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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2 我认为苏联的剧变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内因是苏联国内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外因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但和平演变之所以奏效，关键原因还是出在苏联内部，正是因为苏联传统模式已经过时又迟迟得不到更新，进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内部危机日渐加重。再者，苏联共产党的改革推行了错误的路线，导致了改革的失败。在苏东剧变中，以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泛滥，是与帝国主义长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分不开的。苏东剧变中起来积极开展夺权斗争的反对派，没有一个不是在西方国家支持和资助下得以发展壮大的。苏东政局的剧变，就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策划和干预下，在党内修正主义与党外反对派相互勾结的情况下发生的。曾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季诺维也夫在1991年9月苏联即将解体时指出：“没有西方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分子以及激进分子恐怕连一个月也坚持不了。他们之所以能维持下去，只是因为他们按西方的意志行事。”而这个庞大国家的内部，更是腐朽不堪。党内腐败严重，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破坏，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同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结果使许多党员和党员干部动摇了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使党内思想混乱，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再加上西方“和平演变”的全面攻势，苏联在内忧外患中解体。另一方面，苏联的剧变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历史的原因是深层的基础性的东西，而现实原因则是直接的导火线。历史原因包括过时的僵化的经济体制与当代科技发展的内在要求之间的矛盾；严重的官僚主义与广大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现实原因是苏联共产党把体制改革变成了社会制度的转轨，即执政的共产党在改革中的路线失误，就成了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 随着社会的发展，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已不再适合于苏联。以斯大林体制或模式为特征的苏联社会制度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活力和凝聚力，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它已陷入全面危机，从而使整个社会进入了停顿和停滞时期。这种制度使得不管什么样的修补都无济于事，而对它进行根本性改革便使它丧命，也就是说，转变成了一场更替制度的革命。从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病看。因为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事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犯过的错误、出现的弊病，罗列起来很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笼统说社会主义犯错误就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垮台，恐怕社会主义永远都不可能胜利，我们对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一点信心了。对于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错误，必须具体分析所犯错误的性质。如果执政的共产党有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完全可以通过改革纠正错误，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如果执政的共产党自己都不搞社会主义，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就不可避免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病才能由剧变的潜在可能性变成为现实的因素。从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看。导致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剧变、社会制度演变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原因，是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领导集团提出并贯彻执行了一条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从意识形态来说，它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从社会制度来说，它是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从历史作用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它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桥梁。正是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来改造党、改造社会制度、对待政治斗争，才把共产党改变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把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改变成了资本主义，使得共产党在苏联东欧政局剧变过程中看不清斗争的实质，步步退让，拱手让权。 
想时，就讲到时机未到当然“不可以有为”，而当“变生”之机，则要“应天则命”，积极有力，至于“变道已成”，方 归于无为，即“功成则事损，事损则无为”(《周易注·革卦》)，反映了王弼追求社会大治、太平的愿望。当然，王弼的追求有强烈的时代内容和儒家色彩，他断言， “贤愚有别，尊卑有序，然后乃亨，故先元吉而后乃亨”(《周易注．鼎卦》)，还是以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为标帜。 第三，王弼还吸收《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主动精神，主张在“改命创制”的过程中发挥人为的主观能动性，称： “夫能辉光日新其德者，唯刚健笃实也”(《周易注·大畜卦》)，强调： “成大事者，必在刚也”(《周易注·小过卦》)，表明王弼在援儒入道时，已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道家消极无为的阴柔之道，而溶铸了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历史意识。这是《周易》史观影响于魏晋时期历史哲学发展的一个积极成果。 《周易》史观的积极精神在唐代有了新的进展。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可说是应用变易进化观念鉴别史实，考察史变的杰出代表。