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刀鱼在路上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国家、民族创造了绚丽多姿、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成了各自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为当代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使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出现了困境。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已经成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存和发展我们各自的优秀传统，如何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效地参与到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之中，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一、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 在汹涌澎湃的现代化大潮中，重视抢救和保护传统文化，尤其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和重要的任务。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各国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损毁和加速消失，这会像许多物种灭绝影响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影响着文化生态的平衡，而且还将束缚人类的创造力，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的全面进步。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既是对各民族文化之根的追溯，也为现在与未来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本土文化，倡导文化多样性，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促进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防止盲目的、急功近利的、破坏性的开发，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愿意与各国交流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探寻国际合作的方式，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 传统文化的保护，既包括物质形态的传统文化，也包括非物质形态的传统文化。目前，关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内立法和国际协作机制已经比较完善，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有专门国内法的国家还很少，国际间的合作也还很不够。希望会议能够在关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更加关注扩大和加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不仅涉及到观念问题，更重要的是方法问题，所以建议会议提请各国关注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出现冲突时的具体解决办法。我们尤其希望会议在传统文化保护的主要措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模式和实践，国际间合作与交流的机制等具体操作层面做出创造性的工作。 二、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传统文化，是各民族祖先创新的积累和结晶，不断创新是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鼓励和保护文化创新，实现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扬弃、改造和更新，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反映活生生的当代生活，并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在科技迅捷发展、社会急剧变化的当代，紧跟时代、着力创新已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图强的十分重大的问题。21世纪各国的文化如何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适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保持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统一，值得我们深入研讨。 坚持文化的民族性，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不同民族的文化是不能互相代替的，没有文化的民族性就没有文化的多样性。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广收博采、熔铸万物，又必须保持其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品格。