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里
且看此文，另外您若觉得长了，可自行将文章分为2个部分，或者2章 教人求真学做真人 陶行知提出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人求真”、“学做真人”。他指出“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认为，培养人才不看形式而要看实际的真本领。他称“教人求真”的教师，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这需要具备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谎话。”②教师教人求真，首先就应当教人奋不顾身地追求真理，不做“伪君子”，伪君子为名利所动，会丢掉人生最宝贵的人格，“演出千百之伪状”，而真人则求真知识，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办事，就可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学生学习就是要追求真理做真人，不追求虚名，而要学习为国家为社会工作的真本领。1940年底，陶行知之子陶晓光到成都一个无线电厂工作，厂方要资格证明书，陶晓光因没有正规学历，便向熟人要了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明书。陶行知闻讯后，认为不妥，即电告晓光将证明书寄回，并写信对晓光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之主张进行。倘使这样真实的证明不合用，宁可自己出钱，不拿薪水，帮助国家工作，……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丝毫妥协。……你记得这七个字，终身受用无穷，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方是真学问。”“③陶行知认为“才”与“不才”，在于其知识、学识是否“真”。真学问的标准在于是否真是经过自己刻苦学习和实践求得，而不是由什么“证书”之类所决定。 陶行知认为在学问上忠于真理，则在政治上必忠于革命。他说：“学问与革命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学问不论新旧，只要是追求真理，便与革命之精神符合，若以学问作买卖，则无论新旧，都有作汉奸之可能，……一个人在学问上能追求真理，则在革命上能杀身成仁。”④陶行知要求真人需是“人中人”，不做“人上人”。他说有人误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们都是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他们在世界中呼吸，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帮助改造世界，为整个人类谋利益。” 他认为这种立志为老百姓造福、为整个人类谋利益的人，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做人中人”最根本的道理到40年代，陶行知的的人才教育观，又进一步发展为“亲民”的思想）他在办社会大学时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所谓“亲民”就是“要亲近老百姓”．“要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亲近，变成老百姓的亲人，并且要做到老百姓承认我们的确是他们的亲人，”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所要培养的人才已经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人才观相一致。不仅区别于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也不同于资产阶级追求个人发展个人奋斗的人。 陶行知还认为，要引导新一代“学做真人”就要实行全面培养这其中包含三种要素一）要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好，我们可以在物质的环境里站个稳固。诸君，要做一个八十岁的青年，可以担负很重要的责任，别做一个十八岁的老翁。 （二）要有独立的思想要能虚心，要思想透彻，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三）要有独立的职业要有独立的职业，为的是要生利。生利的人，自然可以得到社会的报酬，⑦这三个要素，实际涉及了德、智、体三方面的教育。在知识教育上，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而且要有灵活的思想方法和实际本领，他强调为学的方法不在读死书，而“全要研究”，无论准备从事何种职业，都要会手脑并用，“学农的人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农夫的手；学工的人，也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工人的手。这样他才可以学得好。”⑧才可以有独立的职业，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二） 在塑造“真人”的道路上，他认为只有在人类的全部生活实践中才能实现。 他提出教学做合一、智仁勇合一、知情意合一、教育与训育合一的人才培养观，陶行知说：“在感情之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便同时是意志教育。意志教育不是发扬个人盲目的意志，而是培养合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合理的意志之培养和正确的知识教育不能分开。”③陶行知主张实行智仁勇合一的教育，认为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在当代社会仍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的指标，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应智仁勇兼修，他说：“不智而仁是懦夫之仁；不智而勇是匹夫之勇，不仁而智是狡黠之智；不仁而勇是小器之勇；不勇而智是清淡之智；不勇而仁是口头之仁。”