他以秉笔直书的实事求是态度， “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他明确反对正统儒家那种“爱憎由己，厚诬来世”的史学态度，指出： “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史通》卷十六《杂说》上)特别是他承王弼以来“物无妄然，必有其理”的易学传统， 引进“势”的观念，考察史事变迁和治政得失，指出： “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强调：“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批评那些“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如守株待兔者。(《史通》卷八《模拟》篇)在《易传》和韩非的基础上进一步闸发了社会古今之异和历史进化之势。 与刘知几相呼应，柳宗元和刘禹锡也继承、发展了《周易》的变易史观，对唐代的历史哲学作出了贡献。柳宗元将天人关系新论贯彻于社会历业领域的考察，虽仕途坎坷，身囚山水，仍潜心史事，常有创见。他把韩非“势”的观念和《周易》变易史观结合起来，具体分析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过程是“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封建论》)，着重探讨了社会历史的必然性问题．又指出：惟人之初，争斗不断， “于是有圣人焉，曰黄帝，淤其兵车，交贯乎其内，一统类，齐制量”，以后有尧， “置州牧四岳，持而纲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参而维之”(《贞符》，见《柳宗元集》卷一)，肯定了社会礼义制度和道德伦理两方面的演进都有个自然而必然的趋势。而刘禹锡则提出“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的思想，从势数结合的角度，确立了历史观上的理势合一论，进一步发展了《易传》关于社会历史进程及人事秩序特殊性问题的探讨。他说：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故余曰： ‘天与人交相胜耳’”。又称： “天之道在 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则，其用在是非”。 (《天论》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作用和人事功能，强调人依靠礼义、法制，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参与天地之化育井交相取胜，发展出一种积极的、能动的社会历史意识，丰富了唐代历史哲学的内涵。 北宋思想家李觏站在事功之学的立场上解释易理，其著《易论》十三篇曾专就“人事”而言，侧重探讨了社会人事的历史变迁问题。称： “八卦之道在人， 靡不由之也”， “圣人作易，本以教人”。又继承王弼义理之易的传统，指出易理之用无非是使“人事修而王道明。”(《文集》卷四《删定易图序论》)，又称：“若夫释人事而责天道，斯孔子所罕言”，强调“为人上者必以王制从事，则易道明而君道成矣。”主张把社会历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加以研究，排斥了圣人，天意对人事的干预，从社会人事本身来解释历史变迁的趋势和原因。王安石则从“新故相除”的阴阳自然之道推导出“有处有辨， 新故相除者，人也的结论。”(参见《杨龟山先生集·字说辨》)在承认天道自然的基础上，肯定了人事有为能辅助天道。又称： “五事者，人所以继天道而成性者也”，以为“道”既“为万物之所以生”之本， “不假乎人之力”，又“涉平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成也”(《洪范传》)。以注重人为作用的变易进化史观作为其变法新政的理论依据，与李觏相配合，实开有宋—代历史哲学之新风。 三、促成理学正统史观之分化 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史观，在宋代理学那里发展到了顶峰。理学家以天理史观的形式，把正统儒学历来提倡的神意史观、圣人史观作综合的概括并加以理性化的闸发，把历史哲学纳入其复古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很大程度上把《周易》史观在后来发展中所积定起来的积极的、进取的因素加以抹煞或有意的忽视了。 不过，宋代理学家几乎都曾精研《周易》，深受易理熏陶。从周敦颐著《易通》，张载治学“以易为宗”(《宋史》本传)而成《横渠易说》，程颐作《伊川易传》、到朱熹融会易学史上之象数派和义理派撰就《周易本义》，我们可以看到易理对理学的体系构建和思维方式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也不能不在历史哲学领域发生作用，促成了理学正统史观的内在矛盾。 矛盾表现之一，宋代理学家在史观上既尊《春秋》为宗，亦奉《周易》为源，尤注重易理对考察社会人事的指导意义，透露了某些突破正统史观的倾向。朱熹就讲到：“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然此两书皆未易看。……若要谈此两书，且理会他大义。 《易》则是尊阳抑阴，进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虚之则。《春秋》则是尊王贱伯，内中国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 (《朱于语类》六十七)他又发挥易之“明消息盈虚之理”，称：“易之为书，因阴阳之变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无所不备”(《文集》卷四十三《答李伯谏》)，据此解释历史研究中的“执古御今”说，认为“执古” “便是易书里面文字言语，御今，便是今日之事”。 (《文集》卷八十五)这和董仲舒等正统儒家持《春秋》以为“奉天法古”之本的形而上学历史观还是有区别的。 矛盾表现之二，是理学家一般吸收了易学“物无妄然，必有其理’的思想，也受柳宗元理势合一观念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承认历史发展中客观趋势的存在，和朱熹所述“陶铸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又“一本于圣人之述作”的史学主旨亦有相违之处。朱熹治史，一方面断言：古今史事之变是“合于天理之正，圣人之心”(《通鉴纲目后序》)，以圣人心术为历史变迁进程的主宰。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历史发展本身毕竟有着“非人力之可为”的“当然之理”。说： “圣人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然势不到亦做不得”，意识到历史中还有圣人心术难测，难御的客观趋势的存在，认为“会做事底的人必先度事势，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进而肯定：历史发展“势不容己，柳子厚亦说得是”(均见《朱于语类》卷一二二)，显然和柳宗元的理势论历史观有点接近了。 矛盾表现之三，引进易理的“物极必反”， “传承因革”的思想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变迁过程，这和理学正统史观的复古、保守倾向有对立的一面。二程已承认“物理极而必反，故泰极则否，否极则泰”(《伊川易传·否卦》)的一般发展原则。朱熹则认为“易中详识物情，备极人事，都是实有此事”(《朱子语类》七十二)又将易理引伸于社会历史进程的考察，提出： “若夫古今之变，极而必反，如昼夜相望，寒暑之相代，乃理之当然，非人力之可为。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袭而不得变者，有相损益而不可常者。”(《古史东论》)肯定了社会历史发展中有着“相因相革”的必然过程。他还讲一步分析社会历史因革变易的原因在有“弊”，指出： “科举是法弊，大抵立法只是立得人之法”， “任法不任人，乃是法弊。人弊可以易人，法弊则必当变法”。 (《朱干语类》一O九)强调“革弊须从原头理会”(《朱子语类》—O八)，在复古史观的框架内也包含了某 _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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