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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交际灵动课堂教学中的“四多”新的课程标准指出：口语交际是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应培养学生倾听、表达和应对的能力，使学生具有文明和谐地进行人际交流的素养。由此可见，口语交际在语文课堂上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使口语交际走进灵动课堂，我在实践中作了“四多”的尝试。一、培育自信，多点机会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心理意义上的教学是人的心灵的最微妙的相互接触，而口语交际则起着桥梁的作用。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习惯于一讲到底，而学生缺乏锻炼的机会，即使有问题可以回答，怕回答不到点子上而被老师否定或冷处理，久而久之会形成自卑的心理。 “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密”。在教学实践中，我巧于创设问题情境，尽量选取一些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贴近学生生活的话题，以密切联系学生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培育他们的自信。我们班有一对孪生兄弟，性格较为内向，课堂上很少主动举手发过言。于是，我平时常主动找机会与他们零距离的接触，进行情感沟通。在教学《学会请教别人》口语交际时，我鼓励双胞胎中的弟弟上台扮演“燕莉莉”，哥哥扮演老师，由燕莉莉向老师请教舅妈送的钢笔上的英文。谁知燕莉莉站在那儿憋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同学们的哄笑声中，“她”的头低下了。这时我用信任期望的语气给他一个台阶：可能“燕莉莉”同学还没考虑好，老师相信他在第二天的语文课上能让大家身临其境。第二天的语文课上，我再次给了兄弟俩一次机会，这回兄弟俩由于配合比较默契：落落大方，角色到位，越表演越自信。我趁热打铁，对他们的精彩表演及时给予鼓励，让他们找到了小有成功的感觉。 二、创设情境，多点演练仔细翻看苏教版，不难发现，单元练习中的口语交际话题大都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平时，我注意精心创设情境，让学生自主表演，让他们自己探究，相互合作，这样一来学生的积极性就会提高，课堂气氛就会变得活跃起来。1、摆擂台，挖潜能好胜是儿童的天性，以演讲对抗的形式来进行口语交际教学，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让他们在热烈、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交流，趣味横生。如在教口语交际“介绍校园”时，首先让学生作好充分的准备，然后以讲台为擂台，上台对学校按区划介绍，谁讲得好，谁是第一关擂主。其余同学可以向擂主挑战，只要你介绍得更精彩，便可以把擂主打下台，产生新擂主……，整个交际课，同学们情绪激昂，异彩纷呈。大家在充分挖掘口语交际潜能的同时，体验到了口语交际的快乐。2、角色换位，师生互动《新的课程标准》指出：口语交际是听说双方的互动过程，只有听者和说者双方不断发出信息，接受信息，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口语交际。人都有一种积极的表现欲望。儿童的这种表现欲望特别强烈，交际课上师生共同表演，更能使同学们迸发交际的灵感，闪出智慧的火花。如进行《秋游水绘园》的口语训练，我刚板书完毕，有的学生就跃跃欲试。他们可能是对水绘园太熟悉了，急于想表达，我先向大家摇了摇手，然后对同学们说：“今天这一节课由你们派人来当导游，让我当游客，相信你们会让我满意的。”听我这么一说，学生们不禁欢呼起来，那场面令人难以言表，连最不爱说话的同学也积极投入其中。这我惊讶不已：似乎每个同学都具有演员的素质，演说家的口才。是表演的魅力把学生引进了口语交际的乐园。三、鼓励求同存异，多点个性口语交际课上，教师要始终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给学生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学习伙伴的权利。语言表达不能只限于求同，求同则易人云亦云，缺乏创新。