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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高，19世纪后期印象主义代表性画家，他从1886年至1890年艺术成熟期自画像作品多达四十几件，这在自画像艺术史上无疑是突出的，同时，也因凡•高对现代艺术产生的重大影响和受到现代社会的普遍关注。因此选取这一题材作为参照具有一定的价值。 如图，是一张凡•高1887年《戴草帽的自画像》，用这种观念来分析凡•高的这幅自画像时，我们就能注意到：整幅画面都是明亮的黄色，纯色面积较大，无论人物和背景，黄色是基本的色调，画家用明确的红色线条勾勒出人像的轮廓，人像旁用粗略且不规则的蓝色短线条交代出背景。即有一定的视觉真实感，又有很强烈的平面效果。凡•高说：“我始终固定一个位置作画，注意掌握画中最本质的东西，然后在轮廓线所限定的每块空白处填满色彩。不管它是否表达了什么，反正是能感觉到的色彩，也是简化了的色彩。”1这段话反映了凡•高对线条和色彩的个性化理解，同时，也传达了他创造的视觉语言的独特特征。画布上生动的描绘，依赖的是凡•高完全个性的、热情的和浓厚的色彩和坚定的线条，画家有力的眼神表达了他创作过程中强烈的自信心。另外，他热衷于自然光的表现，正说明了那个时代画家们对室外阳光真实性表现的探求。 诚然，凡•高自画像本身色彩和线条构成的美学效果就足以有意味深长的感染力。但是一件成功的艺术品应在形式和意味两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图像学分析方法凸现重要。 凡•高的自画像本身没有太多的故事情节和叙事内容，因此心理学家要探求它的深层内涵，必须从他的传记中寻找答案。 我们知道凡•高的出生是他父母心灵的慰藉，他取名叫文森特，一年前死于难产的哥哥也叫文森特。弟弟提奥四年后才出生，这个时候凡•高就开始有忧郁症。可能是长期的忧郁而精神受创，或是家庭遗传，或是其它等等原因造成的。“关于他的疾病真正原因不是很确定；最近的医学研究倾向于认为是“癫痫”，而非曾经认为的“精神分裂症”。在病情发作间隙，他还能画画。他最伟大的作品中的几幅就是在发病和恢复那个时期创作的。”10不管怎样说，凡•高从孩提时代就开始自我封闭和精神忧郁。青少年时代，家庭经济窘困，凡高不得不离开家门谋求合适的职业以便将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先后做过画商、牧师等职业，但是均被辞退。28岁才拿起画板，又因为年龄较大前景不被看好。甚至连长期给他做模特的妓女都拒绝了他一起建立家庭的愿望。1888年，凡•高主动邀请高更来阿尔一起写生，但是执拗的凡•高因为对艺术的不同理解与高更大动干戈，这可贵而“罕见”的友谊在高更的愤然离去中撕裂，凡•高也因此割下自己的耳垂以示愧疚。但撕裂的友谊无法弥合，凡•高更加孤独，可能也是他这一时期艺术最为伟大的原因。 对于凡高自画像的多样化解读，是用精神分析法走近艺术形象的典型步骤，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用在“无意识”的分析上，它的表达就像做梦的要素，能够把时间顺序表面化。作为一种结果，精神分析法聚焦于主题材料也聚焦于历史的叙述，它认为这些都是相互影响的，从本质上讲，它们永远处于动态的关系中。 
谈及公共艺术，除了圆雕、浮雕、壁画等传统样式，国内的民众似乎很难找到关于这个名词的其他印象。在很多人的眼里，仅城市雕塑大概就可以成为公共艺术的代名词。并且，在此情况下，这些好不容易冠以“公共艺术”大名的作品，一部分以“宏大叙事”和纪念性为主，占据了城市中大大小小的广场；另一部分，则以平民化、通俗化去解构精英艺术的话语霸权，使公共艺术更多的以娱乐、玩赏的寻常状态出现，并使之迅速融入城市的商业、旅游景观之中。 在笔者读到的有关公共艺术的书籍以及本专业的硕士论文当中，许多同仁深感中国当代公共艺术的匮乏与混乱，一致推崇“百分比艺术”这样的公共艺术实施框架。但通过查找和阅读，笔者发现国内公共艺术的文献当中，对立法和实施及视觉审美方面谈得比较多，对介入形式的选择和人文关怀方面谈得比较少。尤其处在今日“图像时代”，在如何让当代艺术介入我们的城市生活的问题上，国内几乎很难找到一本专著。中国当代艺术虽如火如荼，然而仍有自居象牙塔之嫌，与城市公共艺术实际上是脱节的。 此选题是面向创作者的，即讨论在中国城市的有限空间里，如何将当代艺术中的新观念引入公共艺术，拓展公共艺术的介入形式，以及在此之上如何体现人文关怀。 “小品式”是个自造词，用于“公共艺术”一词之前，是笔者在对国内公共艺术概貌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对一类形式的公共艺术的暂时性统称。具体特点由两方面组成：一、是指非纪念性、非功能性、非主题性；二、在空间上的占用较小。这类公共艺术是在普通市民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呈现的，是一种“亲民”的艺术。笔者之所以要谈“小品式”，第一，是因为这种类型的公共艺术不牵涉到过多的功用意义，没有过多意识形态上的约束，给艺术家和公众更大的发挥空间；第二，是因为此类公共艺术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大城市中鲜有奇葩，往往都有“假”、“大”、“空”的弊病。有些作品大张旗鼓，对空间的要求苛刻，而其结果是使之如同天外来客一样突兀；有些过于个人化，在公共空间很难与大众进行“对话”；有些则过于通俗化，没有艺术的前瞻性。 