⑩对于智仁勇三者的涵义，他也作了新的解释，即“要求每一个学生个性上滋润着智慧的心，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诚，服务社会与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 陶行知在培养人才上，注重整体教育，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如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把训与育分割的倾向，批评说：“在现代中国学校里教与训分家是普遍的现象。教育好像是教人读书，训育好像是训练人做人或是做事；教育好像是培养知识，训育好像是训练品行；教育又好像是指所谓之课内活动，训育则好像是指所谓课外活动。”这是“横的割裂”的教育，是将本来就是“整个的教育”硬分裂成几块，这是一种与生活教育相冲突的传统思想。“生活教育的要求是：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对学生教育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得分割的，”智识与品行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做事与读书分不开，即教育与训育分不开”。 （三） 在德育的方法上，陶行知主张从小事做起，实行严格要求的人才教育方法。 陶行知本人就是怀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他也将教育青年树立远大理想、信念放在育人的首位。但他认为任何美好的理想和信念都是“从近处着手”的，塑造真人，必须从小事做起，坚持严格要求，教育青少年从小就要学会迎接和克服困难，他曾给一个叫吴立邦的小孩子写信。题目就是《预备钢头碰铁钉》，告诉孩子“我们在社会上做事就要预备碰钉子”，“假使钉子是铁做的，我们的头皮就要硬到钢一样，叫铁钉一碰到钢做的头皮上就弯了起来”。 陶行知对学生的训练包括各个方面，他曾为育才学校拟定办学旨趣“十字诀”，即：“一个大脑。二只壮手。三圈连环。四把锁匙。五路探讨。六组学习。七 （集）体创造。八位顾问。九九难关。十（誓）必克服。”其中要求学生会动脑动手；要进行德性的修养；知识积累；要学有方法，善于思考；要有唐僧克服八 十一难的精神，为使学生进德修业日日长进，他提出“每日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为了便于学生身体力行，他制定了很多具体的行为规范，仅以育才学校就有《育才学校之礼节与公约》、《育才学生教育二 十九事》、《怎样培养十六常能》、《育才十二要》、《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事》、《育才二十三常能》、《育才十二要》等，这些行为规范的训练，把远大的目标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保证了学生健康地成长。 
陶行知，1891年生，原名文濬，后改知行，又改行知。安徽歙县人。毕业于金陵大陶行知(15张)学文学系。后留学美国，曾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学习。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推动平民教育运动，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 陶行知原籍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后迁居安徽古溪地方 ，不久又移居古城徽州（歙县）城西黄潭源村。陶行知的父亲名位朝，字槐卿。接管了祖上的一片酱园，后因社会经济萧条而破产倒闭。母曹翠 （Lè）。陶行知生活的年代，是祖国的危难之际，多事之秋。自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到被帝国主义列强们用枪炮打开国门，被迫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陶行知，亲眼见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们过着贫穷、愚昧、落后，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出过洋，亲眼见到了世界一些发达国家中的先进的东西。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强烈反差，重重地刺激着陶行知那颗忧国忧民的心。 陶行知自小十分聪敏好学。六岁时，曾在邻居家厅堂玩耍，看见厅堂墙上挂着对联，便坐在地上临摹起来，被邻村方庶咸秀才看见，以为神童，免费为其开蒙。后入家乡蒙童馆吴尔宽处就读。十五岁时，其母在歙县一所教会中学"崇一学堂"帮佣，陶行知经常到那儿帮母亲做些事，被学校校长英国人唐敬贤看中，免费让他入学读书。他在睡觉的宿舍墙上，挥笔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豪言壮语，抒发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并激励自己为祖国早日走向现代化而发奋学习。他三年的课程两年学完，并以优异成绩毕业。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但是，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国人的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他即愤而退学。