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c2016
隋唐时期：为选拔人才，隋朝开创了科举制，唐朝时使它进一步完善。科举制使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可以参加到政权中来，使统治者可以进一步笼络士人，同时它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唐朝的学校制度完备。明清时期：明朝和清朝前期，为加强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科举制演变为八股取士制度。它使读书人只知埋头攻读经书，不讲求实际学问，考中作官的大都成为皇帝的忠顺奴仆，同时它使学校的教育也体现出君主专制的特点。八股取士制度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工具。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西学的高潮，新式学堂不断出现，废除科举制的呼声不断高涨，20世纪初，清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制订了新学制，并于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科举制的废除并不能挽救清王朝的灭亡。 
明、清是科举制度极盛时期，科举考试制度更加严密和完备了。同时，明、清也是科举制度走向衰亡的时期，弊病更多，消极作用也愈益严重。下文以明代的科举制度为主加以介绍。 明代最低一级考试为“童试”。应考者为各州县的“童生”。考试内容为“四书义”，即下文所述的“制义”，以及“试帖诗”。考取之后就可以“进学”为“生员”，即准其入府学或县学读书，准备参加高一级的考试。只有考取了“生员”，才取得了正式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童试”合格是一生功名的起点。“生员”又称“庠生”，俗称“秀才”或“相公”。生员分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膳生员，每月由公家供给粮食，有一定名额，简称“廪生”；其次是增广生员，简称“增生”；新入学的称附学生员，简称“附生”。后二者不廪粮。生员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生员最重要的考试为学政（主持一省儒业和举业的官员）所举行的岁、科两试。岁试是学政按临地方所举行的考试，科试为选拔生员应乡试所举行的考试，按考试成绩黜陟。这样，学校和科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科举必由学校，进学成了科举的必由之路，这是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 当时，凡未进学而尚在应考生员的人，无论年龄大小，自壮艾直至白首老翁统称儒童或童生，俗有“七十老童生”之说。而一旦考取了秀才，就能享受一定的特权，如豁免差役田粮，各衙门官员以礼相待，见官不跪等等。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回写范进中举的故事，一开头写“范进进学回家，母亲、妻子俱各欢喜”，后来，当范进想去乡试向丈人胡屠户借盘费时，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我们只有了解了有关“童试”的一些知识，才能更透彻地读懂这些章节。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1）乡试；（2）会试；（3）殿试。乡试考三场，首场试四书义、经义；第二场试论、判、及诏、诰、章、表选其一；第三场试经、史、策。三场之中，所重视的在首场，人们通常称明以时文或四书文取士，是就其所重视者而言，并非说时文以外就不另考其他文字。明洪武十七年规定逢子、午、卯、酉之年举行乡试，即通常是每三年在南京、北京和各省省城举行区域性的考试。应试对象为国子学生员和府州县学生员中之学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都由有关部门选拔上报。而那些罢闲官吏及倡优之家和居父母丧者则不得参加考试。乡试因为都是在秋天举行，称为“秋闱（闱即试院、考场）。乡试考中之后，称为“举人”，社会上又称之为“孝廉”。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元即第一的意思）。如《范进中举》就描写了范进应乡试考取了举人的故事。“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贴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亚元”原指第二名，范进是第七名而称之为“亚元”，这是报录人故意奉承的说法。中举、意味着士子身份的改变，具备了当“老爷”的资格，这正是范进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因而一旦中举，喜极而疯，吴敬梓用夸张的手法刻划出一个名利薰心，灵魂卑下的仕途中人的丑恶形象。 再高一级的考试是“会试”，应试对象是举人。明洪武十七年规定逢辰、戌、丑、未之年，即乡试后一年举行。因考试在春季，又称“春闱”。这是一场全国性的考试，明代洪武初年在南京举行，后来改在北京。因为是由礼部举行，所以又称“礼闱”，会试中式者称为“贡士”，即把人才贡献给皇帝的意思。第一名称“会元”。贡士须参加“殿试”。会试的考试内容大体和乡试差不多。 最高一级考试是“殿试”，也叫“廷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策问。