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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可现实中，农民工工资待遇低。社会保障、政治权利、文化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由此引发了各种矛盾与冲突。唯有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劳动执法，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安全网，重赋其文化教育权利，建立媒体常态的报道机制，才是较优的解决之道。 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切实保障社会各阶层的合法权益，2亿农民工的权益理所当然成为其中的应有之义。可现实中，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屡遭侵害，由此而引发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已成为践行和谐社会理念的重大障碍。 一、农民工权益的现实叙事 现实中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屡屡遭受侵害，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权益受损 1．劳动安全卫生条件较恶劣，工资待遇低还常被拖欠。农民工就业的企业大多设施简陋，环境恶劣，往往缺乏最基本的劳动保护，有些企业甚至让他们在有毒的环境中工作，并采取轮换的办法，使其在尚未发病时被打发走以逃避责任。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计，全国每年因工伤致残人员近70万。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农民工从业人数较高的煤炭生产企业，每年因事故死亡6000多人。工伤和职业病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即使如此，尽管国家采取了追讨工资专项行动，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前清后欠现象仍较普遍。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抽样调查，仍有10％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7个月。 2．社会保障权利缺失。由于现行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以及城市政府和企业的认识差距等因素，绝大多数农民工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参保率仅为9％，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10％左右，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为15％左右，许多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经济赔偿，拖着伤残的身体回到原籍，成为农村新的贫困户。 (二)政治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1．参与城市政治的权利被边缘化。宪法规定：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享有各项政治权利。可是农民工虽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却因为政治权利属地赋予缘故，不能和市民一样参政议政，不能选举自己的利益代表，失去了话语权(调查显示，80％的农民工没有参与所在城市社区的选举)，其权益只能通过其他阶层和间接渠道来反映，例如，传媒的道德同情心、学者的正义感以及相关部门官员的关心等。 2．户籍所在地的政治权利无法充分实现。由于回乡参选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如往返的交通费用、误工的收入损失、回乡的额外支出(走亲访友所支付的费用)等等。许多民工比较在城做工的收益和回乡参选的私人成本后，主动放弃了回原籍参加村民自治选举等政治权利。与选举支出的私人性相比，选举成立的村委会是以公共产品形象出现的，所具有的公共性使民工的选举收益很难量化，因而放弃选举权也就情由可原了。 (三)文化权利及子女受教育权缺位 1．农民工缺乏基本的文化娱乐，职业培训权难以落实。虽然城市娱乐生活丰富，但大多农民工收工后就蜗居在狭小的“工棚”里，主要的休闲方式排序为：打牌73％，看电视46％，听收音机86％，聊天81％，看书报33％，外面的生活几乎与其无关。职业培训权方面，由于大多数民工只具有初中或更低的文化，其中受过技术培训的仅占1％，与企业的岗位要求差距很大，理应接受教育与培训。但他们自身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精力，企业则顾虑他们就业的流动性而不愿组织培训，致使其技能素质不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2．民工进城子女义务教育权缺失。获得义务教育，是每个适龄儿童应有的权利，可现行义务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按户籍归口入学，许多地方没有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义务教育体系。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农民工子女要想进入城市学校就读，每学期仍必须交纳一定数额的借读费。许多人只好让子女就读民工子弟学校，而民工子弟学校由于得不到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只有依靠高收费维持运转，加重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负担。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在京的6～14岁的民工子女达10万余人，而其入学率仅为5％，可以说“现在的外来工子女受教育现状完整地复制了中国城乡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也损害了基础教育的义务性、公平性、完整性的原则”。 