1909年他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他更加自觉而刻苦努力地学习，以便能更好地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读大学期间，在他倡导并主编中文版校刊《金陵光》上，他写了《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报效祖国，"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1926年起草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宣传生活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参加民主运动，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应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先后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培养出不少革命人才。并曾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据地。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1946年7月25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 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作品《陶校长的演讲》选入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9册，《自立立人歌》四首中前两首选入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第10册。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陶行知，1891年生于徽州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 陶行知手迹（1930年夏）[2]祖籍浙江绍兴，6岁蒙馆，14岁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 1910年靠教会资助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受辛亥革命影响，在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1914年留学美国入伊利诺大学获政治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杜威，与胡适同乡又同学。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1930年4月遭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崇尚科教救国的思想。 1931年回国开展教育普及工作，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 主编《儿童科学丛书》等。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还开展小先生运动。 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后，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6年初，成立国难教育社，被推为社长，张劲夫任总干事，拟订《国难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5月，他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和常委。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宣 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毛泽东复信表示支持。 7月，受救国会派遣，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期间当得悉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十分气愤，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营救七君子。 1938年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号召，成立了中国战时教育协会。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 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社会大学的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教育的进程。 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 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好友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突发脑溢血，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等闻讯赶往探视。但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编辑本段主要贡献 陶行知的教育活动是在当时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他的教育实践是与民主爱国的活动相伴而行的。早年他曾投身于辛亥革命，“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国难教育社等。 他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陶先生一生办过许多各种类型的学校，这些学校为社会培育了大批有用人才，还输送了不少革命青年到延安和大别山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 宣传生活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编辑本段人物著作 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等。 