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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水浒反思农民起义今晚看电视，画面定格在水浒上。故事已经到了水浒的后半段---宋江招安。不经意间触发了我的思考，宋江为什么要招安？他为什么不造反到底，自己做皇帝？据说，毛主席在他晚年行将就木之时最爱看的一部书就是水浒传，而且水浒传能被评为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毛主席给敲得板。其实，水浒传的可读性并不大，相对于其他三大名著来说。毛主席之所以要敲定它为四大名著之一，我想应该是水浒传的背后所表达的对农民起义深邃的反思，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纵观中国历史，农民起义最成功的有两次，一次是刘邦建立的汉朝，一次是朱元璋建立的明朝。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生活在明朝，所以，他笔下的宋江招安应该渗透着对朱元璋等农民起义的许多反思。北宋历史上真正的宋江起义，其实不是招安，而是被一向在军事上注重“内重外轻”的宋朝给镇压了下去，北宋军队把宋江打的无路可退，最后不得不投降了朝廷。作者施耐庵之所以要虚构宋江招安，其实，是因为他对农民起义的去路百思不得其解之后，对农民起义的方向产生的一种逆向构思。中国的农民起义没有一个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要么被朝廷镇压，要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些局限性不仅仅表现在它被地主们利用，我国农民忍受压迫的底线本来是极低的，只是因为某个朝代的政治逐渐腐败，贪污腐化盛行，剥削不断加重，造成民不聊生；然后，老天爷再给他来个雪上加霜，这样，才能最终激起农民们的揭竿而起。然而，天灾往往不是全国性的。比如，安徽发生天灾，再加上统治者的人祸，就会激起安徽的农民起义，而同一时期江苏的收成还过得去，虽然算不上国泰民安，但也没有饿殍遍野，还不致激起反抗。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结果，安徽起义的农民们在打到江苏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演变成“强盗”。他们到了江苏会无恶不作，见官要杀，见民要杀，见到贫下佃民们还是要杀！这个在明末农民起义中的一支，张献忠的胡作非为中不难看出。当然，稍微有建制，爱民一点的农民队伍就有可能最后取得胜利，朱元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未产生之前，农民起义的结局都是很糟糕的，即使在起义之初那支队伍有多么的能够“替天行道”，最后，也会演变成为它的头目争夺天下的工具。2010年11月30日晚 
他是立与不败的与对手周旋和游戏。所以政治思想家更加确切。 关键是在思想方面毛主要是受晚清学者的影响，他在政治/军事上的智力和方法之奥秘在于：分清敌我。创造敌人，然后打败他。 很明显，他的动机是没有人能够在当今说：我知道。只能说：我觉得或者我看见。 至于说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也好都是在毛的政治斗争中的参与者而被统一、协同作战的根本目的的差异被毛先生用巧妙的政治手段和抽象能力定义为：仇恨资产者和自由主义，在此我从未在毛的著作里发现西方主义这个词，他是在依赖乡土中国中结合西班牙农民斗争的经验创造性的产生了游击队作战理论给“现代化”思想和装备武装部队造成了一个难题。其次，在乡土农民、无产者、知识分子的队伍里定义出“革命”“反革命”这样的二元对立概念与行动张力。 我想毛先生对西方也是通过一些“二手货”里有所了解的并且是很机敏的发现出自由主义的漏洞的和政治制度的要害的。至于他不懂经济，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他一定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他知道：经济、政治手段，目标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和政治品质。这个才是作为个人或者国家应该去考虑的大问题的应该具备的视野，他了解自己是领袖不是学术专家，他需要的是：因为是领袖所以正确而不是因为正确所以是领袖。 事实上、我想毛先生认为其实敌人正是“现代性”这个概念，而“文化革命”背后的理论依据也在于说他认为危害国家政治品质和生活方式的，不是西方不是枪炮不再是看得见的敌人而是人民内部的“知识大众”正因为“知识大众”的产生毛看出这个是威胁整个国家和社会品质的核心群体而背后值得反思和批判的“敌人”就是“现代性”特别是那些诱人的题目糖衣炮弹的概念“民主”“自由”“平等”“爱”等等，这个正也是柏拉图、孔子时代所看见产生威胁到社会品质的现象被称为“礼崩乐坏”其实现在看看身边也是大家也就清楚了。这个本身也是知识精英对大众品质的一种不信任和怀疑，事实上我想这个立场是正是一个领袖的立场。我想文革的天机是尼采“亲自”告诉毛先生的。可是，结果却让人相当遗憾的是，事实上这样先进、浪漫的想法和行动却没有得到支持和承认，“文科大学不要办，理科只办一点点”到当今大家也看见了，很明显就是不想产生“知识大众”西方的今天不是中国的明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到过这句话，认真思考过生活方式、政治品质的问题，也许这个确实只是精英和领袖的考虑。到底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中国，什么才是我们的中国，什么样的人才算中国人群体？是合作和是斗争？这些下次再说。 我想在此应该全部都是知识大众，包括在大放阕词的本人。 以上言论都是凌乱的胡说八道--我说的只是题目，并无内容。希望的是批判包括谩骂也可以，如果你觉得骂的有水平的话，我找单全收。 虽然我的书写方式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但是里面有我想说的话，也有我不想说的话，但是我希望我的话是写给瞎子看的。 至于，知识分子我以为有公共知识分子和私人知识分子之分；至于如何选择这个绝对有个人能力、天赋、兴趣来决定；这个是上帝的事情。至于说有些人打着思想的牌子，拿着现实物质的位置的大多数并不沉默的人，也是所谓“知识大众”的中坚分子们才是个问题。 谁获得“人民”这个词的使用权和代理权谁就获得“正义”和斗争的胜利。这个是现代社会的自然法正当性的规则和立场。这个“人民”的群体抽象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因为，抽象的前提在于人类抽象能力的匮乏和生活经验的不统一。 说实话，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不在乎我是不是大众的敌人；更不在乎我是不是精英的对手；我只是把自己当一回事的想把这个威胁到我所感知世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品质的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是，毛先生是怎么“国家”这个问题。第一，他瓦解了中国固有的宗族体系和国家行政体系的二元分立，国家行政能力直达个人，这个是建立起亲中国这个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志。第二，科教制度统一，语言统一普通话，统一全过计量单位，统一核算地方财政，统一海关、建立起统一以国家名义的军队。这个也完全是现代国家“主权”建立和中央与地方对话方式改变的基本标志。第三，建立全球独一无二的“专政”国家。 而国家政治性质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首先“人民” “民主”“专政”这些概念直接引出的就是国家性质、政治性质、党的性质！事实上国家性质取决与政治立场，政治立场取决与执政当局的考虑，归根到底就是党的性质，1947年中央内部就有过这样的讨论。 而最主要和最现实的问题就是1921年~1949~1970年里面党员的社会身份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跟苏联一样，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群体性、社团性的社会现状与国家未来的担忧和设想组建的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团体。后来进入了斗争阶段，因为实际情况的需要和斗争路线的确立党内就吸引了很多失去土地或者没有土地的农民参加进来，逐渐也吸收了已一部分城市中赤贫的工人加入，直到解放战争完成，也吸收了很多原来的职业军人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的问题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党的斗争结束前，党的任务就是“分清敌我”“统一战线”就是说给工农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最基本的内在政治任务就是这个，就是赋予当时的“军人”政治品质和军事品质。正是这个对于内战来说是“神器”---政治神学的武器，使用蒋介石的军队从一开始就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