二、农民工权益受损溯源 农民工权益受损，涉及社会各个方面，既包括户籍制度、法律体系、教育管理和媒体报道等外因，也包括农民工自身原因。 (一)户籍制度的历史原因。农民工是二元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在职业上他们是工人，身份上却是农民，这种职业与户籍的矛盾使得他们维权时处于弱势。而且因为农民身份，当城市职工普遍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五大保险时，他们却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极少有单位为他们办理保险。当他们生活遭遇困难时，也就不可能有相应的措施及时提供救助。 (二)现行维护民工权益法律有待进一步完善。劳动监察乏力。我国还没有专门维护民工权益的法律，虽有《劳动法》，但其中的许多规定缺乏操作性，也没有具体的处罚办法，而且劳动监察部门的执法手段十分单薄，年终集中整治欠薪时，执法部门也只能帮民工讨回工资。虽然监察部门有权进入企业检查，但由于人员严重短缺，使之无法落实。据统计，广东现有专职劳动监察员1161名，而企业与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约2500多万人，平均每个监察员要负责2万名以上职工和近千家企业的监督检查工作，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l：8000的比例，导致监察人员疲于应付，只能依赖年关时节运动式的大检查，农民工权益维护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 (三)农民工自身因素。整体而言，农民工素质较低，法律和维权意识淡薄，很少有人主动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导致不法雇主有机可乘。调查显示，对于《劳动法》只有2％的人表示“非常了解”，1％的人只是“知道一些”，7％的人只是“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咋回事”，还有8％的人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其次，农民工组织化程度较低。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也就没有话语权，不能诉求利益。虽然全国总工会十四大会议报告肯定了“进城务工人员是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成员”，但目前农民工加入工会的比例仍很低。 (四)农民工在媒体中缺乏话语权。近年来，虽然报纸数量增加到两千多种，但多以面向市民的晚报、都市报为主，专门办给农民工看的几乎没有，其中的综合类报刊，留给农民工的版面和篇幅也是少之又少。譬如，2004年的《解放日报》，每月农民工稿件数量均值一直徘徊于58～97篇的低水平，春节高峰时期的最高值也只有6篇。 三、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路径探析 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农民工的参与，只有保障其合法权益，才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妥善解决进城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加快户籍改革，已是大势所趋。虽然全国性措施还没出台，但各地可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同时统筹相关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制度，赋予农民工“市民待遇”。在城务工的民工，只要有固定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就可以办理城镇常住户口。而有关农民工进城子女的教育问题，各地也应顺应民心，把它纳入城市的社会事业发展规划之中；鼓励公立学校积极接纳民工子女入学；通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用等方式，帮助家庭困难的民工子女入学；尽快将民工子弟学校纳入现行管理体制中，引导其健康发展，促使它们从“合法”到“合格”。 (二)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劳动执法。虽然《农民工权益保护法》还没有制定，但各地可从需要出发制定相应法规，对用工不签合同、收押金扣证件、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资等侵犯农民工权利的行为，给出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惩罚标准。对那些拖欠工资比较严重的行业(如建筑业)，还应执行工资支付担保制度，建筑和施工企业在项目开工前，必须分别按工程承包合同总价的一定比例缴纳保障金，存入主管部门开设的专用账户，当发生拖欠民工工资时可先行支付。同时，相关部门也要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及时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和企业拖欠工资行为。 (三)动员农民工入会，借助工会力量维权。只有把农民工组织起来，借助工会载体，才能实现其利益表达与维护的合法化、制度化。各级工会要积极向民工宣传《工会法》和《劳动法》等法律，提高他们的工人阶级意识，鼓励他们加入工会。同时，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对其进行动态管理，把他们入会、转会以及其他信息录入计算机，转会者只需凭身份证到转入地的工会网络系统中调出信息后，就可以获得新发的会员证，从而一次入会，进城务工期间有效。 (四)保障农民工文化教育权利。保障农民工文化权利，主要包括丰富其工余生活和落实其职业培训权两方面。丰富民工的文化生活，要从发展的角度出发，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专场演出走进他们中间；公园、体育场馆、名胜古迹等文化设施向其优惠开放；还要强制企业将民工文化生活消费计入生产成本，并接受社会监督。