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琅琊
刑法案例分析一个重要一点是找好案例，这样的案例涉及一些值得讨论的刑法理论，没有理论价值的案例，简单分析即可，写不出论文来。若是案例没定，可选择你感兴趣的某块理论，再去定案例，若案例已经定好，很关键的一点是找到这个案例后面的理论价值，即这个案例争议点是什么，定这个罪还是定那个罪，涉及哪方面的理论，关于这个争议有哪些不同的学说，你倾向于那种学说，最后用这种观点来解答这个案例。清华大学张明楷教授组织学生编写的《刑事疑案演习》一书，是可以参考的较好资料。 
刑法好写，案例多，死刑，盗窃和侵占，抢劫和抢夺，盗窃和盗窃转化为抢劫，都是好题材！关于抢劫罪的几点思考 来源：中国论文网( ) 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历来为我国刑法重点打击。现实生活中，常见多发，且情形复杂。《刑法》第263条对此作了一个较具体的规定。但由于立法对文字简明性、概括性的要求，使得法条不可能明确而全面地表述所有实际情形。对于抢劫罪的许多方面，历来多有讨论，而对于搞公安工作的同志来讲，罪与非罪，因为涉及是否需要立案、采取侦察措施、提请逮捕、起诉等问题，因而是个首要问题。本文试选择几个对定罪有着重要影响且有争议的问题加以讨论，以期对实际工作有所裨益。 一，社会危害性是判断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一种行为之所以成为犯罪且受到刑罚的惩罚，其根本原因是这一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犯罪构成是社会危害性的外在法律体现。前者是第一层次的概念，后者是第二层次的概念。一般地，行为如果符合犯罪构成，那么这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达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这一行为就构成犯罪，具有刑罚应罚性。但实际情形并不总是这样简单。犯罪构成要件只不过是从纷繁芜杂的实际犯罪情形中概括、归纳出来的，是决定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主要方面，并非全部。许多不为犯罪构成所包括的方面，诸如犯罪的动机、情势的需求（如国家根据社会治安形式的变化在不同时候采取从重或从轻的刑事政策）、实际情形的变化（如投机倒把行为在计划经济年代与市场经济年代罪与非罪的变化）等等方面都会影响行为在特定条件下的社会危害性。有许多行为，从犯罪构成要件上看，是完全具备的，但一旦综合考虑行为的方方面面，其社会危害性就减低而不够刑罚标准。正是考虑到这一情形的实际存在，为了尽可能准确到做到罪刑相适应，保证刑罚预防目的的实现，《刑法》在总则第十三条赋与执法者自由酌量的权力:“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只顾及行为是否具备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而不综合考虑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因而出现许多不妥的地方。如：因为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犯罪，因此《刑法》没有象盗窃罪一样对财物数额作出要求，而且年满14周岁以上的公民都可成为犯罪主体。司法实践中，对一些青少年，甚至是刚满14周岁的在校生，以轻微的暴力行为（如打几个耳光，踹几脚）向同学索要几元钱的行为，一律以抢劫罪刑拘、逮捕、起诉。从犯罪构成角度看，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但正如上文所述，相对于社会危害性来讲，犯罪构成只是一个第二层次的概念。司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不但要分析这些特殊情况是否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还应 根据一般的社会常识及公众心理，分析这样一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否达到或接近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抢劫罪的最低刑期是三年有期徒刑，如果类似本文列举的这样的行为都以抢劫罪定罪判刑，笔者以为，无论是从对青少年犯罪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个刑事政策角度，还是从刑罚追求罪刑相适应，以期达到预防目的这个角度讲，都是不妥的。而且，虽然在刑法分则里面，没有对抢劫罪的财物数额作出一个下限规定，但刑法总则第九条关于罪与非罪的规定，无疑对刑法分则是有指导意义和法律束缚力的。当然，对于某些所抢财物数额虽小但手段较严重的行为，则是依法应予严惩的。抢劫罪侵犯的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只有对这两种权利的侵害程度的综合，才能说明某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二，暴力手段的下限问题。与“财物数额不是抢劫罪成立的必备要件”这一共识相反，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暴力行为的上下限问题，各人理解不一。暴力行为的上限即“以暴力手段实施抢劫致人死亡”是否包括 故意杀人，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期的争论后，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如果行为人把故意杀人作为当场劫取财物的一种手段行为，则以抢劫罪而非故意杀人罪定罪判刑。但对于暴力程度的下限问题，学者文章论述不多，实际工作的同志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前苏联、日本、北朝鲜等国都明确规定暴力行为的程度必须达到“危及被害人生命与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等程度（1）。但无论是这些国家，还是对此法无明文规定的中国，理论界是存有不同见解的。笔者认为，不应规定暴力程度的下限，理由如下：1 抢劫罪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两种权利的被侵害程度对于说明某一抢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而言，具有相等的意义。认为财物数额可以没有下限而暴力程度需要下限，这是没有道理的。2 以暴力劫财的本质特征是：以暴力为手段行为，意图使被害人不敢、不能或不知反抗，从而达到当场劫财的目的。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意图以此暴力行为达到当场取财的目的，而且客观上实施了暴力劫财行为，就符合抢劫的本质特征，而不问这一暴力是否足以危害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他人的反抗
