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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贬值背景下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摘要] 近些年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长，截止2008年3月份己超过6万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为经济体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如何管理和运用这笔庞大的外汇储备，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本文具体分析了我国外汇储备可能面临的风险，并提出对外汇储备进行管理的对策建议， 以实现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降低经济风险。 [关键词] 外汇储备 汇率风险 储备管理 一、美元贬值背景下我国外汇储备承担的主要风险 庞大的外汇储备虽然可以减少本国货币贬值的金融风险，却又引入了另外的金融风险， 那就是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 汇率风险 我国的外汇储备往往由多种储备货币组成，分散在不同期限的资产上，但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约占60%～70%，包括大量美国政府与公司债券。这一结构带来的问题是，储备资产的价值受美元价值变动的影响较大。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已高达GDP的6%，净对外债务己接近GDP的30%。导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居民过渡消费和政府的财政赤字。而美国通过大幅度贬值美元来平衡美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可以把调整的负担从美国转移给其他国家。因此当前全球宏观经济的一大特征是美元面临中长期贬值，这样必然使持有美元占较大比例的中国外汇储备严重缩水，发生巨大账面损失。 利率风险 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中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目前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债券，其中绝大部分购买的是美国国债、政府下属机构或政府担保的债券。从收益来看，历年来的储备收益约在1%～2%之间。另外，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是与人民币国债的增长同时进行的，这相当于一个资本由中国流向美国的过程。政府以发行国债的形式向老百姓借钱，将人民币形式的资金以贸易或金融兑换方式转换为外汇储备，以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债券。在发行人民币国债购买美元债券的这一借贷过程中，潜在的利率损失不容忽视。 其他风险 首先，会导致我国面临流动性过剩的压力。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显著增多，近几年一直保持在40%以上，外汇占款激增极大增加了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致使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其次，加大了国内金融市场动荡的可能性。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大大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随之不断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得以强化。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导致大量“套利性”外汇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境内，使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旦“套利”成功，这些投机资本又会流向国外，寻找新的目标。巨额外汇资本的进出，有可能引发我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 二、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对策 建立多样化外汇储备结构 首先，从经济实力和币值稳定原则上考虑，欧盟、美国和日本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成熟度和稳定度最强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其币值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我国的外汇储备应首选欧元、美元和日元。其次，从交易匹配原则方面考虑，中国的主要贸易地区是亚洲、欧洲和北美。在亚洲，中国大陆的贸易对手主要是香港和日本，结算货币以美元、港币和日元为主；在欧洲地区，德国、英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金额相对较大，主要结算货币为马克、美元和英镑；在北美地区，主要贸易国家为美国和加拿大，结算货币主要是美元。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一是金额较小，二是结算货币多以美元为主。可见，从交易匹配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货币，选择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为宜。另外，从确保外债的及时还本付息及尽量降低因币种转换带来的交易成本考虑，在外汇储备币种组合中考虑外债因素是必要的。通过上述分析，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货币种类选择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较为适宜。 开拓多元化外汇经营渠道 首先，由央行持有的以保持流动性为主的部分， 其投资对象应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的高流动性和高安全性的货币工具和政府债券。还可以考虑将外汇储备转变为物质储备。目前中国石油、铁矿石、锰矿石、铬铁矿等进口量大幅增长， 利用国外资源的成本在惊人的大幅度上升， 中国应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变为物质储备， 以缓解国际资源价格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其次，由财政部掌管的超额外汇储备， 可以将其中一部分交由中投公司或国际上的私人投资基金代管， 主要进行对海外的直接投资， 或购买具有一定风险的国外高收益股票、债券甚至金融衍生产品。