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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转一个（供参考）：一个社会要起码满足两点，一，社会稳定，二，社会发展。任何社会文化都基于这样两种状况，一，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二，人有千差万别。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求：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就要设法尽量消除内部冲突和矛盾，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人有千差万别，就要设法把社会成员之间差别造成的冲突化解到最低程度。儒学为此做了两点：一，提出泛义的“仁爱”，以符合第一种状况。二，为解决第二种状况的矛盾，采取了承认等级的合理性，并自觉遵守社会等级。为此儒家选择了涉及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几个最主要的等级体系------以官职尊卑、以长幼为序，后来又增加了男女主次的三大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谐的实质就成了，一，对待不同的等级要安分守己；二，对相同等级要谦让和睦。儒学符合历代统治者社会、政权稳定的需要，经过几千年固化，“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对社会、政治产生着深刻影响。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民众对压迫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为了“和”民众不轻易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社会矛盾要积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会突然爆发，造成中国社会一次次毁灭性巨大震荡。二，丧失了社会正确发展方向。是非标准不是以实际情况决定，而是由“君、父、夫”等权威来决定，无论对错，“臣、子、妇”都要无条件服从。而中国历史几千年，根本不了解民情的“君”决策错误层出不穷，几千年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三，人情泛滥，丧失社会正常评价体系。和为贵使人们丧失了判断社会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人情可以替代制度乃至法律。其结果裁判吹黑哨，垃圾论文堂而皇之被通过，毒奶粉配方可以获得国家科技奖，提干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人情院士、人情教授滥竽充数，十三亿人，竞拿不到一个诺贝尔奖。人情执法、人情评判使一切社会行为事非不分。四，腐败严重。承认上级的绝对权威，同时奉行和为贵争为耻的道德标准，地位越高的人越没有约束机制，民众无权干预也无理干预，眼睁睁看着官员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导致严重腐败。严重腐败又导致政权更替，社会动荡。以上弊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徘徊数千年之久！ 
首先，人们往往将“忠孝”与三纲五常、与所谓“主张等级制度”等同，影响到了人们对忠孝情节的良好延续。其实，孔子和早期儒家都倡导修己，强调“为政以德”，尤其注重君上的道德典范作用。孔子认为，人在不同的位置上有着不同的社会责任，人们身份不同，社会责任和义务也不同，故君、臣、父、子都应当“做好本职工作”，使个人行为符合自己的身份。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每个人都能以道德自律，各安其位，各行其职，方可实现国之大治。从儒学的理论上看，早期儒家都非常重视“礼”，“礼”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认真研究孔子“礼”的思想，不难发现其内涵非常丰富，其实质在于社会的和谐与秩序。但后人似乎对于孔子“礼”的思想缺乏全面准确的把握，尤其“五四”以来，很多人往往将孔子“礼”的思想等同于“封建的礼教”，认为孔子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从而对其持坚决的否定态度，看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偏颇。孔子时代，“天下无道”，他希望恢复西周初年的礼治秩序。为此，他强调人人遵守礼的规范，希望人们要有仁德。孔子强调“仁”显然是为了“礼”，所以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具有了仁德，才能真正使社会归于有礼和有序。于是，孔子要求当政者做到“为政以德”，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所说的都是有位在上者应发挥表率作用。孔子所强调的主要是以礼作为君臣之间，以及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准则。如君臣之间要以礼相待，“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如此，父子、夫妇同样如此。郭店楚简中有《六德》篇，谈的正是夫妇、父子、君臣的关系以及各自应有的德行，不同于后人所附会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不对等关系。儒家对不同的社会政治伦理关系提出不同的道德要求和规范，如《大学》所言：“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中庸》还特别标举5种关系为“天下之达道也”。这里对于君、臣、父、子的要求，几乎可以作为孔子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注解了。显然，与所谓强化君权、父权根本扯不上边。总之，在新时期做好延续忠孝情结的工作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对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与认识，需要加大宣传与普及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