唯有各抒己见，实现个性差异互补，才能在合作中竞争，在交流中发展。在教学过程中不应忙于“灌”，而是让学生先去预习，在预习的过程中发表个人见解。学生可以撇开教材的观点、教师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提出相反的意见。这样，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尊重，探究的欲望得以张扬，思维变得开阔、多元化。口语交际训练话题的确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如在教学第九册第二单元的“谈成语”这一话题时，大家争相举手，个个想把自己知道的告诉老师，因为暑假中大家阅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籍，有的专门看的是《成语故事精选》，能脱口而出，一口气可以倒出几十个。说归说，不能杂乱无章，我来个急转弯：要他们分组按标准归类讨论，（有的搞成语接龙；有的找属于寓言故事的；有的找属于历史典故的，有的围绕数字的）然后汇总。关键之处，为了各自的观念辩论起来了。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的个性化的思维火花四处碰撞，形成了动人心弦的课堂交流。他们在交流中，围绕各自的话题，一下子就能用十几个甚至更多的成语，同学们的脑袋瓜几乎成了“成语仓库”了。彼此之间领略口语交际的精彩与美妙。只有让学生充分张扬个性，亮出自我，才能最大可能地实现口语交际的自身价值。四、课外拓展，多点空间《课程标准》指出：教师要鼓励学生在各科教学活动以及日常生活中锻炼口语交际能力。事实上，口语交际仅靠语文课堂上有限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仅靠教师在课堂上的分析、讲解、引导、示范是难以达到目标的。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交际活动，这些都是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好机会。应拓展口语交际的时空，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习运用的能力。一节课的结束绝不意味着活动的终结，应让学生带着任务回去。如在交流“今天我当家”时，我就鼓励学生去与父母换位，自己拎上菜篮，走上街头，和摊贩砍价较量。方式种种的活动，都能使学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增强应变能力。“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们的终生发展奠定基础”。要想让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有所提高，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就必须挖掘身边的素材，多种途径地进行口语交际实践。然而这样的活作业学生乐于做。不懈的努力下去，新的课程改革也就自然而然的落实到了实处，形成“双赢”的格局何乐而不为？让灵动课堂的教育教学成为口语交际的桥梁应当是我们不懈的理想追求。(发表于2008年第五期的《教学交流》本文发表于2008年第4期的《教学交流》杂志(引自：）欲知更多有关“口语交际”的论文，请点击：%BF%DA%D3%EF%BD%BB%BC%CA+%BF%DA%D3%EF%BD%BB%BC%CA+%C2%DB%CE%C4&pn=10&ver=0&cl=3&uim=0&usm=0 
武汉地名的语言文化考察 内容摘要：近年来，随着武汉城市化进程加速，加强对地名的规范管理工作显得日益紧迫。文章以武汉地名为研究对象，归纳出武汉地名的四种结构形式，即“专名+通名”型、“专名”型、“附加”型、多层结构型；并概括出武汉地名的六种命名方法：说明法、借词派生法、形象命名法、缩略法、借词转化法、谐音雅化法等。从而进一步总结出武汉地名的命名规律及其反映出的武汉地域文化特点，并对武汉地名的规范化、标准化提出相关意见。 关键词：地名 结构方式 命名方法 地域文化 地名是一定社会群体为特定的地域约定的专有名称，是历史的产物、地理的反映，更是一种文化现象。简单地说，也就是地理实体和行政区域的名称，地理实体和行政区域名称构成了地名的两大组成部分。美国人类学家克鲁克曾说“文化既包括显性式样又包括隐性式样”，地名也就是隐性式样和显性式样的综合体。用系统论的观点把复杂的地名现象看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外部也就是地名的物质材料——语言文字形式及结构形式，是作为地名的显性形态而存在的；地名系统的内部主要由与文化、社会、历史、地理、生活发生联系的多种因素构成，是地名的隐性内涵。