同时，针对许多民工因缺乏技能而“就业无门、致富无术”，应“政府推动、社会承办、各方协作”，积极引导民工自主参加职业教育与培训，经费由政府、企业和民工个人共同承担；教育主管部门也要积极整合现有培训资源，打破地区与部门所有制的界限，充分发挥高校、职业技校和各类培训机构的功能，增加培训项目，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质量，帮助民工以最低的成本学到最实用的技能。 (五)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安全网。农民工大多从事的是累、脏、险的工种，受工伤、疾病困扰的可能性非常大，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障网络有利于社会稳定。可目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只有15％左右，部分地区如广东、大连的参保率也仅为20％左右。另一方面，由于基本养老保险不能跨地区转移，一些地方已参保的农民工纷纷退保。例如，东莞市2004年农民工退保40万人次，平均参保时间仅7个月。这不仅是因为农民工对参保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也是目前推行的制度还没能足以让他们信任所致。就目前条件，在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时，应充分考虑农民工的特点和需求，实行分层、分类保障的策略，将稳定就业的民工(正规就业、建立劳动关系以及事实劳动关系5年以上)纳入现行制度，参加城镇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保险；对不稳定就业者(签订短期合同、频繁流动、从事各种灵活就业)则采用过渡性的办法，除工伤、失业保险执行现行规定外，养老保险可先建个人过渡性的账户，以后再予以社会统筹。 (六)建立媒体对农民工常态的报道机制。建立媒体常态的报道机制，还原农民工生命和生活的原生态，多报道农民工中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享有应有的话语权。针对农民工权益表达载体稀缺的状况，政府必须给予媒体适当的政策支持，鼓励它们开设民工专栏、专版或专门频道，为他们做好政策的宣传与解读，使其对各地劳动力的需求和政府的态度有所了解。此外，媒体还应积极接受民工的新闻举报，对拖欠工资等侵权行为及时给予曝光，协助农民工维权。 
如何看待农民工返乡潮 最近一段时间，令人关注的是农民工返乡的新闻。据安徽媒体11月30日的消息，该省已有4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占外出务工农民工总数的6%。这是继劳务输出大省江西之后，又一个能具体报出返乡农民工确切数字的省份。此前，江西省的相关报告称，该省共有30万农民工返乡。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关企业倒闭、农民工返乡的传言不绝于耳，但是，很多传言中的数字很快又遭到质疑。这提醒我们，应对金融危机，最基础、最迫切的工作是掌握准确的、动态的信息，以备决策部门提出相应对策。当然，农民工分散而流动性较强，信息搜集有相当难度，稍有滞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地方政府应该密切关注相关动态。江西、安徽两省能及时掌握较确切的信息，实属难能可贵。 提及“农民工返乡”，许多报道多呈紧张情绪。然而，值得分析的是，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事，但具体情况却需分别对待。 从产业布局来看。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向来就是产业状况的风向标。改革开放30年，大批农村劳动力向东南沿海转移，是因为珠三角、长三角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兴起。而现在，在人民币升值、汇率变动、金融危机等因素的作用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挤压，一些企业关停并转在所难免。在这样的前提下，歇业的农民工返回家乡，不失为一种选择。可以说，这一次劳动力的返乡休养，或许就是为下一次产业的升级积蓄能量，当然前提是相关地方和部门能积极引导，及早制定培训计划。 从农民工的实际情况看。据分析，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有几种情况：一是认为当前在城里呆着收入不高，与城市生活相比，回乡生活的成本可能更低，无奈只好回家等待机会。二是国家一系列政策对农村的倾斜，让他们感觉在家乡也可能存在发展的机会。从实际看，这两种情况也不无道理。农民工从农村向沿海转移，是基于一个前提：城市有足够的就业空间。如果这个就业的空间缩小或是投入产出比不合算了，农民工自然有权作出去留的决定。 劳动力的使用随产业的波动而波动，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只是这样一个波动来得太突然，我们一时还不能适应。在经历了长时间、大规模农民工由西向东的转移，不久前才遇上“用工荒”，当这一难题尚未解决之时，我们又猝不及防地要面对大量农民工下岗返乡潮。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看似深不可测并难以驾驭，其实仍有迹可循。返乡潮的提前出现，不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经济转向的讯号，更是一个需要直接面对并解决的现实经济现象——事实上，我们早就 该关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了，现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 大批农民工返乡，让我们得以再次思考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富余劳动力如何使用，并进行新的探索。各地各部门已经开始行动了。江西、安徽、湖北等地引导农民工到省内企业工作，并进行培训；教育部也发出通知，让职业学校培训返乡农民工。这些应对的措施都是积极的。如果行之有效，不失为转“危”为“机”的新契机。
个是你可以参照一些经典博士论文，至于资料你可以参照 新华文摘，求是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