《中国教育改造》 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8 年4月初版本 《斋夫自由谈》 上海《申报》馆 1932年4月30日初版本 《教学做合一讨论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2年10月初版本 《中国大众教育问题》 上海大众文化社 1936年8月初版本 《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和及其方案》 生活教育社 1945年10月10日自刊版本 《行知书信》 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9年1月初版本 《行知诗歌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3 年7月初版本 《行知诗歌前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5年12月初版本 《行知诗歌三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6年11月初版本编辑本段陶行知与《申报》 1932年《申报》连发了三篇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鲜明反对内战。 《剿匪与造匪》 “今日政治黑暗如此，如沦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以我愚见，匪无非是那些自以为正统的人给和他们立场不同或反对他们所作所为的人乱扣的帽子，但凭良心说，这世上真的没有谁愿意当匪，但匪是怎么出现的，也就是谁造的“匪”，很多人都搞不明白，或者搞得明白也故意装不明白，破馆某一老夫子就说：“哼，现在讨论鸡和蛋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哈，这老夫子其实明白土匪怎么来，却故意装不知道，整一虚伪的家伙，这种人最大的喜好就是粉饰太平、抚着良心乱说话。 土匪出现，自然要去剿灭，任“匪势”乱涨，会危及江山社稷，搞不好会弄出另一个梁山泊，从另一方面说，给几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旁若无人乱窜，这老脸也着实丢不起，所以，刀枪棍棒加石头砖块再加口水唾沫一起上，也不看自己的斤两，一门心思把土匪往死里整。。。 。。。。。。 蠢笨的人不明白，因而见“匪”就剿，天天和“匪”斗气，以其斩尽杀绝，还自己安宁，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最后免不了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可以说，谁剿“匪”越厉害谁就灭亡得越快，这已经有无数的事实证明，剿匪就好比拉弹簧，越用力拉反弹得就越厉害。因此，见到土匪出现，聪明的人一般不会随便硬对硬，多是另想办法，土匪喜欢美女、帅哥，就送帅哥、美女安慰一下；土匪喜欢金银珠宝就给他们一金矿；土匪喜欢戴乌纱，就眯着眼封他们一官半职。。。反正一句话，投其所好，保管有用，嘿，连整天只懂画画的宋徽宗都明白这个道理，打不过之后就招安梁山泊英雄，宋江最后乖乖就范，宋朝是武功最差的朝代，老赵家的子孙也曾被“匪“吓得不轻，可最终没有被“匪”所灭，有一定道理的。小说里的东西不可信，说点近的，我最讨厌的老太婆慈禧在和义和团抡了一圈拳脚不敌后，脑筋急转弯，“抚而用之”，最后把没有防备之心的义和团搞得凄惨，这老太婆治国不行但谁也不能否认她不是聪明人。 但我认为，最最笨蛋以及不可救药、等着灭亡的人还是一边造匪，一边又大张旗鼓去剿匪的家伙，简直是吃饱了撑得慌没事找事做，这些笨蛋脑子不知进了水还是怎的，从不想为啥那些本来以德服人和蔼可亲的人成了“穷凶极恶”的“土匪”，这些“匪”怎么不去别的地方安营扎寨闹革命，就偏偏和自己对着干？！ 哈，俺觉得最好笑的事情还是有些人自己明里暗里干着土匪的勾当，却诬蔑善良可爱的人是“匪”，偏要要拿冲锋枪去剿“匪”扮正义！ 经典作品 《创造宣言》 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 宗教家创造出神来供自己崇拜。最高的造出上帝，其次造出英雄之神，再其次造出财神、土地公、土地婆来供自己崇拜。省事者把别人创造的现成之神来崇拜。 恋爱无上主义者造出爱人来崇拜。笨人借恋爱之名把爱人造成丑恶无耻的荡妇来糟踏，糟踏爱人者不是奉行恋爱无上主义，而是奉行万恶无底主义的魔鬼，因为他把爱人造成魔鬼婆。 美术家如罗丹，是一面造石像，一面崇拜自己的创造。 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真善美的活人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石像，是我们的爱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倘若创造出丑恶的活人，不但是所塑之像失败，亦是合作塑像者之失败。倘若活人之塑像是由于集体的创造，而不是个人的创造，那末这成功失败也是属于集体而不是仅仅属于个人。在一个集体当中，每一个活人之塑像，是这个人来一刀，那个人来一刀，有时是万刀齐发。倘使刀法不合于交响曲之节奏，那便处处是伤痕，而难以成为真善美之活塑像。在刀法之交响中，投入一丝一毫的杂声，都是中伤整个的和谐。 教育者也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之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活人的塑像和大理石的塑像有一点不同，刀法如果用得不对，可以万像同毁，刀法如果用得对，则一笔下去，万龙点睛。 有人说：环境太平凡了，不能创造。平凡无过于一张白纸，八大山人挥毫画它几笔，便成为 在机场与毛泽东合影一幅名贵的杰作。平凡也无过于一块石头，到了菲狄亚斯、米开朗基罗的手里可以成为不朽的塑像。 有人说：生活太单调了，不能创造。单调无过于坐监牢，但是就在监牢中，产生了《易经》之卦辞，产生了《正气歌》，产生了苏联的国歌，产生了《尼赫鲁自传》。单调又无过于沙漠了，而雷赛布（Lesseps）竟能在沙漠中造成苏伊士运河，把地中海与红海贯通起来。单调又无过于开肉包铺子，而竟在这里面，产生了平凡而伟大的平老静。 可见平凡单调，只是懒惰者之遁辞。既已不平凡不单调了，又何须乎创造。