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作为其独特的精神财富是产生文化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现代化的发展，从技术手段的进步，生活节奏的加快，电视、电脑、互联网和各种信息传播的普及，到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与商业关系的密切，使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文化需要适应这种转型，才能在这种当代社会中生存和发展。 政府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中应当发挥关键性作用，要研究政府如何通过政策调整实现文化继承与创新。各国政府需要采取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的保护，使之成为历史的忠实样本，使人们由此了解过去；另一方面，各国政府又需要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使传统文化中积淀的优秀精神文化遗产为现代生活服务。在发展中继承传统文化，在继承中鼓励创新，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样是当代各国政府进行文化建设所面临的紧迫任务。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传统，具有各自的发展道路，不同传统文化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随着人类进步和时代发展，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单独发展或孤立存在，东西方文明和各国文化的相互交流顺乎潮流，合乎人心。不同文化传统间的沟通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和偏见，有利于促进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在保护文化多样性前提下文化的共同发展。 在各国之间形成文化交流和发展的机制，加强联系和对话，减少冲突和磨擦，有利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实现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的前提是尊重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同时，需要不同文化间加强交流与交往。通过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可以达到文化的共同繁荣，这是一种在保持自身文化特征的前提下的相互促进关系。世界因不同而精采，交流因不同而必要，创新因交流而迸发。文化发展需要各民族间建构一种相互的交流环境。因此，在文化间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形成一套文化交往基本准则和有效机制的体系，将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些准则和机制不仅应覆盖绝大多数国家，还应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可操作性。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既具有丰富传统文化，又具有浓厚现代气息的国度 
《岳阳楼记》——范仲淹不得不说的话与其说岳阳楼成就了《岳阳楼记》，倒不如说是《岳阳楼记》成就了岳阳楼。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其华美精练的文字、抑扬顿挫的韵律、跌宕雄浑的气势，把浩浩荡荡、气象万千的“巴陵胜状”表现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并成为了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的瑰宝而流传千古。正如郁达夫先生《乙亥夏日楼外楼坐雨》诗所言：“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使巍峨的岳阳楼享誉中外，名震古今。 史书上没有范仲淹游历岳阳楼的记载。查阅《范仲淹全集》，唯一记载了他与岳阳比较接近的生活地是在澧州安乡（今湖南安乡县）。范仲淹两岁丧父，家道中落，贫无所依，母亲谢氏带着儿子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县）朱文翰。宋初，朱文翰担任过短期的安乡县令，范仲淹随父侍读，在安乡度过了一段少年时光，并留下了“书台夜雨”的读书佳话。然而，作为现建制隶属常德市的安乡，与位于现岳阳市城西的岳阳楼隔湖相望，陆路交通遥远、曲折、坎坷，而洞庭湖又烟波浩渺巨浪滔天，以当时的骡马帆船，来回十分艰险，岳阳楼恐怕也只能遗憾地与范仲淹这文坛巨子失之交臂。不过，安乡正位于洞庭一角，历来钟情山水的少年范仲淹，常常流连于洞庭湖畔，在湖风涛声里读书和思考倒是十分可能。霏霏淫雨以及春和景明的湖光山色，深深扎根在他的记忆里。因此，通篇《岳阳楼记》，除了浩渺多姿的洞庭湖景，我们看不到岳阳楼的结构和色彩，远近和高低。 岳阳楼相传为东汉建安时期东吴鲁肃操练水军的阅军楼。唐代张说官岳州时，在阅兵台旧址建了一座楼阁，取名岳阳楼。宋代以前，虽然大诗人李白、杜甫等曾在这里留下过诗篇，但因缺少扛鼎之作，岳阳楼名轻声微。直到《岳阳楼记》横空出世，波澜壮阔的洞庭湖和拔地而起的岳阳楼，才以其奔腾不绝的气势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进入士大夫视野，他们争相传阅，岳阳楼从此声名鹊起，天下闻名。 然而，范仲淹为何能在一篇短短三百余字的楼记中，写出了如此厚重的上忧邦国、下忧黎元的华章，而且声情并茂，传唱不衰呢？结合范仲淹当时所参与的政治生活，细细考究他在北宋政坛的升降浮沉，会发现最直接的灵感触发点是因为他领导的“庆历新政”，可以说，没有“庆历新政”，就没有如此荡气回肠的《岳阳楼记》。 范仲淹入仕的时候，宋王朝已历经七八十年的发展，朝廷因循苟且，承平累日，特别是大中祥符元年（1008）以来的四十年间，国家进入了矛盾和斗争的激化期，而以宋仁宗赵祯为首的统治阶层，在官吏们报喜不报忧的盛世谎言中迷醉，亲小远贤，横征暴敛，无视军备，导致了北宋中叶“积贫积弱”的局面。