另外一部分可以用来进行能力储备建设。主要是收购对外重要经济资源开采权、投入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出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引进和培养海外人才， 购买循环经济和环保的技术与设备， 购买改善国内教育、科研、医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事业急需的先进设备。 建立外汇储备风险防范机制 面对动荡不定的国际金融市场，日趋复杂的金融工具，我国外汇管理当局应借鉴国际风险管理经验，不断提高风险控制水平，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定期分析研究市场的例会制度，定期对宏观经济、金融变量、金融危机的潜在影响进行测试，定期对整个资产进行市价重估。测试可以运用简单或者复杂的模型，其中包括统计资料和模拟方法的运用，逐步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对资产风险状况进行实时监控，积极运用技术对风险进行定量分析，采取多种金融衍生工具进行风险控制，对交易对手资信状况密切跟踪、及时报告，努力控制信用风险明确各类交易人员的权限和越权的处罚措施等。储备管理机构有义务与其他金融机构协调确保外汇储备管理和国家政策制度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1]郑良芳:2007年全球经济问题与我国对策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 [2]李辉:对提高我国外汇储备结构管理水平的探讨当代经济，4 [3]程英:对我国持续积累的外汇储备的成本及对策分析商场现代化，2 [4]焦继军:对运用外汇储备设立国家投资公司的思考企业家天地， 12 
主要从货币的本质出发，货币具有价值尺度、世界货币、贮藏手段、支付手段等职能。而货币也不只有现实的货币，也有虚拟的货币（比如游戏币），这就要看个人从什么方面看了，例如从虚拟货币的兑换比率，从货币的兑换率影响到本国的经济等等。 参考：加入WTO后，我国在参加自由贸易协定方面迈出新的步伐。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顺利进展，以及我国与一些国家商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双边FTA）的节奏加快，从此我国步入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阶段。回顾世界双边FTA的发展历程，疏理其内在的原因和特点，通过已有双边FTA文本的比较，无疑有助于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而推动与有关国家地区进行双边FTA谈判的决策。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为标志的区域经济合作势头迅猛。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支撑的新经济，为生产销售的国际化注入了新的活力。电子商务、无纸贸易等新手段的运用使传统的国际贸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率。在这种条件下，WTO成员的关注焦点转向了双边FTA，其特点是两个经济体商签双边FTA，它不仅仅是局限于贸易和投资等经济层面自由化的区域贸易协定。 签署双边FTA是我国多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加入WTO后，在双边FTA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最近几年，有关双边FTA的研究文献也较多。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证部门，都对双边FTA进行了探讨，但它们中的多数没有认识到把国内与国际、政治与经济分开的方法带来的问题。 在学术界，在方法论上对双边FTA强调关税效应的静态分析。从经济效应看，双边FTA通过相互间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特殊优惠安排，促进成员方有利自身的贸易转移，使成员方货物进入彼此市场的机会大为增加，从而促进成员方的贸易和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双边FTA推行的贸易和投资便利优惠措施，减少了相互间的投资障碍，降低投资成本，鼓励公平竞争，提高彼此的工业化程度与水平，发挥一体化市场的规模效益；双边FTA促进成员方技术和人才流动，弥补各自技术和管理人才的不足，提高彼此的科学技术水平，增强成员方的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能力等。 在实证部门，围绕双边FTA利弊的争论此起彼伏。支持者认为，双边FTA将消除各国间贸易和投资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加强WTO功能、完善其多边规则，从而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消除壁垒、实施投资管理及市场监管等政策创新方面，双边FTA要比繁琐的WTO谈判快得多。反对者认为，在多边谈判中提出双边安排是偏离主题的危险行为，会损害多边贸易体制。WTO现任总干事素帕猜在2002年的悉尼部长级峰会上，曾警告区域主义正在抬头，提醒各成员“通过歧视第三方来创建复杂的贸易体系网络，将会增加全球贸易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美国紧急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卡尔曼·科恩认为，“自由贸易协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贸易和投资不断扩大的前景，另一方面各协定间的差异有可能使贸易环境恶化。” 二、世界双边FTA活动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情况 自由贸易协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特惠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等。它们依次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同阶段。在特惠贸易区中，成员之间实行部分特惠关税减让。在自由贸易区中，成员之间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每个成员有权对非成员设定各自的关税税率。关税同盟也是自由贸易区，但成员对所有非成员采取共同的对外关税。共同市场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级形式，除拆除成员之间所有贸易和投资障碍外，还允许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经济同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阶段，它包括各成员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体化。