我们是要在平凡上造出不平凡；在单调上造出不单调。有人说：年纪太小，不能创造，见着幼年研究生之名而哈哈大笑。但是当你把莫扎特、爱迪生，及冲破父亲数学层层封锁之帕斯卡尔（Pascal）的幼年研究生活翻给他看，他又只好哑口无言了。 有人说：我是太无能了，不能创造。但是鲁钝的曾参，传了孔子的道统，不识字的慧能，传了黄梅的教义。慧能说：“下下人有上上智”，我们岂可以自暴自弃呀！可见无能也是借口。蚕吃桑叶，尚能吐丝，难道我们天天吃白米饭，除造粪之外，便一无贡献吗？ 有人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等死而已，不能创造。但是遭遇八十一难之玄奘，毕竟取得佛经；粮水断绝，众叛亲离之哥伦布，毕竟发现了美洲；冻饿病三重压迫下之莫扎特，毕竟写了《安魂曲》。绝望是懦夫的幻想。歌德说：没有勇气一切都完。是的，生路是要勇气探出来，走出来，造出来的。这只是一半真理，当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除了大无畏之斧，还得有智慧之剑，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能开出一条生路。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要有智慧才知道怎样变得通，要有大无畏之精神及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变得过来。 所以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 像屋檐水一样，一点一滴，滴穿阶沿石。点滴的创造固不如整体的创造，但不要轻视点滴的创造而不为，呆望着大创造从天而降。 东山的樵夫把东山的茅草割光了，上泰山割茅草，泰山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茅草没有东山多。泰山上的“经石峪”、“无字碑”、“六贤祠”、“玉皇顶”，大自然雕刻的奇峰、怪石、瀑布，豢养的飞禽、走兽、小虫和几千年来农人为后代种植的大树，于他无用，都等于没有看见。至于那种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境界，也因急于割茅草而看不出来。他每次上山拉一堆屎，下山撒一泡尿，挑一担茅草回家。尿与屎是他对泰山的贡献，茅草是他从泰山上得到的收获。茅草是平凡之草，而泰山所可给他的又只有这平凡之草，而且没有东山多，所以他断定泰山是一座平凡之山，而且从割草的观点看，比东山还平凡，便说了一声：“泰山没有东山好。”这话被泰山一棵树苗听见了，它想到自己老是站在寸土之中，终年被茅草包围着，徒然觉得平凡、单调，烦闷、动摇，幻想换换环境。一根树苗如此想，二根树苗如此想，三根树苗如此想，久而久之成趋向，便接二连三的，一天一天的，听到树苗对樵夫说：“老人家，你愿意带我到东山去玩一玩么？”樵夫总是随手一拔，把它们一根一根的和茅草捆在一起，挑到东山给他的老太婆烧锅去了。我们只能在樵夫的茅草房的烟囱里偶尔看见冒出几缕黑烟，谁能分得出哪一楼是树苗的，哪一缕是茅草的化身？ 陶行知创办社会大学，自任校长割草的也可以一变而成为种树的老农，如果他肯迎接创造之神住在他的心里。我承认就是东山樵夫也有些微的创造作用——为泰山剃头理发，只是我们希望不要把我们的鼻子或眉毛剃掉。 创造之神！你回来呀！你所栽培的动苗是有了幻想，樵夫拿着雪亮亮的镰刀天天来，甚至常常来到幼苗的美梦里。你不能放弃你的责任。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当你看见满山的幼苗在你监护之下，得到我们的汗、血、心、生命的灌溉，一根一根的都长成参天的大树，你不高兴吗？创造之神！你回来啊！只有你回来，才能保证参天大树之长成。 罗丹说：“恶是枯干，汗干了，血干了，热情干了，僵了，死了，死人才无意于创造。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 <手脑相长歌> 人生两个宝， 双手与大脑。 用脑不用手， 快要被打倒。 用手不用脑， 饭也吃不饱。 手脑都会用， 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编辑本段求学经历历史背景 陶行知投身教育，与他生长的环境息息相关。陶行知生活的年代，是祖国的危难之际，多事之秋。自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到被帝国主义列强们用枪炮打开国门， 在哥伦比亚大学 被迫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陶行知，亲眼见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们过着贫穷、愚昧、落后，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另一方面由于他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使陶行知更深地认识到祖国传统教育的一些弊病，并立志去改造。他亲眼见到了世界一些发达国家中的先进的东西，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强烈反差重重地刺激着陶行知那颗忧国忧民的心，他热切地希望祖国能够尽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早日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勤奋成才 陶行知的父亲（名位朝，字槐卿）靠教书为生，母亲曹翠（Lè）接管了祖上的一爿酱园，后因社会经济萧条而破产倒闭。由于有自小聪敏好学，陶行知6岁蒙馆。15岁时，其母在歙县一所教会中学“崇一学堂”帮佣，陶行知经常到那儿帮母亲做些事，被学校校长英国人唐敬贤看中，免费让他入学读书。他在睡觉的宿舍墙上，挥笔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豪言壮语，抒发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并激励自己为祖国早日走向现代化而发奋学习。他三年的课程两年学完，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但是，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