殿试分三甲录取，考中者统称“进士”。明洪武四年三月于奉天殿试贡士，这是明代举行的第一次殿试。殿试后一甲三人为“赐进士及第”（甲即等第的意思，一甲即一等），依次称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若干人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为“赐同进士出身”。 秀才、举人、贡士都还不是官，只有殿试考中后，由朝廷授予官职的才算官。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余诸进士要再参加朝考才授官，朝考名列前茅者任翰林院庶吉士，其他人分别授予六部主事与州县等地方官。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中肄业三年期满后，要举行散馆考试，这次考试连已授编修、修撰的“三鼎甲”也要参加。考在前列的，可以留馆，原来二甲出身者授以翰林院编修，三甲出身者授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改任各州县地方官。“翰林”，从明代开始，成为文学之士的专称；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编修、修撰、检讨等职掌修国史，兼修起居注。一旦被选入内庭，就称为大学士，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因此，人们视翰林为“清贵”的官职。科举考试中特别重视进士科。 除了上述正式科举考试的途径而外，还有所谓“贡生”，即选府州县学中生员之学行兼优者，贡诸京师，升入国子监读书，又称“贡监”。明代分为岁贡、选贡、恩贡、纳贡四种。每年或每两、三年府州县学中选送廪生入监读书的称岁贡。岁贡大都挨次充贡，所以又称“挨贡”。于岁贡之外，考选学行兼优的生员充贡称为“选贡”。遇皇室庆典，根据府州县学岁贡常额，特许加贡一次称为“恩贡”。生员捐纳入监称纳贡。贡生是一种出身，可以得官，也可通过科举作官。 明清两代以时文取士，是当时科举考试的又一重大特点，同时也是科举考试中的最大弊病。所谓时文，或称“制义”，或称“八股文”。文中由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等部分组成。破题共两句，道破全题之要义，承题即伸明破题之意，起讲为全篇开讲之处，提比即起讲后入手之处，虚比承提比之后（后来渐废），中比为全篇之中坚，后比畅发中比未尽之义，大结为一篇之总结。字数规定在四百五十字至六百字之间，过多则不及格。时文又称“四书文”，这是就它内容而言，因为它的题目取自《四书》，而且又须按照经传，代圣贤立言，也就是人云亦云地按照《四书》、《五经》的说法贯串成文。这种文体的源流，可上溯至唐代的帖经墨义及宋代的经义。 时文之弊，从形式方面说，在于规定了文章的程式，应试者必须依样画葫芦，因此成了文字运用的束缚。从内容方面说，所依据的经传注疏都有规定，明永乐中颁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永以为式，作文者须代古人立言，所以又成了对思想的束缚。作文者不能自有新意，其结果时文成了无价值的文字游戏。至于时文因为命题范围狭窄，士子揣摸试题，研读时文选本，摹拟仿作，而束书不观，不求新知，更是明显的弊端。如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改用策论摺》中就曾指出：“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足见士子只把时文看作是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敲门砖”，为了科举而埋首于试帖诗和小楷之中，空疏无用，消磨志气，而无益于天下国家之用。因此有人认为科举以时文取士，是明太祖朱元璋为防反侧，禁锢人民心思材力而欲使天下英雄入其彀中设的圈套，“其心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意在败坏天下人才。 科举考试因为名额的限制，能考取而平步青云的幸运儿，毕竟少数。与此相对照，则有许多老生宿儒偃蹇不第，困顿场屋的故事。例如清乾隆四十年会试，各省举人中年届九十者一名，八十以上者二十名，七十以上者五名，这些人真是终生消磨在科举考试中了。而且士子应试，进入考场时要受到搜身等侮辱性的检查，斯文扫地；进去之后，局促号舍，关在鸽子笼一般的矮屋中，辛苦异常。如同治六年顺天乡试，“天气暴热，坐矮屋，如蒸笼，病暑者十之五，死号中四十余人”。（戴莲芬《鹂砭轩质言》卷三）蒲松龄也是个怀才不遇，久困场屋的人，他在《聊斋志异》的《王子安》一则中，曾用了七个比喻，穷形尽致地描绘了乡试士子的辛苦和狼狈：“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怳，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科举制度对于士子的摧残，由此可见一斑了。清初学者徐大椿写了一首道情，对于明清时代的八股取士作了辛辣的讽刺：“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成了欺人技。三句破题，两句承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第……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隋园诗话》卷十二）
不好意思，800字没那么多时间，你可以上网看看，也可以自己看历史书然后自己总结，楼主抱歉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