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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产生原因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在中国历史上学术与言论为开明时代。 儒家思想的形成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 儒学对中国的影响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除。不过由于中国大陆官方意识形态等种种原因，许多人仍无法纠正对儒家的偏见，以至儒教无法在中国大陆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不少人仍然认为“儒家思想”是“四旧思想”而需要破除，这和韩国对儒教致力保存过去文化的态度截然相反。形成儒教发源于中国却昌盛于韩国的尴尬局面。不过由于道德败坏等各种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少部分良知者已重拾起这份民族的宝贵遗产，中国大陆学者目前正努力编纂《儒藏》(藏，音zang4)以弥补历史遗憾（三教中，道教有《道藏》，佛教有《大藏经》，惟儒教无自己的经藏），传承和弘扬儒学。儒教对中国人的正面影响要多于其负面影响。 
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由孔子创立，孟子和荀子加以发扬光大，经董仲舒和朱熹等人不断扩展充实，被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奉为正宗的一个学派。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是春秋末期大思想家，被后代统治者尊为“至圣先师”。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并把“恭、宽、信、敏、惠”作为仁的内容，主张“见利思义”。在天道观上，虽言天命可畏，但又重视人事，强调人为。在认识论上，他提出了“知”、“行”、“学”、“思”等范畴，开辟了认识论的新领域。孔子一生致力于推行其政治主张，并从事教育和整理古籍等工作。他逝世后，其弟子将其观点编成《论语》。孔子是位居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的世界文化名人。战国时期的孟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被后世尊为“亚圣”。孟子从右边发挥孔子的学说，赋予天以道德属性，以心、性解天。孟子主张“性善论”，推行“王道”，反对“霸道”。在认识论上，提出了“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说。经孟子的发展，儒家学说更加完备。作为儒家左翼的荀子，把天还原为自然界，主张“制天命而用之”。他肯定世界的可知性，要求学用一致，“行”高于“知”。荀子与孟子不同，首创“性恶论”，强调以法辅礼，以暴力辅仁德。经过汉代思想家的改造和完善，儒家思想发展成汉代的经学。经学的代表人物，首推西汉著名的哲学家董仲舒。他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体系，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开以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以儒家为正统的先声。董仲舒主张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和“三纲五常”、“性三品说”等思想，为后世统治者所效法。魏晋时期，儒、佛、道三教开始汇流。至隋唐时代佛教日盛，道教大兴，三教争夺思想领域主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唐代哲学家韩愈再倡儒学，推崇孔孟，力排佛、道，将孔孟学说发扬光大。与此同时，柳宗元、刘禹锡则将儒家庄翼荀子的思想提高到新的阶段。宋代，是儒家思想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新的儒家文化重新恢复其正统地位，并雄踞中国思想论坛约700年的时间。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为周敦颐，学说奠基者为号称“二程”的程颢和程颐。而集大成者则是南宋哲学家朱熹。他以思孟学派为主，吸取佛道思想，建立了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己”，气对理也有重要作用，二者结合才能构成事物。在道德上，他主张“理则为仁义礼智”，把封建道德客观化。朱熹还提出了“格物穷理”、“格物致知”等重要命题。朱熹是继孔子之后，在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的哲学家，他的理学在元明清三代部被奉为正统的理论。程朱理学后来分化为两大流派，一是继承朱熹学说的理学派；另一个是以宋代陆九渊和明代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派。此外，在宋代，承继荀子学派思想传统的有张载、陈亮、叶适等人。在明代哲学家李贽对程朱理学进行尖锐批判之后，明末清初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王夫之对各种唯心主义，特别是程朱理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达到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最高水平。在哲学思想上，他提出了“天下惟器”、“道在器中”的著名论点，提出了“日新之化”的发展观，提出了“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的反映论思想，几乎涉及当时哲学史上的所有命题，体系之完整，论述之全面，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骄傲。宋代后，统治者将《四书》与《五经》奉为儒家正统经典。明清之际的理学家，只是推崇或注释理学的只言片语，不求发展和创造了。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延绵2000多年，虽然里面包含不少封建毒素，但也蕴藏数不尽的思想珍宝，已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文化精神及其价值的现代透视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把握。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学即被称之为“显学”。汉以后，儒学取得“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构成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要构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总体的把握。 和谐意识与和平发展 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张寓天道于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因此，他既讲“天知人”，把天拟人化、道德化；又讲“人知天”，强调人在天命面前不是被动的。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联系起来，主张“尽心”而“知性”，“知性”而“知天”，以人性为中介将天和人沟通和统一起来。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中庸”也称“中和”、“中行”、“中道”，都是同样的意思，即“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所谓“和而不同”，说的是对一件事情有否有可，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这是合乎辩证法的和同观的。所谓“过犹不及”，说的是凡事都有一个界限和尺度，达不到或超过这个界限和尺度都不可取。“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的实质乃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当今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既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也离不开人际关系的和谐。小至家庭，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是同样的道理。可以想象，如果片面照搬西方的“戡天”思想而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其结果只会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并最终招致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 人本意识与对人的尊重 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宏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乐道和汲汲追求的东西。