艺术的介入形式是十分重要的。人们谈论一件公共艺术作品，与谈论博物馆里的一件米开朗基罗的圆雕在情感上应该是有所不同的。与艺术不期而遇所产生的效果远远超过有着事先渲染的参观，对于城市中为生存而奔波的人，那绝对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尤其于当下的中国，那种从右至左不带标点的竖排文的淡然几乎消逝，城市中充满了“惊叹号”和“下划线”。人们是否需要一种邂逅，一种生活的微微停顿，在没有任何先前提示的情况下来接受艺术家献上的一份礼物，来分享这浪漫的“逗号”与“问号”所带来的灵光？ “人文”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而又难以确切指陈的概念，“人文”与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独立人格、人的个性、人的生存和生活及其意义、人的理想和人的命运等等密切相关。 “人文思考”从其根基说是一种对存在的抽象玄思。它的根本性观念是从人类的角度来思考人，思考人的存在根基，由此才会有一系列超越性问题，如：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它把人作为类来思考，所以我们说它的思考是超越具体人伦事功，超越有限存在的。 “人文关怀”就是对上述人文问题的关注与爱护。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反映。并且，它的内涵并不是一陈不变，而是与时俱进的。 毫无疑问，公共艺术是需要体现人文关怀的。艺术家在某种层面上扮演着一个社会组织者的角色，有能力通过作品，给大众带来精神上的援助，把在“自我疗伤”中的灵魂接到集体中抚慰。然而，如何体现人文关怀？这种对大众需要的满足，在形式上，难道仅仅是低等的，原始的，只顾及一般意义上的“喜闻乐见”吗？笔者认为，绝不是这样。之所以用“人文关怀”而非“物质关怀”或“人文思考”，意味着“精神性”和“主动性”。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不仅仅在于去“融合”、“折中”或“妥协”，而是在于寻找世界中的“永恒”与“本质”。艺术家应该运用智慧在最大的限制中依然保持艺术的纯粹性而非把它变成妥协的产物。公共艺术应具有引领性，是一种指向，而不是一目了然的结果。 作为创作者，著名环境艺术家关根伸夫曾说到“艺术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它不只是作为自我表现的手段”。中国当代艺术有强烈的批判性和表现主义倾向，对人文关怀的体现可谓充分而强烈，但它与城市的融合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如何让具有前沿意识的中国当代艺术介入公共空间，让其中人文关怀的雏形融入公共空间，渗透到都市生活，将是十分有意义的话题。 因此，在中国公共艺术发展的背景下，以北京这座城市为重点研究对象，笔者将把一部分功利性较小的公共艺术作品抽离出来，从介入形式和人文关怀的角度，对这一类型的公共艺术作品作以全面的论述。更将公共艺术放入当代艺术的整体中讨论，就此希望给中国现今的公共艺术注入些许新鲜的活力。
优秀的公共艺术作品要具有纽带功能，要成为连接社区居民的纽带，成为一个地区民众认同的一部分，同时还要与一个地区的发展及当地居民的核心利益休戚相关。具体来讲，要根据一个地区的社会情况，为当地居民带来正能量。比如，能振兴偏远落后地区，让普通民众和工友以及小企业参与荣耀、发挥公共艺术作品作为一个地区积极向上的催化剂的作用，让社区民众共享参与这些活动的欢乐与经验。这是考察一件公共艺术作品特别需要强调的部分。环境问题有两方面。随着地球环境的日益恶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节能减排、绿色环保、开发与使用新能源，循环使用可再生材料等问题。因此，以保护自然环境为主题的作品时有所见，环境问题成了公共艺术创作的重要选题。社区环境是指人的各种生活场所，如学习休闲场所等。小环境的好坏与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如何采用艺术的方法来重塑公共空间、改善社区环境，也是衡量艺术作品公共性的一个指标。公共艺术论坛在评选2012 年优秀公共艺术作品时所设定的五方面标准，以及部分获奖作品和艺术家的创作思路，进行了综合对比分析。尤其将五方面标准概括为重社区、重环境、重地方、重材料、重历史这五“重”，并探讨了五“重”与具体作品的关系。扩展资料：公共艺术在生活中作用1、交际功能在维系民族精神的传承方面，艺术发挥着重要作用，就以诗歌为例，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位爱国诗人，都以一腔为国尽忠的热血留下了动人的诗篇。2、认识功能人们通过艺术鉴赏活动，小到认识一棵树、一只昆虫，大到认识宇宙、认识社会、认识人生。换言之，一切艺术形式都是人类特殊形式的创造性活动，其过程本身富含对世界的疑惑、探究、认知，以及情感和理解。3、改造功能艺术能够改造世界。关于革命文化的作用，毛泽东曾这样论述：“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艺术通过传达感情，表达思想，对一定的政治起舆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