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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在2006年这个岁末，李嘉诚被中央电视台评为年度经济特殊人物，用于表彰李嘉诚先生多年来对社会公益事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李嘉诚先生表示要将个人资产的三分之一约480亿元人民币捐赠给李嘉诚基金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李嘉诚先生为华人企业家树立了典范。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再次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热点话题。毋庸置疑，呼唤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公民意识的觉醒，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企业进步的标志。在当前，我国社会结层日益分化，形成若干利益团体的大背景下，人们更加注重社会的整体和谐，更加强调公民的责任，呼唤不同社会团体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同时，在一些企业身上所发生的一些负外部性事件（如吉林石化污染事件以及近期所发生的多宝鱼、龙口粉丝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越来越影响到人们的切身利益，一个个活生生的事实让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关注和思考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 谈到企业社会责任，我们有必要对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范围进行清晰界定，避免大而化之、非常宽泛地谈社会责任问题。回顾我国不同类型企业所走过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建设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有不同的侧重点。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普遍存在企业办社会的现象，企业除了肩负生产、经营责任，还要为企业员工承担生、老、病、死等一系列的福利保障，所以就出现了企业办幼儿园、学校、医院等各项公共事业的现象，一个三、四万人的大型国有企业往往要承担十几万人的生活问题。企业办社会给国有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办社会”实质上是让企业为一小部分人承担了无限责任，企业有限的资源都消耗在为这一小部分人所提供的无限责任上面。在我国加快国有体制改革步伐之后，原来由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职能纷纷实现与企业的剥离，朝着社会化经营、专业化管理的方向发展；通过社会职能与企业的分离，让企业甩掉了对部分员工所承担的无限责任这个包袱、可以轻装前进，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在我国改革开发后作为一个企业群体出现仅仅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实现了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但是不能否认，在改革开发初期，市场环境还不完善、市场行为不规范的情况下，一些民营企业在企业成长的初期存在一些原罪行为，就更谈不上社会责任问题了。例如，时至今日，仍有一些私营矿主无视矿工生命安全，只顾追求个人私利，结果导致矿难频发；也有一些企业的生产经营给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和破坏，企业发展是建立在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经常听到看到这样的报道：一些老板可以一掷千金的挥霍，却舍不得捐一分钱给上不起学的孩子。而在我国民营企业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同时，海外华人企业家则给这些民营企业家作出了表帅：李嘉诚、霍英东、邵亦夫等一大批海外华人企业家在这些年捐赠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发展我国的教育、赈灾、医疗和其它公共事业，造福一方、造福社会。虽然，我国一些优秀的民营企业这几年也在积极地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但是作为一个群体而言，我国民营企业的总体社会责任感还有待加强。 在市场经济时代，无论是国有控股（独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作为市场竞争的独立主体存在，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企业公民，都要对自己的行为和结果负责。因此，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时他们要使用统一的标准和价值体系，切不可搞双重标准。当然，在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如石油、电力、交通等行业中的大型国有企业还要承担重要的国家使命、实现政府意志，其企业社会责任会有更丰富的内涵，具有一些行业特征的独特属性。 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做一些慈善募捐和公益事业就是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企业社会责任是以法律为底线，即具有合规性。企业的社会责任首先要遵守国家法律，经营行为符合国家法律的基本要求。例如，诚信守法经营并依法纳税是企业社会的基本责任，这个底线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是适用的。因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要“勿以恶小而为之”。其次，企业社会责任要关注不同利益相关者，妥善处理好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因此，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要处理好股东、管理层、员工、地方政府、社会公众、合作伙伴、客户甚至包括竞争对手等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一个一方面在做公益事业、另一方面却在残酷压榨员工的企业并不能称之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只能是一种沽名钓誉的伪善行为。第三，企业社会责任应该能够促进社会和谐、环境友好，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不只生产石油”是BP公司的核心理念，BP用一个生动的事实来阐述这个理念：在广州白云机场铺设石油管线过程中，为了保护5000棵树不被破坏，BP放弃了高效率的机械施工。这样一件小事使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关注企业、社会和环境和谐的企业形象跃然而升。因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要符合帕累托改进原则，要有助于社会总体福利的增加，而不是拆东墙补西墙的零和游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未必一定要作出惊天动地的事情，切记“勿以善小而不为”，点滴小事都能体现出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社会处于巨大变革的今天，我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思路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这无疑需要企业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要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才能促进社会共同进步。 