刑法的宪法化原则研究 [摘 要]基于国家的理性治理思想和刑罚权的特别规制需要，刑法的宪法化原则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西方法治国家中，作为厉行刑事法治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准则，刑法的宪法化原则在近现代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全面、准确地界定它的基本含义，系统、科学地确定它的基本内容，是在刑事法治实践中应用它的重要前提。只有实现刑法的系统宪法化和法治化、宪法的司法化，它才能真正地在刑事法治实践中得到贯彻。[关键词]刑法;宪法;刑法的宪法化;刑事法治;法治;宪法的司法化[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628(2008)01-0027-05作为根本大法，宪法是从总体上来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确认和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宪法所限制和规范的国家权力当然也包括刑罚权在内。但是，考察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宪法，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许多宪法也专门把刑法的基本原则或其他重要内容纳入了自己的规范范围。这种现象就是刑法的宪法化。在西方法治国家中，把刑法的基本原则或其他重要内容纳入宪法规范范围已经成为刑事法治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准则。我们把这个重要准则称为刑法的宪法化原则。尽管在过去人们并未明确提出刑法的宪法化原则，但是它在刑事法治建设中的应用是有目共睹的。在刑事法治建设中贯彻这个原则，一方面可以使刑法的基本原则或其他重要内容得到宪法的体现和保障，另一方面可以使刑法和宪法连接起来，使刑法从内在上符合宪政的精神和原则。虽然刑法的宪法化原则是一个重要的刑事法治原则，但是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①特别是系统的理论研究。在本文中，我们试图从思想基础、历史沿革、基本含义、基本内容和实现方式等方面对它进行全方位的理论研究，以期为刚刚步入轨道的我国刑事法治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指导。一、刑法的宪法化原则的思想基础从多个方面、多个层次上分析刑法的宪法化原则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可能会产生许多不同的观点。我们主要试图从宪法和刑法两个方面来分别分析。在宪法方面上，国家的理性治理思想是这个原则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在刑法方面上，刑罚权的特别规制需要是另一个重要思想基础。(一)国家的理性治理思想国家是社会内部不同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而国家权力是社会内部不同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是国家得以存续的实质基础。国家治理则是国家权力行使和作用的过程。人类社会早期的国家应用一种自发的治理模式。所谓自发的治理模式，是指在人类对国家内在规律的认识不足基础上的盲目的国家治理方式。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人们认为国家权力来源于虚幻的神或者天，行使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是这些神或者天的代表，建立在这种虚幻基础上的国家治理几乎完全变成统治阶级意志的表演舞台，也就变成了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治。在这种自发的治理模式下，国家权力也并非可由统治阶级完全恣意行使的，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的，例如，社会经济条件、统治阶级力量的大小、社会文化因素等。但是，这些制约是客观的，而非自觉的制约。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对自身和国家的认识发生了深刻性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个体具有独特的价值，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才是国家的根本和目的。再者，国家权力的真正来源并非虚幻的神或者天，而是人类自身。国家权力并不是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独有物，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有物。它来源于个人，并且应受制于个人。因而，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对国家权力应当进行合理的配置，并自觉地把它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些理性的人性观和国家观，为国家理性治理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基于这些观念和思想，人们开始深入探索如何合理地配置和有效地限制国家权力。正是通过这种探索，近现代宪政思想应运而生。[1]宪政思想的基本内涵在于通过宪法来合理地配置和有效地限制国家权力。通过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权力的正当来源、国家权力的类型和范围、不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行使各种国家权力的机关及其职责等，特别是国家权力的类型和范围、不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通过宪法，确认公民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这种特殊的法律规范，就是宪法。根据宪政思想，宪法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上，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这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和重大问题。宪法已经成为实施理性治理模式的重要前提。当然，一个国家制定了宪法，并不意味着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