无疑，儒家不像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那样，突出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和个体的独立与发展。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第一，儒家并没有完全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作用与价值，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与主动性。孔子说“为仁由己”，仁的境界的实现要靠自己的努力；又说“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认为“立人”、“达人”要以“己立”、“己达”为前提。孟子说“道惟在自得”，求道没有别的途径，全靠自身的修行和体悟。这都是对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肯定。第二，主体理应包括个体主体和类主体，主体意识应包括个体主体意识和类主体意识。就类主体和类主体意识来说，儒家不仅不曾忽略，相反却是十分看重的。一方面，儒家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把人看成是一种社会性的类存在，作为类存在，人在自然、宇宙中居于特殊的位置。另一方面，儒家立足于人的家庭血缘关系，以人伦世界、人伦社会为人的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故而人的社会价值或类主体价值较之人的自我价值或个体价值更重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儒家强调“人贵物贱”，认为人类有着不同于其他事物的高明高贵之处，具有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价值；强调“民为邦本”，认为人民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国家的发展才有可能；强调“民贵君轻”，认为人民、国家、君主的重要性，人民是第一位的，天下之得失取决于民心之向背。 儒家的人本意识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把人当人来看待，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体现，也是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固然，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人本或民本观念是通过对人性的肯定来论证人格尊严，民主观念是通过对人权的肯定导出人格平等。人性与人权、民本与民主具有相通性，但不能等同。不过，人本或民本思想仍然可以成为民主思想的基础。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有必要从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中吸取有益养分。 忧患意识与责任承担 忧患意识是一种特殊的意识，是指人们从忧患境遇的困扰中体验到人性的尊严和伟大及其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并进而以自身内在的生命力量去突破困境、超越忧患的心态。儒家文化所体现的忧患意识亦正是他们通过对忧患境遇的深刻体验而孕育出来的宏扬人性尊严和人生价值、提升主体人格和精神境界的特殊心态。它包涵悲天悯人和承担责任两层意义。所谓悲天悯人说的是，孔孟之所忧所患绝非所谓感性物质生活的匮乏和个体生存发展上的苦困，而主要是内在精神生活的缺憾和人类群体生存发展上的苦困；绝非一己之功利得失，而主要是人类群体之幸福和理想的实现，是物我对立、人我对立的取消。所以当现实的苦困缠绕个人与众生之际，当天人合一的境界和人我和谐的秩序被打破之时，孔孟自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深沉的悲情悲愿和无限的同情之心，孟子称之为“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所谓承担责任即是在悲天悯人的基础上所引发的自我关怀和群体关怀。自我关怀表现为谋求主体道德生命的提升；群体关怀表现为谋求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正如《易传》所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总之，悲天悯人的同情心是责任感得以生发的直接契机，承担苦困的责任感则是同情心的必然升华，二者共同构成儒家忧患意识的有机内涵。 儒家的忧患意识对历代仁人志士胸怀天下、奋发进取、为理想而不懈追求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即便在今天，人们仍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在严峻的现实挑战面前，我们尤其需要有孔孟儒家那样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去扛起时代的重任，消除民族的和人类的危机，由忧患而最终超越忧患，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 道德意识与文明进步与道家崇尚自然的传统不同，儒家的传统是崇尚道德。儒家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首先，有无德行构成人们人格评价的直接依据。一个人如若没有崇高的道德，即使贵为王侯，也得不到万民敬重；反之，有了崇高道德，即使穷困潦倒，也能得到万民称颂而名垂千古。其次，道德还是人们设身处地的行为准则。儒家认为仁义之心是人之生命的根本，失去仁义之心也就等于丧失生命之根本。因此，他们强调做事要从仁义出发，不仁之事不做，不义之财不取，哪怕与人相处也要有所选择，要与有仁义之心即有道德的人相处。再次，道德构成文化教育的中心内容。儒家重视教育，但他们所论教育主要不是知识教育，而是伦理教育，如何做人的教育，儒家的愿望是通过道德教化以造就志士仁人的理想人格。最后，道德也是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与这个国家上至国君、下至百姓的道德状况、道德水准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仁义存则存，仁义亡则亡。 儒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崇尚道德的传统，而严格说来，道德意识与法治意识并不矛盾。一个具有高度道德修养和道德自觉的人，也就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他在从事经济活动中自然能做到诚实守信。因此，我们认为，尽管儒家所论道德，它的那一套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不一定都切合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但中国作为文明之邦，在发展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崇尚道德的优良传统却万万不能舍弃。 力行意识与实践品格 在儒家看来，和谐境界的实现，人本精神的高扬，忧患境域的摆脱，道德素养的提升，无一能够离开人们投身现实、奋发进取的努力和作为。因此，儒家经典大多强调力行，儒家人物大多是力行主义者。孔子云：“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也”。意思是说，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当有无穷责任、无穷事业，当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否则，贪图安逸，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是“士”的耻辱，就不配当一个知识分子。道德修养或道德实践即通过修身或自我改造以达其“内圣”目标；社会政治实践即通过事功或社会改造以达其“外王”目标。“内圣”有赖于“立德”，即注重人的自我身心修养以挺立道德人格；“外王”有赖于“立功”，即在社会上成就一番大事业以挺立政治人格。所以《大学》在强调“修身齐家”的同时，紧接着便讲“治国平天下”，认为这两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废，所以儒家反对空谈，反对坐而论道，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易传》亦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求人们去效仿天地运行的刚健风格，去直面现实，去改造自我和改造社会，而不畏任何艰难险阻；要求人们锲而不舍，知难而进，奋发进取，依靠主体的力量，通过主体的实践，完善自我，改进社会。 从中国历史来看，儒家文化所体现的务实倾向和刚健自强精神，对于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的爱国主义传统、追求真理的传统、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传统的形成，都起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这种种优良传统在今天显然并没有过时，仍有赖于我们进一步去发扬光大。我们有理由从儒家的力行主张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开拓创新。
