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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中国古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其中，老子、孔子、商鞅、孟子、孙子、管子的管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老子是先秦道家学说的创始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不仅有着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也包含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的社会及国家管理思想。诸如“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 等许多思想对中外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嫡派传人，也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被后世尊为“亚圣”，堪称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巨人。孟子的管理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性善论的人性观、施“仁政”的管理准则以及“修其身而天下平”等思想，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完善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其军事思想和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传世之作《孙子兵法》中。国外的许多大学师生和企业家们都把《孙子兵法》作为管理著作来研读。“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兵伐谋” 、“必以全争于天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唯民是保”等思想至今仍为管理者们所运用。 管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曾经辅佐齐桓公40年，政绩卓著，富国强兵，帮助齐桓公实现了称霸诸侯的理想。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 “与时变”的发展与创新精神、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的选贤标准等许多管理思想，无不透射出永恒的智慧之光。 从研究中国古代丰富的管理实践和古代名家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自豪的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是一个丰富的、无尽的宝库，不仅成为滋养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智慧之源，而且也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开发和利用。我们有责任发掘、利用他，并为他的发展做贡献。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管理思想进行归纳、提炼、综合的结果。尽管今天的概括难免有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助已有资料发现其带有共性的和突出的特征。 第一，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 第二，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 第三，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 第四，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 第五，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 第六，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 第七，把求同视为管理的重要价值 
由于中国古典哲学是产生在尚无文字为载体以行表述和传承的上古时代，为着教授人们学习，就画出了一事物之中存在阴阳两势消长变动的“太极图”表示，再以阴阳符号组成象征天、地、人、时，且阴阳不能形成静止性平衡的八卦图，进行传授。这就是伏牺时代创八卦的历史记载。此后，当中国的历史上有了文字以后，人们就会很自然地给这种传授哲学的专用图案画注以文字，以帮助记忆。对于这种有了文字的哲学经典，就不能再以卦画相称，而须称之以书了。书名就依此书是专讲事物变易、所用的方法简易、而其所讲的哲学道理千古不易这三方面的意义，定书名曰《易》。中国哲学由于产生在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经济生产特点的时代，其时，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是以山地为获得资源的生存根本，这就很自然地将代表山的《艮》卦置于六十四卦之首；在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以农耕为主要经济生产后，人们的认识观念自然也要产生变化，认为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所以，这时候的人们又将代表大地的《坤》卦放在六十四卦之首。为了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版本，就将以《艮》卦为首卦的《易》经，按首卦上山、下山、山山相连之象，称作《连山》；而对以《坤》卦作首卦的版本，就依“大地生发万物，而万物又莫不归藏于大地之中”的象征性意义，定书名为《归藏》；商末周初，周文王父子删改哲学经典，用作卜筮，为其贯彻“神道设教”、愚民以治方略服务的，就是今还保存且流传于世的通行本《周易》。 中国哲学不仅产生极早，而且，其学习、运用、传播和传承，从其一开始就受到了全社会极大的重视。正由于如此，中国哲学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上古的政治、经济、思想、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如称道学理论为“道理”；将一定的思想、方法、规律、法则都统称之为“道”。讨论问题谓之“论道”，用心体会哲理并融会贯通命之曰“悟道”，学道而有所心得便谓之以“得道”，得道者符合哲学思想的行为体现，就谓之曰“道德”，将以法治国者称作“执道者”，评论治国者的政绩，论之以“有道”或“无道”……至于中国古典哲学名词、术语中的许多专用字，也都是按着哲学原理和学哲学、用哲学的当时实际情况而创造出来的。例如，学习的“学”字，在甲骨文中，是依“双手”弄“爻”于“屋”中之形而为字。在稍后的金文中，又于“屋”中增添了一个学子的“子”字。这个字直到汉字简化前的繁体“学”字，字形还一直保持着原样而未改变；教学的“教”字，是画一只“手”，持以教“鞭”，指着“爻”给学“子”看的简明图形而成字。“教”字的字形至今基本未变；道学的“道”，道德的“德”等中国古典哲学名词、术语及与其有关的文字之造，莫不如此。在上古时代，正是由于学者们都学哲学、用哲学于自己的职业或学术研究之中，这就使得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深深地渗透到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礼仪、教育、天文、地理、音乐、建筑、书法、绘画等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同时也产生了充满哲理的成语典故，这就是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的历史根源。 一个人，如果思想上重唯物，明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最基本道理，他就会在行动上表现出勤于实践、热爱劳动、奋发有为的精神。思想上不仅重唯物，而且讲辨证，就不会死搬教条，就懂得变通，就聪明智慧。既勤奋而又智慧的人，其办事情成功的机率就比较大，这就是勇于实践，敢于斗争，以及具有创新精神的根源。中国古典哲学是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哲学思想体系，它认为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必须从全局出发，作为社会问题，就要注意从国家、社会、家庭等总体观念上研究和进行处理，这是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不同之处。所以，受这种哲学熏陶的人就表现出爱国、爱家，懂得关爱他人，懂得团结和凝聚力量对于保家卫国、维护社会和平、安定的重要性，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刻道理。一个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也同样是如此。中华民族之所以勤劳、智慧、勇敢，之所以表现出民族团结的精神，数千年以来一直具有极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保持着国家的统一，就是因为在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并在此种文化长期的历史熏陶之下而所致。 我们说中华传统文化优秀，是就总体上、主流上比较而言，是相对于其它历史文化而言。并非说中华文化之中就没有糟粕。任何事物从其产生之后，都是不断变化的。其变化虽然纷纭复杂，但不外于两种倾向：一种是发展，提高，完善；一种是嬗变，蜕化，衰落。 _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