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JH2010
中国山东益都苏埠屯村出土的商晚期青铜器。1965～1966年，山东省博物馆在益都苏埠屯村发掘了 4座商代墓葬和1座商代车马坑。其中1号墓规模之大，殉人之多，仅次于河南安阳武官村大墓，是商王陵以外最大的商代墓葬，可以认为墓主人的身份是仅次于商王的方伯。但此墓曾被盗掘，墓内残留铜器有鼎、斝、爵、矛的残片及钺、戈、镞、铃、斧、锛等。内有2件铜钺，器身透雕人面形纹饰，作双目圆睁、张口露齿状。一件长7厘米，宽7厘米；一件长5厘米，宽5厘米，形体巨大，为铜兵器中罕见。在其中一件钺的正反两面，各有一个“亚丑”铭文，另外在一件铜爵残片和一件铜锛残片上，也都有“亚丑”铭文。早在1931年，苏埠屯村就曾出土两组铜器，其中一组有鼎、爵、觚、觯、斗等，在觯的圆足内也发现有“亚丑”铭文，《山东金文集成》辑录苏埠屯出土的 6件铜矛，也都有“亚丑”铭文。此外，在传世青铜器中，还有不少有“亚丑”铭文，但多无确切的出土地点。由于苏埠屯村屡次出土“亚丑”青铜器，所以有人设想这里可能是“亚丑”族的墓地。据文献记载，商末周初这一带为薄姑氏所居，因而这批青铜器应该是薄姑氏的遗存。 
青铜文化的变迁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变迁及文化内涵的变迁。郭沫若曾用铜器形象学的考古方法研究了西周彝器，确定了判断时代的标准。他把中国青铜器时代划分为五个时期。他以殷、周、春秋、战国的朝代为经，以铜器的形态、纹饰、铭辞为纬，就青铜器进化过程寻找其时代的共同特征，考察其演变之迹。用这种方法分期如下: 滥觞期:大概在夏、殷之际。地点可能在中国南方江淮流域下流。鼎盛期:年代是在殷商后期及周初成、康、昭、穆诸世。器物上，以鼎、方彝、尊、卣、爵为多。装饰方面，不是全身饰以花纹，就是纯素。颓败期:年代上自恭、懿、孝、夷诸世至春秋中叶。器制简陋轻率，但已脱去原始风味及神话传统，而有自由奔放的精神。中兴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此期的器制轻便适用而式样翻新，质薄、形巧，表现出一般铜器已经商品化了。衰落期:自战国末叶以后，因青铜时代行将更易，一切器物复归于简陋，但更实用，轻便朴素。从此青铜器艺术让位于其他艺术，青铜时代也大约至秦统一天下后便转入铁器时代。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红铜加入锡、铅，成为一种新的合金，这种合金历经几千年的化学反应，其表面出现一层青灰色的锈，所以今人谓之"青铜"，而古人则将这种合金称之为"金"，文献中所讲"赐金"、"受金"多少，即指青铜。 青铜器则是以青铜为材料，采用一种非常特殊的工艺（今人称之为青铜铸造工艺）制作出来的器物，它是古代灿烂文明的载体之一。
青铜器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代表着历史的进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记载，在很多青铜器上铸有铭文，通过这些文字可以了解历史，进行考古，懂古知今。青铜器的价值首先有很重的文化气息，通过青铜器文艺品，可以提升文化韵味，从而使环境更有品味，其次，青铜器往往代表着某种意义，比如重器如鼎，警示钟等承载着历史与现代，有着超越工艺品的意义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