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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 70年代以后，敦煌学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时期。研究队伍扩大，组建新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1984）、高等院校设立研究机构的有北京大学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室、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研究所等。还有季羡林为会长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以及甘肃、浙江等省级敦煌学会。自1982年起，基本上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或国际性的敦煌学学术研讨会。研究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在进一步完善敦煌文物文献的考订、整理的同时，努力建构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在资料的整理和刊布方面，《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辑）、《敦煌大藏经》（63册）、《敦煌宝藏》(140册)等都是工程浩大的资料汇编，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出版，如《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敦煌遗书论文集》、《敦煌文学论集》、《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另有如《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等多种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敦煌研究院主办的定期刊物《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台湾文化大学主办的《敦煌学》等刊物刊发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著和论文，对莫高窟艺术、于阗文、回鹘蒙文、社会经济文书、社邑文书、书仪卷子、中古寺户、归义军历史、敦煌曲谱舞谱、讲唱文学、敦煌曲子词、敦煌建筑科技等专题都有总结性或突破性的研究。 
《敦煌古乐》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敦煌乐谱”是一卷唐、五代人手抄乐谱，共25 首，乃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文献部，编号P3808。七十年来，中外学者几代人对此进行研究，然皆未通幽。1982年叶栋先生的“破译”曾轰动世界，但结果仍是“破译尚未成功”。著名敦煌学专家席臻贯，通过对敦煌舞谱的研究，解决了唐代节律之谜，继而又对颠倒了的琵琶音位符号，进行调整，终于找到了真正破译方法。所译乐谱能视，能唱，能舞且非常好听，可即刻转化为舞台艺术。与《乐记》之“比音而乐之这，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吻合。本书通称《敦煌古乐》，首次以三盒磁带一本书(大32K)配套缎面精致书涵包装出版。三盒磁带分别对古谱进行琵琶独奏和器乐合奏，并对其中十五首歌配以敦煌曲子词和演唱。中国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以及国内数位著名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参加了音带的配器和录制。一本书除了印载新译谱和古谱对照演唱谱之外，还附有作者有关新译的学术研究；有关十五首唐代歌曲的考证研究和关于唐代和声的研究等三篇学术论文。这在敦煌曲谱的研究上是一次突破性的进展，定会在国内外产生轰动性的效应。书末还附有《敦煌乐谱》历来研究论文索引，全书约18万字。 获省部级奖励敦煌艺术盛大辉煌，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浪漫主义思想方法与创作方法相结合的产物，是古人善良、完美理想憧憬的升华，是人们心中最美好的艺术形象之一。飞天的故乡在印度，伴随着佛教传入我国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敦煌又是飞天荟萃之地。 获得“全国古籍图书整理奖” 简牍是中国秦汉乃至魏晋时期文字的基本载体，也是目前研究中国古代史，秦汉史最可靠的原始资料。一百年来，已在甘肃、湖南、湖北、山东、内蒙古等地出土简牍二十余万枚。国际学术界将简牍与北京猿人、甲骨文、敦煌遗书、明清故宫档案并称为“二十世纪东方文明的伟大发现”。并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简牍学。《中国简牍集成》（1—12卷）是迄今为止收入简牍数量最多、最具权威性的巨帙，共收入甘肃与内蒙古出土并已发表公布的敦煌汉简、天水秦简、武威医药简、武威礼仪简、居延汉简、居延新简共两万余枚。其内容包括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制度、人文信仰、地理疆域、历史史实、边郡生活、医药理论、古代礼仪等，是研究秦汉史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科研与学术价值。书中对所收简牍进行了文字整理、断句、标点与注释，满足了读者的渴求，填补了史学与简牍学的空白。本书不仅按照原简格式，采用繁体字竖排，使所收入的简牍更为直观，更接近原简的风格；而且还收入了大量的原简图片与相关的研究资料、图表等，使用起来也更为方便。本书出版前后，受到了学术界与新闻界的注意与重视，中央电视台、湖南电视台、新华社、《光明日报》、《东方日报》、《文艺报》以及省内诸多新闻媒体都纷纷予以报导、评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