地名的显性形态是隐性内涵的外化，要受到隐性内涵的种种限制、规约；同时通过对地名的显性形态进行描写、分析，可以较准确地把握隐含在其背后的种种观念，从而揭示地名与文化的深刻关系。 一武汉地名的结构形式 地名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其结构形式是指从词或词组的结构平面来观察其结构组合的项以及项与项之间的关系与层次，是横向平面的、静态的共时范畴的概念。下面结合1990程干庭的《武汉地名志》以及2010搜狗语料库中收录的最新语料分析武汉地名的结构形式。 地名的出现经历了从单音节向双音节及多音节发展的过程，这与汉语词汇化、双音化有关系。起初的结构方式复杂多样并无固定的词汇结构模式，后来发展到成熟阶段出现了“专名+通名”的结构形式，它能够较大限度地发挥地名的指位和指类功能，即专名指“位”指示某地的自然地理特征或者人文地理特征，通名指“类”指示某地的地理性质、地理类型，专名通名便于区别和识别不同位置、不同性质的地理事物。通名如“街、道、巷、村、路”等，专名如“天门墩”、“桂子山”、“街道口”等。 现代武汉的地名也是在“专名+通名”这种基本格式的基础上衍生发展而来的。现代武汉地名从这一角度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专名+通名”型、“专名”型、“附加”型、多层结构型。 “专名+通名”型 专名为简单的结构类型 这种类型中的专名由单纯词、合成词或者词组构成。 （1）单纯词作专名：该类型多为双音节地名，专名由单纯词构成，多保留古代汉语单音词特点，在语法功用上相当于一个词。如花山、双墩、猴山、汉江等。 （2）合成词作专名：其中发现名词作专名数量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动词次之，形容词的数量最少。 名词：金鸡山、竹叶山、龙灯堤、白沙洲 动词：建设路、复兴村、团结村、解放桥 形容词：快活岭、崇仁路、汇通路、幸福村 （3）词组作专名： 偏正结构：十里铺村、白沙洲大桥、升官渡小区 述宾结构：循礼门、归元寺、打网台、兴华路 主谓结构：石榴红村、诸葛祭风台、刘备郊天台 并列结构：武汉法国街、东风阳光城、湖北东湖大厦 数量结构：一一六街、一二一街、二七花园、八一路 专名为复杂的结构类型 这种结构的完整形式为“专名+通名+通名”。“专名+通名”作为一个整体转化为另一个新地名的专名部分，原通名的指类功能消失，附加其他通名形成“转类地名”，原地名多为路标性地理实体，新地名在其附近。如金珠港湾、莲溪寺路、团结村路、解放公园路等。 “专名”型 一个地名中只有专名成分，省略了通名部分，一般来说是种不完整的地名形态。近年来由于人们为包装产品求新求异，使得这种地名迅速增加，常见于各种楼盘、公寓的名称中。这类地名多为四音节词，且“2+2”型要远多于“1+3”或“3+1”，赵元任分析原因为3+1的3多为2+1或1+2，仍能造成2+2的效果。如银湖翡翠、山水星辰、华城新都、澜花语岸等。 附加型 附加型是指把表数字、方位、大小新旧等性质的语素粘附在通名或某一专名及原地名前。附加语素起定位作用，位置不定，一般分前置、后置两种类型。其中较能产的附加成分是表方位的“东、西、南、北、中、上、下、前、后”及表性质的“大、小、老、新”。如西港、东港、东湖、老北湖、小洪山、大郭湾等。 多层结构型 一般多为“专名+通名+专名+通名”，由“专名+通名”型叠加而成，前后两个“专名+通名”分别表示大小不同的两个地段，这是应地理实体数目增加的需要，在原地名基础上增加区别项的结构形式。如四官殿仁海路、石门峰名人文化公园、中华路汉阳门、蔡甸三眼桥等。 二武汉地名的命名方式及特征意义 地名的命名方式是指造出、发展出地名的途径，是对地名的扩充方式在纵向平面的动态考察。通过语料分析，我们归纳武汉地名的命名方式主要有：说明法、派生法、形象命名法、缩略法、借词转化法、谐音雅化法等。地名的意义主要包括基本意义和附加意义，基本意义主要是指地理实体的类型、方位、范围等；附加意义包括特征意义和隐含意义，特征意义指该地的自然景观、经济文化背景、历史人物事件等，隐含意义指人们在命名地名时对该地的认识及寄寓的愿望。 说明法 说明法是指大量地名通过其命名方式可以立知其命名意义，或是表明地理位置起到标记作用，或说名该聚落地居民的姓氏，或说明该地盛产的资源或曾作为生产、商贸交流、宗教祭祀场所的历史背景。该方法在武汉地名中运用最广。 1说明地理方位 地名与生俱来就被赋予与地理位置、方位无法解开的渊源关系，地名最为突出的功能即为标记作用。在武汉地名中有许多这种以地理方位命名以说明地理位置的例子，如“沿江大道、拦江路”标明在长江边上，洲尾街、洋湖大道、堤后街、上堤前街等均属此类。 2说明人口姓氏及来源 在古代常常人的姓氏得源于地名，如古代诸侯大夫的封地采邑等。