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以来，经过历代学者的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儒家思想与当今的以德治国中国自远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传统。孔子继周公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开儒家德治主义之先河。强调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协调人际关系、提高个人道德素养和境界的根基和出发点。后经孟子、荀子的系统发挥，《大学》、《中庸》的理论升华，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后世儒家，无论是董仲舒的宇宙论，还是宋明理学的本体论，都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论证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必然性而已。在当今社会，古代德治主义思想虽不能直接作为治国之道为我所用，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内核仍具有显著的价值意义，并为当今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一）以民为本以民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 。所谓民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推翻的。 孟子的仁政理论就是以民本为基础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孟子看来，人民是宝贵的，不能忽视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荀子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现出它极大的进步性和人民性。虽然民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它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当确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神圣观念，并以之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和要求。要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和核心，人民支配权力而非权力支配甚至主宰人民。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则须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心处理一切党务和政务，将使人民当家做主作为其执政的实质，积极组织和领导人民行使权力，使人民群众逐渐掌握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实现权力体制的民主化。同时，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要真正获得人心即赢得民众由衷地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时刻把民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头，一切为了民众，一切依靠民众，一切服务于民众。而这些都绝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空话、套话，不能只是将之作为标语口号，而应该并且必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以行动实践和实实在在的成效表明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领导干部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如此方是以诚信为本而行亲民之道。(二) 仁者爱人仁者爱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颜渊）明确仁的本质是爱人。人不仅要爱父母，爱子女，还要爱普通的老百姓，儒家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仁爱精神，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或困难境地者，如鳏寡孤独废疾等人群尤为关注。这种优良传统在当今最值得大力弘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尤其要关心那些生产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深入到贫困地区、困难企业中去，深入到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团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三)为政以德儒家认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从德治的方式说，儒家强调为政者应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张君主应以个人的伟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杀、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这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我们今天把以德治国作为社会立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基本治国方略之一，这就要求应把德治作为社会主义政冶文明建设的主要方面。当然，现在所说的德治最关建的首先应该并且必须是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精神，但也需要汲取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这二者其实并无矛盾之处。如儒家强调天下为公、为政以德，以此优良传统资源来思考现实，就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领导干部们必须正确树立权力观，真正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人民公仆作为最根本的宗旨。这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所说：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强道德品质修养，牢记‘两个务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寓改造主观世界于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用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来推进客观世界的改造。二、儒家思想与可持续发展人类在追求文明和富裕的漫长征程中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发展经济、可持续地发展经济。如此大的变化势必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使人们感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价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契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应提高。与此同时，它也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和支配的欲望。