最后甚至可能导致政治一体化，出现经济政治同盟。包括双边FTA在内的区域经济合作并非新事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已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半个多世纪以来，区域经济合作在全球产生过三次浪潮。 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个浪潮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它以1956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为标志。构成欧洲区域经济合作浪潮的另一个主角是由英 国提议并于1960年成立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其成员除英国外，还包括一些西欧小国。这是一个纯贸易集团，不具备欧洲共同体那样的超国家特性。今天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虽然还存在，但成员只限冰岛等4个国家。除此之外，在拉丁美洲也出现了一些由发展中国家参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大部分最终都失败了，其原因与美国的强烈反对有关。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美国最初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它主张通过多边贸易谈判来实现自由贸易。 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二个浪潮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标志是欧洲统一市场的形式，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的诞生。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标志着美国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它放弃了反对区域经济合作的立场，转向参与和主导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以获取更多经济和政治利益。这一时期，欧共体迅速扩大，并向欧盟过渡。接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告成立。这直接带动了拉美和非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起。一些旧的自由贸易协定重新生效，并形成新的区域贸易协定，如南锥体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等。亚太地区晚于世界其他地区，直到1989年才出现亚太经合组织（当时仅12个成员），1992年成立了东盟自由贸易区。 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三个浪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至今。这次浪潮的特点是区域贸易协定特别是双边FTA在全球各地涌现。据WTO统计，到2003年5月，通知WTO/GATT的区域贸易协议已经超过265个。在这些协议中，有超过190个目前已生效，有138个是1995年1月1日后通知的，其中大部分是双边FTA性质的；另外有60个虽然还未做出通知，但也是可操作的。根据已报告的数字来判断，到2005年生效的区域贸易协议可能达到300个。这次浪潮包括欧盟与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中亚等地区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数十个双边FTA的实施，以及亚太地区正在商签的大批双边FTA。 1、亚太地区。亚太地区最早的双边FTA是1983年签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紧密经济关系协定，在1989年以前，它一直是亚太地区唯一的双边FTA。至于东亚地区， 尚没有一个双边FTA出现。1997年，全球GDP排名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唯有日本、韩国、中国、中国台湾及香港特区没有加入任何双边FTA，它们都在东亚。但是，1997年以后，东亚各类双边FTA大量涌现，构成区域经济合作第三次浪潮在亚太舞台上的主角。据不完全统计，亚太地区处于不同阶级的双边FTA已超过50个。 2、美洲地区。近年来，加拿大与智利达成了双边FTA，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双边FTA谈判也已经接近尾声，与南锥体共同市场的谈判正在进行中；2000年7月墨西哥与欧盟达成了双边FTA；美国在2000年与约旦达成了双边FTA，与智利、韩国、新加坡和土耳其的双边FTA也以“快车道授权”正在谈判。在加勒比地区，有13个成员的加勒比共同体与多米尼加和古巴达成了双边FTA。 3、欧洲地区。欧盟与中东欧国家通过双边协议联系在一起，还有中欧自由贸易协定成员为：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波罗地自由贸易区成员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随着欧盟东扩进程的加快，欧洲地区的双边FTA将更加向外伸展。 4、非洲地区。西非国家共同体成员国：贝宁、布基纳法所、加纳、马里、尼日尔、纳尔及利亚和多哥同意在2001年统一税则。包括了10个国家的南非发展共同体预计在2004年形成自由贸易区。有20个国家参加的东南非共同市场于2000年10月启动。可以预见，非洲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将以自由贸易区为主，双边FTA的商签还有待一段时间才能成熟。 5、中东地区。海湾合作理事会于1999年1月同意到2005年实现同一税则。在众多中东国家中，以色列和约旦已经与美国签署双边FTA。2003年5月9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美国拟在今后10年内与中东各国建立一个双边FTA，以促使中东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WTO第五届部长会议在坎昆的无果而终对商签双边FTA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多边途径失败，出于各自国家利益或战略目标，许多成员已纷纷表示将努力通过双边或多边方式来达到在坎昆没有达到的目标。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称，“当WTO成员思考其将来时，美国不会等待”，将通过双边FTA谈判来推进开放全球市场的计划。而新加坡也决定通过双边FTA协议来追求自己的自由贸易利益。新加坡贸工部长杨荣文称“在坎昆谈判失败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协定对我们来说已变得更加重要”。坎昆会议挫败给亚洲地区带来的后果可能不如非洲或拉丁美洲那么严重，但可能促使亚洲国家加紧对外双边FTA谈判。