据清代黄本骥《姓氏解纷》中收单、复姓3795个，按照书中解释约有一半以上的姓氏是以“地”为姓，包括封国、封邑、食采、出生地、祖籍等。现代地名也有以古封国、古村镇来命名的，如湖北随州市（春秋随国）、鄂州市（楚鄂王封地）、樊城（古代樊国）等县市的得名。但后世往往出现地因居于其地的氏族而得名的现象，这多与氏族的迁徙有关。这种命名方式在武汉的聚落名中最为常见，如马家庄、陈家湾、熊家台、徐家棚等，反映的是最初驻足该地始建村民的姓氏。再如很多聚落往往包含两个姓氏，如乔木湾、程杨湾、尤李村等，反映的则是该聚落主要的姓氏包括两大家族。 3说明手工业、商贸发展、宗教建筑 武汉出现了不少因行业命名的地名，如筷子街、玻璃街、洋油坊、打扣巷说明这些地名曾经作为手工业生产基地兴盛一时；再如高坡店、叶麻店、十里铺、孟家铺、张家铺这些通名为“店”、“铺”的地名反映该地曾作为商贸集市而存在；再如火官庙、龙王庙、长春观、四官殿、青菱寺、归元寺则折射出该地曾经、现在作为宗教场所的信息。 4说明军事设施、官署衙门 武汉以旧官署衙门、文化设施、军事设施及编制命名的地名也较为突出，如察院坡、抚院街、都府堤、粮道街等传达出武汉历史上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再如御书楼、学府街、崇文坊、文昌阁等说明武汉是一座文化底蕴十分丰厚的城市；如辎重营、汉防营（今汉防街）、戈甲营、广埠屯等说明武汉在历史上作为军事重镇的地位。 5说明对生活的美好愿景 这类地名多含褒义色彩，表吉祥、发家发财的美好寓意。如地名祥和苑、升官渡、怡博苑、仁寿路、吉庆街、平安路等。 派生法 派生法主要是由原生地名附加某种成分派生而出新地名的方法，既无需另起炉灶又点名地理方位。随着武汉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这类地名也日渐增多，最为常见的演化关系就是“对称地名”和“联称地名”的产生，此外还有附加序数词的方法。 1对称地名 主要是附加“大中小、南北、上下、新老”等词义相反相对的反义词。如知音东村、知音西村，上堤前街、下堤前街，下钱东村、下钱西村等。 2联称地名 通常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原生地名各抽取部分缩略合成一个新地名的造词方法。如武汉市的得名就是“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减缩造词后的结果，再如其他宋徐湾、肖陈湾、程杨湾、尤李村等都可看作是联称地名。 3附加序数词 通过在“街、道、巷、路、村”等通名前附加序数词，形成序列化数字地名群。如康居系列的“康居二路、康居三路、康居四路”，古田系列“古田一、二路”，再如将军一路至七路、常青一路至四路，将东西湖吴家山地区的一支沟至九支沟改名为一清、二雅、三秀、四明、五环、六顺、七雄、八方、九通等路名。 借词转化法 借词转化法是指很多地名中往往借用别的名称转化而来，并加上一定的通名，多起纪念意义，也是运用名词联合短语构成的“熟悉陌生原则”的典范，即“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把与武汉密切相关的如由人名、事件名、典故、其他城市名转化命名一些街道聚落。 人名：中山路、黄兴路、张之洞路、张自忠路、张公堤 事件名：二七街、八一街、首义路、广埠屯、九女墩 典故名：钟家村、落驾山、卓刀泉、梳妆台、楚望台 城市名：北京路、广东巷、四川路、江西路、福建路 a中分别为缅怀孙中山、黄兴等人；a中为纪念二七惨案、八一南昌起义、武昌起义、广埠屯源于明代楚王的仓库名广埠及屯田制、太平天国起义；c中为追思高山流水、楚庄王平叛、关羽卓刀、万历太后礼佛、楚王朱桢不忘父恩；d中现象在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 形象命名法 形象命名法是在武汉地名的命名中多使用比拟的方法，即借助想像力把甲事物模拟作乙事物来写的修辞方式。如金鸡山、狮子山、元宝山、凤凰山等。比拟法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造像“，创造情景或景象引起人们的联想。 缩略法 缩略法是从中国的古籍经典中提炼压缩有关含义赋予地名古雅的文化内涵。如一元路有“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义。与一元路平行的还有五条路，直通二至六码头。为相互对应，“二曜路”路取“日月光曜”之义；“三阳路”取“三阳开泰”之义；“四维路”取“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之义；“五福路”取“寿、富、康、德、命名为五褔”；六合路”取“六合同春”之义。 