企业发展的基本动力（Motivation）是什么?当然是牟利！所以从诞生之日起，企业就不满足于自给自足式的简单再生产，而是要扩大再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无疑给社会带来了实惠，也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然而面对逐渐积聚起来的可支配财富，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受得住考验，有暂时或者完全迷失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比如说把多余的金钱花费在不必要的奢侈品上，以夸耀自己的财富、增强自己的地位感，比如说追求声色犬马的物欲享受，以求感官的满足，不一而足。这种现象说到底是一种暴发户心态。但如果我们以此来指责企业，企业会感到委屈，他们会声辩说这哪儿是企业的责任，全社会都是这样的。他们甚至会进一步反问：大环境流行着拜金主义，企业小环境岂能幸免？更何况如果企业不“随声附和”，保不齐很快要被淘汰！这个说法应该承认在理，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成长，结果自然是消费力的提高，表现在思想意识上就是大众文化的日益商业化，而日益商业化的平民文化反过来又促使人们“向身体器官看齐”，即便是所谓的高雅文化，如今也很难不被商品气息所浸染，文艺类的更加如此。因此可以看到，在文化商人的推动下，许多富裕人家张挂起名人字画、摆上些百科全书、弄几张音乐唱片、收集点古董，等等。可是这么摆弄的高雅文化非但没有被普及和提高，其实是腐蚀了其内在的精神。更深层次地讲，我们必须指出这个说法又不全在理。黑格尔虽然说过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完整的表述应该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合理的也有消亡的一天”。基督教新教创始人加尔文主张，作为天职的辛勤劳作是获得荣耀的惟一手段，当这种教义获得广泛传播和接受以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事实上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中国人虽然没有新教，但也有自己的商业道德，比如对勤俭、守信的推崇，对商人社会价值的一定程度的肯定，甚至认为经商同样是一种事业。余英时指出，韦伯在论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时，首推勤与俭两大要目，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勤俭也是最古老的训诫，而到了明清时代，这种勤俭习惯突出的表现在商人身上。当然，明清商人没有西方新教商人那种特有的天职观念，更没有什么选民前定论，但他们其中也确有人表现出一种超越的精神。他们似乎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和客观的价值。比如说“创业垂统”这四个字从来都是开国帝王的专利品，后来也可以用来形容商人的事业，我们的前辈商人由此发展了高度的敬业和自重的意识，对自己的“名”和“德”看得很重。现代化不全是物质化，它所代表的应该是人类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的改善变迁，是一种运用智能以主动抉择、自我改进的共同觉醒与需要。社会进步的根基最终要落实到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逐步完善上面。笔者以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有义务，科研机构和社团有义务，企业也有责任。对一个企业来说，幸运也许能够带来暂时的繁荣，但只有全身心的奉献方能获得真正的成就和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应该把是否具有社会奉献精神列入评判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元素，也许还可以进一步推断，企业的成功不仅要看它对社会的物质贡献，也要看它自身的“人格形象”，这两个标准应该统一起来，而企业“人格形象”的塑造属于企业管理的范畴。
一、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机制转变的必要性 (一)压力式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困惑 首先，依靠外界压力的推动式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会造成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处于被动地位，进展缓慢。因为只有在人们不断监督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才有所进展，而这种监督的成本是巨大的。由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难以对企业行为进行全面监督，而只能从其是否实施了某些行为对企业进行判断。然而，这些判断指标往往过于简单，无法全面、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行为。其次，由于企业内外部信息并不对称，造成外界在推动CSR运动过程中缺乏必要信息，形成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禁区”，不能完全彻底地推进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即便对于企业所有者而言，所掌握的企业信息也不完全，而其他社会个体所掌握的企业真实信息就更少了。因此，希望借助压力，对企业进行全面监督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是不现实的。 (二)推动式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优势 如果是企业自发推动式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话，上述问题将迎刃而解。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发展历程中，也反映了这一点。企业社会责任现在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外界的监督，另一方面是人们收入有了较大提升，对自身权益的认识有了极大改观。因为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物质生产的日益丰富，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企业和人们开始思考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可见，财富再生机制能有效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快速和健康发展。通过构建财富再生机制，不仅能提高人们的收入，使人们有能力与精力关注社会深层次问题，而且也将增加企业收入，使企业有能力实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正确处理了经济问题的基础上，企业社会责任的其他问题才能够获得解决的良好基础。只有这样，企业社会责任才步入了良性循环，企业才会有积极性、主动性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