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风雨无
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管理体制，是我国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中，深化政府改革的核心，是从政府管理模式创新入手，去推进公共管理体制的转变和完善。 一、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方向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配套，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需要对政府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实现政府管理模式的四个转变。 第一，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管制型政府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服务型政府转变，是近年来各级政府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中确定的一个目标选择，同时这也是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根本所在。按照产业分类，政府是第三产业部门，属于服务领域，因此，各级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提供服务。服务型政府本质上是社会本位、民本位，政府管什么不管什么，都要从社会和公民的需要出发，并以此作为政府职能定位的依据。它与传统的以官本位、权力本位为特征的管制型政府相比较，是两种不同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政府公共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由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关系变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顾客之间的关系。社会公众成了政府服务的对象，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和顾客，从而使根据社会公众的需要提供公共服务成了政府公共行政的应有之义。 第二，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权的政府管理形态不仅极大地压制了非政府力量参与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而且导致政府职能庞杂、机构臃肿、成本高昂、效率低下，存在很多管理盲区，容易诱发行政权力腐败。政府管理中长期存在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公共管理的内涵在于其高度的社会性和公共利益最大化。具体实现形式就是由政府的单一管理转向社会共同治理。公共权力的垄断被打破，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社会组织及公众对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主要表现在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促进政府在公共服务质量上的提高，增强各自在公共管理中的独特作用。而政府管理的重点则放在维护市场秩序和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上，具体而言主要是三个方面：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保证经济总量关系的基本平衡，优化与提升经济结构，提升社会就业水平；组织公共产品生产，发展公共事业，提供公共服务，建立公共保障。通过权力下放和让渡，使政府管理的效能进一步提高，同时也促进社会发展更加和谐。 第三，由权力型政府向责任型政府转变。在计划经济时期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下，政府权力与责任严重脱节和失衡，强调权力配置而忽视追究责任，重视权力行使而忽视承担责任。权力和责任的不对等造成严重的集权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政府权力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每一个领域，而且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造成权力的滥用和行政资源的浪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计划经济的直接命令式的管理显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把政府活动和行为规范到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法治的范围之内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建立责任制，使其各就其位，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增强政府管理的透明度，把行政行为放在公众的监督之下，使公共权力不仅在权力制约机制内得到监督，而且必须接受整个社会的普遍监督和普遍制约。 第四，由人治型政府向法治型政府转变。建设法治政府，是要确立法律的至上地位，将法律所确定的秩序关系引入私人领域和政府领域。在国际交往中自觉将政府行为纳入WTO规则的轨道，自觉按规则行事。按法治化的要求，政府必须调整行为理念和行为模式，在遵守和履行世贸组织法的规则和义务时，推进政府自身法治化的进程。 二、政府管理模式创新需要树立全新的管理理念 第一，树立公共管理理念。“新公共管理”核心要义在于公共性，突出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管理导向的社会化，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等新的观念。特别是“企业化政府”概念的提出，政府把服务的对象重新界定为顾客，让顾客有所选择;政府下放权力，积极采取参与式的管理;政府宁可要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主义机制;政府关注的中心并不简单是提供公共服务，而且也向公营、私人和志愿服务各部分提供催化剂，使之行动起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当前，我国明确提出要把政府职能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上来，并特别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现了与公共管理导向的一致性，同时也明确了政府管理创新的总体方向。 第二，树立充分竞争理念。“新公共管理”主张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在公共部门中引入市场机制，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公共部门机构之间展开竞争，以缩小政府规模，提高公共物品及服务供给的效率。将企业管理原则引入政府管理，进行“政府再造”，促进政府管理创新，是提高政府管理效能的重要途径。在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上采用市场的方法(合同承包、代理、拍卖、招标等)，并在公共机构以及政府组织中确立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益的激励机制，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来说，具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三，树立注重效率理念。追求效率是政府管理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与传统公共行政追求效率原则不同，新公共管理以追求“三E”（即经济、效率和效益）为目标，实现从效率优位向绩效优位转移。因此，公共行政的目的，就是对各种资源加以最有效能的利用，使公共计划得以最迅速、最经济、最圆满地被完成。政府是否高效运作，一直是判断一个公共管理体系是否优良的标准，也是判断政府是否负责任的标准。高效率和高绩效意味着公共部门能够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实现管理的目标，意味着公共部门和公共管理者要重视金钱的价值、时间的价值、结果的价值和服务的价值。 第四，树立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理念。以人为本是政府管理制度创新的灵魂。制度文明，本质上是如何善待人类自己，如何尊重人、为多数人服务。为增强国力服务，为经济主体服务，为民众服务，这是制度创新的方向。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标志着我们党执政理念更趋理性，也使政府管理的目标更为明确。 三、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重点是大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按照公共管理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的行政方式既要充分运用各种法律、制度、规章来调整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同时要综合运用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社会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由“行政——控制型”向“规则——服务型”转变。政府职能范围和内容要进行调整和改革，主要是解决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转变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职能。其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在计划体制下，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造成职能“越位”、“错位”和“缺位”，因此，必须对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利进行重新配置，对政府内部职能进行重新设置，对政府职能行使方式进行重新界定，使政府职能实现“归位”、“到位”和“补位”。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要求是承认政府权力的有限性，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市场，还权于公民，改变过去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把政府的某些职能转移到民间，由非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承担。抛弃过去那种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由微观干预的管理方式向宏观调控的管理方式转变，把政府的决策职能和管理职能分开，把决策职能置于政府职能的中心位置，将执行职能更多地交由社会其他权力主体承担。为此，政府应着力培育多元化的社会活动主体，为社会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各种制度保障。同时，为了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政府还应积极引入竞争机制，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促使政府组织节约成本，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益。 总之，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也是推进公共管理体制转变和完善的重要路径。 
浅谈服务行政摘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关键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一、服务：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管理就是服务 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 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设计。西方各国通过多方面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中国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中国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 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作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二、政府该为谁服务 既然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那么，政府到底该为谁服务呢？ 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 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1］。 按照这种理解，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服务，而且要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否则，就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任何国家都有安全的需要［2］，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内部安全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政权丧失，保持国内稳定。政府为实现内部安全，维护统治，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用暴力工具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则采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协调和缓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护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证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它国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这种安全需要。 在内外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还要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务，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等发展服务。当然，政府代表国家与它国开展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政府为国家服务的应有之义。 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专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超常控制。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指意运作的内在涵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一句话，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3］，所以， 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如“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为社会良性行为服务，如：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如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