谐音雅化法 谐音雅化法是指原来本地有一个名字，但是比较俗气不雅，往往以接近的语音所代表的高雅化的词语来命名这个地方的地名。如武汉的积玉桥，原称鲫鱼桥，后谐音雅化为积玉桥。同样的还有武汉的珞珈山原名为落驾山，“落驾”与“珞珈”二字谐音，寓意当年在落驾山筚路蓝缕、辟山建校的艰难。 三武汉地名与地域文化 地名是文化的镜像与载体，并与文化的共生共变，地名的命名总是有它独特的由来和含义的，也总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民族风俗等密切相关。武汉地名充分体现了武汉的地形水文以及历史文化特色。 武汉地名与水文地形 多湖、多湾、多墩、多桥，约占武汉地名的13%。武汉素有“百湖之市”之称，众多的湖泊和河流，几乎曾占据了武汉整个地域。含桥、口、渡、湾的地名非常的多，这也反映出武汉市的水系比较发达。众多含墩、台、塆的地名则说明因为湖泊众多，人们为避水害需筑堤围湖并垒土为墩，以营建居室，形成聚落。多“场、坝、坪”说明武汉地处江汉冲积平原、地形平坦，人口集中，聚落密布。 武汉地名与移民文化 武汉地名成了“江西填湖广”的一部“活教材”。相比较其他城市的地名，我们发现武汉地名中含有姓氏的特别多，这些姓氏地名多是从明朝开始有的，且其祖先多为江西人，如杨家湾、尤李村、马家庄等。这与从明初开始明末清初达到高潮的人口大迁移有关，“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是这一地名现象的最好注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中国人的宗族家庭观念，而武汉山水阻隔的地理环境更为血缘族群提供了充分的自主发展空间。 武汉地名与历史传统 1荆楚文化 武汉是荆楚文化的腹心也是荆楚文化重要的传承地，在地名中也可见一斑，体现出荆楚文化的内涵与精神。如经典故事类，与高山流水有关的“钟家村、琴台路、知音路”，与楚庄王有关的“落架山、鼓架山、清河桥”等。 2三国文化 武汉在三国时期属于吴国，称为夏口，苏轼《赤壁赋》中“东望夏口，西望武昌”的夏口即武昌，武昌是现在鄂州市的鄂城县，至今武汉地名尚留三国印记。 与关羽有关的：卓刀泉、洗马长街、藏马洞、关帝街 与鲁肃有关的：鲁山、鲁山城、白马洲、鲁肃湾等 与三国故事有关的：如诸葛祭风台、刘备郊天台等。 武汉地名与世俗文化 一个城市的大街、大道多由政府、文人来命名，但是小街小巷多由市井乡民随意命名，并流传下来，这类地名往往能够反映城市的世俗文化。如搞条街、杨簸箕湾、王麻子河、光秃岭、新屋熊等，名虽不雅但却折射出武汉人豪爽直率的性格特征。而如仁寿里、升官渡、平安路等则反映老百姓对生活的一种美好愿望。 武汉地名与时代发展 如与辛亥革命有关的一系列地名如首义路、民主路、民权路、民生路等；与殖民统治有关的梅神父路、巴黎路、洋园、渣甸路、猪巷地名的演变等。进入新中国后，前进村、向阳村、跃进村、红卫村等带有浓重时代气息的地名在武汉也十分常见。由于近年来武汉与台湾交流合作密切，出现大量以台湾的市、县名做专名的地名，如台北路、高雄路、澎湖路、马祖路。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地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具有标志意义的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也是地域文化的典型体现。地名与语言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对地名的结构形式以及命名方法的归纳，我们可以总结出武汉地名的命名规律及其反映出的武汉地域文化特点。 地名是时代的标志，地名常常随着自然环境的沧海桑田、时代更替、人口迁移、科技发展、经济进步、文化繁荣而发生更改，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不同的地名。但是另一方面地名的产生发展变化却往往滞后于自然地理以及人文社会的变化。武汉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做好地名的管理规范工作有助于确保城市中系统内信息交流机制的正常运转，充分发挥城市地名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作用，并有助于城市文化品位的提高与升华。一方面要保持地名相对稳定，能不改的尽量不改；如若必须更名，应审慎地把握武汉地名的命名规律进行科学论证；无论更名与否，都不能切断历史文化血脉。另一方面要努力解决重名现象、一个地名多种书写形式，做好地名标志以及地名工具书的编撰工作，将武汉地名“数字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