北方虽然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但辽军依然兵不卸甲，虎视眈眈；西边的夏国乘机崛起，侵略不断；国内的形势也十分严峻，官者横暴，寇盗四起，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赵祯时期的宋王朝，犹如一条庞大的帆船，经过多年的航行奔波，越来越显示出臃肿和破败的光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随时都有土崩瓦解的可能，非“大修”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四月，赵祯火速将范仲淹、韩琦从陕西前线调回京城，同任枢密副使。同年八月，拔擢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富弼为枢密副使。九月，赵祯开天章阁，在案几上摆上笔墨纸砚，督促范仲淹、富弼就朝廷当务之急无所顾忌地条对，表现出对除弊革新的强烈愿望。 范仲淹是历史上德才和器识兼备的能臣，对宋王朝“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的积弊了然于胸，而且像当时许多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一样，对现实夙夜忧虑，深感不安。多年的仕宦生涯，使他对时局的诊断犹如良医，出手即知脉理病情，并迅速开出了数剂良方，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措施，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这些改革措施中，有的是使民休养，如厚农桑、减徭役；有的是固边强兵，如修武备；有的是革新吏治，如明黜陟、择官长等。这些措施，无一不是给内外交困的宋王朝对症下药、正本清源。但当改革措施在部分地区逐步施行后，影响了许多官员和皇族的既得利益，改革措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上下内外的夹攻，加上仁宗的有始无终，朝廷大臣的瞻前顾后，守旧势力的顽固阻挠，使改革半途夭折，“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而作为“庆历新政”主角的范仲淹，自从改革把他推向政治生活的风口浪尖后便成为了众矢之的，受尽了阴风浊浪的袭击。先是夏竦因与史称“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有隙，诬称范仲淹、富弼、石介合谋废帝，疯狂攻击改革派；接着，宰相章得象及其党羽以“挟诈要君”的罪名弹劾范仲淹；还有那些被新政影响了既得利益的朝臣皇族们，也纷纷落井下石，并利用了打击政治异己惯用的“杀手锏”，诬蔑改革派为“朋党”，欲置其于死地。 范仲淹青年时期就志存高远——“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两种人生设想，都是以忧国忧民为出发点的。入仕以来，范仲淹看到了仕宦阶层的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看到了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他担心大宋江山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在《邓州谢上表》中，他对赵祯不无忧虑地说：“革姑息之风，则谋身者切齿；尚循默之体，则忧国者寒心。”他对支撑宋王朝正常运转的黎民百姓所承受的天灾、饥荒更是心急如焚，在给老师晏殊的信中吐露心迹说：“某连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观民患，不忍自安。”“庆历新政”前前后后，他一再主张和推行的改革措施，以及他对大宋王朝的耿耿忠心，无一不是以这两方面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然而事实是，那些告范仲淹御状的官僚们像蚊子一样，天天在赵祯的耳边飞舞、交鸣，动摇了他的改革信心，加上宋和西夏暂时形成和议局势，使主战的改革派转瞬成为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备受压制和打击。就像后来南宋高宗赵构，为顺利向金屈膝求和而定计杀抗金名将岳飞的手段一样，急于向西夏求和的赵祯，迅速将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改革先锋一一逐出京城。庆历五年正月，五十七岁的范仲淹落职邠州（今陕西彬县），十一月迁邓州（今河南邓州市），踏上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四次迁贬远途。 一系列的排挤和打击，使范仲淹成了折羽的大雁，无法为国尽匡扶之志，无法为民尽康济之心，郁郁寡欢，心情灰暗到了极点。在邓州漫长的日日夜夜，范仲淹认真思索了自己的仕宦生涯，认真梳理了改革的前前后后，有失望、有怀疑、有矛盾、有悲愤，各种情绪就像波涛撞击着海岸一样撞击着他的心，此起彼伏，汹涌澎湃，迫切需要一种寄托和宣泄，甚至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化蛹为蝶。 庆历六年九月，谪守岳州（今湖南岳阳市）的同年挚友滕子京让人快马加鞭送来一封求援信，请范仲淹为刚刚落成的岳阳楼写一篇记，并随札附呈《洞庭晚秋图》。 接到滕子京的来信后，范仲淹惊喜于自己无心中获得了一个释放心中悲郁与诉求而又不会授人以柄的契机，他终于拥有了一个任他挥洒的楼、任他遨游的湖。于是，因为改革的道路布满荆棘和坎坷，才会有记中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才会有“薄暮冥冥，虎啸猿啼”；因为小人得志、忠良见弃，才会有记中的“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邦国兴衰、黎民冷暖如影相随，使他心灵深处的忧虑就像海底的暗流，时时涌动，使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是，作为久习儒学、熟谙《易》理、历经过人生大恨大痛的范仲淹，他的“学”与“行”、“器”与“识”、“志”与“气”是真正骨肉相连血脉相通的，无论道路上的风雨多么急骤，他总期望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轰鸣之声，更是范仲淹心中八百里洞庭激荡出来的超越时代的强音！
这东西是要靠自已积累的，不像数学一样有个公式，这个是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