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烟
1963年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 悟历史于一刹 寻大道于一生 《中国电影发展史》迄今还是电影史写作的一个高度，并且一如既往地展现着电影作为学术的重量。几位著者为之倾尽心血，有人甚至因此在“文革”期间遭遇牢狱之灾，这些已经沉寂的传奇故事最终成为我们眼中一个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中的事件而显影。时隔40余年，也许此刻我们已经能够具备足够的冷静和客观，来看待这部经历了历史沉浮，和中国电影、中国电影理论研究及中国电影人紧密联系的著作。 在历史的荒原中失落想象的翅膀 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来说，1966年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之前，中国电影曾经的辉煌尚有据可查，这一年之后，历史便只能在想象中进行了。这年7月，一场针对《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运动最终演变为一场浩劫。陈荒煤1980年在再版序言中说：（当时，）被诬指为大毒草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纸型被毁掉，所有已经印好并已发行的书要收缴、追回，打成纸浆，全部销毁；紧接着，作者经过十多年搜集起来的有关中国电影的资料，也被用数辆卡车全部掠走（至今大部未能查明下落）。 在那些卡车上，应该装着1913年的《庄子试妻》，1920年的《春香闹学》，说不定还有1905年的《定军山》；应该有18集的《火烧红莲寺》，13集的《荒江女侠》，6集的《啼笑因缘》；应该有更多的张石川，更多的张善琨，更多的胡蝶，更多的上官云珠……那些车里胡乱堆着的电影画刊上，中国电影正在自顾自地热闹着…… 那才是程季华、李少白们的宝贝，和这两卷本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比起来，这些宝贝是活着的历史，是随时可以说话的历史，是他们辛苦十数年的真正成就。对于长期困扰于路线之争的中国电影来说，后世因为它们有了重新评价的可能。它们的失落，意味着中国电影史的失落。 现在我们只能透过《中国电影发展史》附录的影片目录来想象历史。这目录已经足够惊心动魄，任何一个人，只要能为1905年以来的中国电影保留这样一份完整的目录便已是功德无量了。面对这样一个包含公司、片名和人名索引的庞大电影目录，任何研究者无法不叹为观止。 仅仅按照这个目录上所列，从1905年到1937年，中国就有1100部以上可考证的电影（只包含故事片、戏曲片、动画片，不含新闻片、纪录片、科教片）。这1100部片子中，至少有1080部是在1920年到1937年的17年间拍摄的。也就是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平均每年故事片产量约六七十部；而在1921年到1931年的十年间，中国每年的故事片产量达到上百部。需要注意的是，这上百部影片大部分是民营公司的产品。在1925年前后，中国有175家影业公司，其中拍片的不少于50家。即使和当今中国比起来，民营电影在当时的兴盛也是惊人的。 因为这个目录，我们得以重新理解程季华、李少白们的良苦用心。就好像经过一次纷繁芜杂的拼图游戏，一具绣像终于在背景上隐现，透过《中国电影发展史》具有时代特色的言说方式，目录提醒我们，历史的轮廓依然清晰。但是也仅仅是轮廓而已。因为失落了那些在卡车上自顾自热闹着的图景，历史的荒原失去了探索的途径。我们的想象在轮廓上滑过，重新跌入无法起飞的泥底。 程季华：为《中国电影发展史》披挂“罪名” 远见卓识的一项决断 自1950年起，我着手收集中国电影史料，开展电影历史的研究，这个动议最早是由陈波儿提出的，她创办了培养演员的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并提出应该开设有关中国电影历史的课程，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教，她决定自己教，找我做助手来整理和收集电影资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1950年前苏联的《大百科全书》（第二版）需要“中国电影”的条目，宣传部把这个任务交给陈波儿，我协助她收集并初步整理相关史料，大约一万多字。后来该书出版后，发现这个“中国电影”的条目被删去很多，刊出的部分也是错误百出，而寄出的原稿至今未能要回。这篇文章其实是第一篇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论文。 “写作大纲”出炉 收集资料是以文化部电影局的名义，发信给各地的文化局的，于是有关电影的各种资料首先被集中到地方的文化局，然后打包集中寄到我们这里。四间大屋子里全是书架排满资料，甚至有些还有副本，当时有条件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与资料齐全有很大关系。除了这些书面资料以外，我们还开始尝试做一些类似于现在“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找了许多当时还在世的中国电影早期的演员，派记者记述他们过去的情况，《中国电影》杂志（《电影艺术》前身）专门有一个栏目叫“昨日银幕”刊登这些采访。另外，还约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等早期电影艺术家写回忆录，后来也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以丰富电影史料方面的内容。 到了1955年左右，觉得有必要进行一下总结，于是起草了一份“中国电影史写作大纲”，后来在当时羊市大街的“影协”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和“影协”主席蔡楚生听取了我的口头汇报。他们给予肯定，于是这份“大纲”就成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分期和章节的雏形。 
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感悟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类似的话，只能靠记忆拼凑起来，大跃进运动的发生与其说与赶超思想有关，还不如说与反“反冒进”思想有关。这句话引起了我的不解。1957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叶飞的工作汇报时说反冒进的人强调稳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对反冒进的人，办法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他们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这就很可以说明，大跃进名词的由来也直接与反“反冒进”有关。其实，早在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就有了大跃进思想的萌芽。在这一年7月和10月举行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中共七届六中会议上，毛泽东对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人为地掀起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情况下，毛泽东又进一步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应当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在有关八大的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提出，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因此农业和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都必须迅速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长期计划指标，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基本建设项目也随之纷纷上马，“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出现了急躁冒进错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次冒进是“大跃进”运动的前奏。这样急躁的心态不就是需要时间降降温？需要时间平淡一下？此外，除了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感想外，也让我初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必然性。以下我将就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谈谈我的认识。首先，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要独立和自强就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使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这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内部团结和力量凝聚是抵抗外辱和实现复兴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共产党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要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的任务，就不能不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过程。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两者走向结合的初步实践，表明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已经具备，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他与以往任何政党不同，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他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外国列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