这种欲望的过度膨胀导致20世纪出现了全球生态危机，如土地沙化、环境污染、能源短缺、森林锐减、某些物种灭绝等等，这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解决全球的生态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取向，就是强调两者的平衡与和谐。其实类似的观念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早已经得到了表达。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方组成的，这三方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谐，任何一方的破坏都会破坏宇宙的生命，破坏宇宙的完美。儒家思想这一方面的理论资源包含着独特的生态伦理观，即人类的进步不但要向自然索取，争取自然界为人类造福，更应该热爱自然、关心自然、保护自然，以自然为同类、为朋友。《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宋儒朱熹注：鱼不满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泽，与民共之，而有厉禁，草木零落，然后斧斤入焉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节爱养之事也。这里所说樽节爱养，即关心自然和保护自然，顺应万物生长规律，才能取之不竭，指出了人与自然协调，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道理。儒家没有把征服自然视为己任，而是将人与自然万物置于同等的地位，看作是血肉相连的一体；不是把自然万物看作人类的资源库，而是将人类的仁爱情感倾注于天地万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由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契合，因而其价值越来越得到当代思想家的重视。(二)儒家和而不同思想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多样性不同民族和国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有自己的诠释，这是因不同的历史、制度、宗教和文化所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经济似乎越来越没有国界，伴随而来的便是利益和文化的冲突。各国应该正确认识这种差异，在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注意经济的合作和文化的交流，同中存异，异中求同，谋求发展。儒家在历史上多次遇到过如何对待异质文化的问题，其总的思路是道并行而不悖，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并非华夏文化的一元格局，亦非儒家思想的一家独行，而是华夏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从观察社会现实出发，认为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的需要是分层次和多侧面的，并非一种文化所能满足，所以，不同的多元文化各有其位置和作用。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是儒学为主，而又多元互补，即使儒学内部也有各种派别的争论。儒家思想具有这样的文化多元并存的开放性和宽容性，是以和而不同为理论依据的。儒家文化讲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差异，崇尚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不同事物的冲突、对抗。将这样一种思想用于当今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是要承认差异和尊重多元，既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宽容的精神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对话替代文明的冲突，在对话中产生共识和理解歧异，逐渐走向人类文明多元一体的和谐。只有和而不同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这就是和实生物。如果搞某一种文化的霸权主义，或是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对抗，那就是同则不济了。我们认为和而不同就是要首先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借鉴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将其作为处理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原则，将有助于消除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三)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有益于化解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不可否认，在追求经济发展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相互之间情感的冷漠。因为在巨大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常常会激发起比以往更大的占有这些物质财富的贪欲。于是，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少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损害他人和群体的利益，日益成为与他人、与群体毫无情感的冷漠的人。这就需要在价值取向上提倡超越物质利益，追求道德境界，超越自我，追求群体乃至人类的利益。在这方面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无疑是有益的。因为儒家认为当自我与他人、群体在利益上有矛盾时，只有以义即道德来制衡，才能化解矛盾。儒家的以义制利是调整义利关系的价值标准和协调人类社会价值取向的普遍性原则。重义与重利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两种行为方式、两种价值取向。儒家义利观的核心是：以义为上，见利思义，以义制利。这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纪里构建共同价值观、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因为儒家所讲的义往往是与集体之利、他人之利相联系的，而利往往是指个人私利。与此相应，儒家主张君子成人之美（《论语·颜渊》），在社会生活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这对于消除损人利己，形成团结互助的社会风气也是有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日趋提高，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人们日益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奔波忙碌。但是人之为人，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其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按照儒家思想，后一方面更能体现人的特点。如果把物质利益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就等于把自己降到动物的水平。因此，应当视不义的物质利益如浮云，追求奉献社会和服务他人的道德境界。人作为社会的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其有理性、有道德、有社会规范，因而既要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和内在精神，又要完善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只有关心他人，承当起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才能做到合理分配，和衷共济，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当然，我们现在对儒家思想乃至对孔子的重现，并不意味着要将孔子放回原来的圣坛上。而要以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努力加强对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儒学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服务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