍然是中国人民最珍贵的个人品质。儒家提出只有先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时，舍生取义便成为了人的自觉的选择。道家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注重人的责任与义务。道教提倡的伦理道德是忠孝节义，仁爱诚信。佛教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主张平等，去恶从善。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风骨和气度，培育了民族的品格和精神，既是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我们建设新文化的宝贵资源。2 传承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自中国自走上工业化道路以来，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由于对大自然的过量开发，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天人合一”思想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的“天人合一”是建立在自然无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主张顺应自然，“任自然”，追求“不以人助天”，庄子强调顺应天性。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思想，把天、地和人看作是一个全息同构的体系，天人相通，互相感应。董仲舒把“天人合一”的思想推向了神秘和极端，但客观上也使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的地位得以巩固。“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人不能违背自然、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征服、破坏自然，而只能在顺应自然规律条件下利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一思想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3 传承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也就是和谐。儒家重视“和”的原则，强调“和为贵”。在儒家伦理中，主张“修身养性”，追求人的身心和谐。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融，佛道相通，儒释道三教合一，诸子百家互相借鉴，不同地域文化融合统一，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谐精神的体现。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以和为贵”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习惯，如在政治上的“大一统”观念，经济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文学上的“大团圆”结局，美学上的“以和为美”的审美情趣等。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规范了人们的行为，维护了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对中国社会长期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和为贵，不仅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还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提倡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民族关系、外交关系。中国人很早就提出构建“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中华民族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主张，对于解决当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纠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不同国家与不同民族之间，由于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上的不同必然会引起各种冲突和分歧，“和而不同”的原则，有利于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进而促进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相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继承并发扬古代伦理中优秀成分，为全面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思想启迪。3 结语当今社会，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凸显，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成为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一环。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年的传承，对现代社会来说，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应该在坚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地改造和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