就连一直对区域贸易协议缺乏热情的欧盟也开始讨论要把商签双边FTA提上议事日程。 总之，双边FTA和多边贸易体制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贸易自由化，但由于所推动的层面不同，所产生的影响也大不一样。从某个角度来说，双边FTA是追求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阶段性选择。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全球贸易自由化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尽管各国由于发展水平不同、资源差异而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国家贸易利益，但在WTO的积极推动和各成员的努力配合下，从双边FTA走向多边贸易体制的道路将逐渐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以下为财新对话周小川有关数字货币内容全文：
财新记者：1月20日人民银行召开数字货币研讨会，提出争取早日推出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周小川：央行其实很早就开始研究数字货币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货币从来都是伴随着技术进步、经济活动发展而演化的，从早期的实物货币、商品货币到后来的信用货币，都是适应人类商业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作为上一代的货币，纸币技术含量低，从安全、成本等角度看，被新技术、新产品取代是大势所趋。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全球范围内支付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建立，对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都是十分必要的。
怎么取代呢？有几个思路：一种是模仿纸币，比如纸币之间的交易是匿名的，数字货币也想做成匿名的，这就促成了它的技术选择。但是纸币之所以匿名，最初并不是有意设计的，而是没有别的技术能保证大量小额交易的方便。当然也有人认为，未来的数字货币交易也是匿名更好，因为假设政府是有可能有失误的，则私人的财富和财富运用的隐私要绝对保护。
从央行的角度来看，未来的数字货币要尽最大努力保护私人隐私，但是社会安全和秩序也是重要的，万一遇到违法犯罪问题还是要保留必要的核查手段，也就是说，要在保护隐私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两种动机和之间平衡点的掌握也使得技术选择上的倾向不一样。
财新记者：对数字货币的发行和管理，央行有什么设想？和现行市场自发出现的数字货币有什么区别？
周小川：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认可的是央行主导的数字或电子货币的构架，跟民间的是可能有区别的。
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主要体现这么几个原则：一是提供便利性和安全性。二是上面提到的，做到保护隐私与维护社会秩序、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平衡，尤其针对洗钱、恐怖主义等犯罪行为要保留必要的遏制手段。三是要有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运行和传导。四是要保留货币主权的控制力，数字货币是自由可兑换的，同时也是可控的可兑换。为此，我们认为数字货币作为法定货币必须由央行来发行。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和交易，都应当遵循传统货币与数字货币一体化的思路，实施同样原则的管理。
财新记者：数字货币的推出有时间表吗？最终是不是要替代纸币？
周小川：现在还不能说数字货币的时间表。中国人口多、体量太大，像换一版人民币，小的国家几个月可以完成，中国则需要约十年。所以数字货币和现金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会是并行、逐步替代的关系。后期现金的交易成本会慢慢升高，比如过去让银行点数大量的硬币，点不完不下班，也不收费，后来可能就需要收费了，有了激励机制，大家自然会更多使用数字货币，不过两者仍会在较长期共存。
财新记者：如果发行数字货币，还需要货币政策吗？怎么执行？
周小川：我们认为，货币生成机制和货币供应量是需要调节的。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目前主要是替代实物现金，降低传统纸币发行、流通的成本，提高便利性。总体看，央行在设计数字货币时会对现有的货币政策调控、货币的供给和创造机制、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做出充分考虑。
目前，现钞的发行和回笼是基于现行“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机构”的二元体系来完成的。数字货币的发行与运行仍然应该基于该二元体系完成，但货币的运送和保管发生了变化：运送方式从物理运送变成了电子传送；保存方式从央行的发行库和银行机构的业务库变成了储存数字货币的云计算空间。最终，数字货币发行和回笼的安全程度、效率会极大提高。
财新记者：数字货币如何防伪？如何避免比特币面临的“51%攻击”安全隐患？
周小川：从表面看，纸币的防伪要让消费者易于掌握；从内含看，关键性技术是重要的国家秘密，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同样是如此。我们将运用包括密码算法在内的多种信息技术手段，来保障数字货币的不可伪造性。未来的技术也会有升级换代，我们会提前将技术升级考虑在内，从最初就引入长期演进的发展理念。
外界讨论较多的“51%攻击”问题，更多是针对比特币而言，比特币是不要中央银行的。对于央行掌控的数字货币，会采用一系列的技术手段、机制设计和法律法规，来确保数字货币运行体系的安全，一开始就与比特币的设计思想有区别。
财新记者：区块链技术最近受热捧，央行会考虑将区块链技术用于数字货币吗？
周小川：数字货币的技术路线可分为基于账户和不基于账户两种，也可分层并用而设法共存。区块链技术是一项可选的技术，其特点是分布式簿记、不基于账户，而且无法篡改。如果数字货币重点强调保护个人隐私，可选用区块链技术，人民银行部署了重要力量研究探讨区块链应用技术，但是到目前为止区块链占用资源还是太多，不管是计算资源还是存储资源，应对不了现在的交易规模，未来能不能解决，还要看。
除了区块链技术，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团队还深入研究了数字货币涉及的其他相关技术，比如移动支付、可信可控云计算、密码算法、安全芯片等等。我们会与金融界、科技界合作，进一步加大对各种新型创新技术的研究和合理利用，优化完善数字货币发行流通的技术框架，并充分预见、及时反应、有效解决在应用推广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为此，人民银行殷切希望有关各界大力支持、参与，取得成果，作出贡献。
即便如此，国内数字货币仍旧是快速的发展，例如瑞泰币、千金卡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