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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基罗美术绘画特色论文据我个人观察，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粗犷，线条感很强，米的用色淡。巴洛克建筑最早可追溯于米开朗琪罗的雄强风格和大胆设计民间美术艺术语言 民间美术与民俗活动关系极为密切，如民间的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生子祝寿、迎神赛会等活动中的年画、剪纸、春联、戏具、花灯、扎纸、符道神像、服装饰件、龙舟彩船、月饼花模、泥塑等以及少数民族民俗节日中的服饰、布置等。民间美术分布于各地，因地域、风俗、感情、气质的差异又形成丰富的品类和风格。但它们都具有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统一的特点。另外，它们的制作材料大都是普通的木、布、纸、竹、泥土，但制作技巧高超、构思巧妙，擅长大胆想象、夸张，且常用人们熟悉的寓意谐音手法，积极乐观、清新刚健、淳朴活泼，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理想，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民间美术融合 第一，它的内容是理想主义的。民间美术主要表现人们生活理想与精神理想。理想主义的艺术都具有浪漫成分。可以说民间美术（尤其是乡土美术）不是现实和写实的艺术。 第二，民间美术的核心价值观是祥和。祥和是社会与人间一种很高的境界。它包括人际之间的和谐，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天人合一”。民间文化离不开团圆、祥和、平安和富裕这些概念，这是所有民俗的终极追求，也是民间美术千古不变的主题。 第三，民间美术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体系。这种理想主义的艺术，在表达方式上是情感化的，在艺术手段上主要采用象征、夸张、拟人等，在色彩上持其独有的生生观和五行观。由于民间美术多用于生活的装饰，符号化和图案化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再有就是广泛使用的与语言相关的谐音图像——这是我国民间美术最具文化内涵与审美趣味的方式。 第四，我国民间美术地域性，体现其无比丰富的多样性。传统的民间美术（尤其是乡土美术）是在各自封闭的环境中渐渐形成的。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不同历史、人文、自然条件，致使各地的乡土美术有其独自的表现题材、艺术方式与审美形态。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这种地域个性鲜明的艺术，便成了独有的文化财富。 第五，还有一点很重要：它是手工的。手工是一种身体行为，手工艺术是人的情感和生命行为。手工艺术处处体现着艺人的生命情感，机器制作是没有的。在进入工业化时代，手工技能的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遗产。 民间美术的发展并不等于成批地进入市场。不是所有民间美术都可以像汽车工业那样“做大做强”。俄罗斯民间美术被产业化的，只有套娃和彩绘漆盒，埃及也只有纸莎草画。艺术品过于泛滥反而失去魅力。所以发展民间美术，不能贪大求快求多。 首先是民间美术要为整个民间文化的弘扬服务。我国的许多民间美术都是民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比如婚丧民俗，再比如节日民俗，都有许多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美术品。由于时代生活及其方式的改变，已不适用。比如由于现代家居装修的改变，没有对开的大门了，原先那样的成双成对、驱邪迎福的门神已无处可贴；而且现在的门框太窄，对联难以应用；再有，手工年画也无法像以前那样粘在墙壁上。可不可以做些改良呢？比如把门神作为一种传统的吉祥图样，改成小型单幅，装饰在门心（房门的正中）上，行不行？这两年春节时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生肖剪纸”，专门贴在门心上。比方今年是猴年，刻一只聪明活泼的猴子的剪纸贴在门上，明年是鼠年，再换一种聪明机灵小老鼠的剪纸。年年更换，惹人喜欢，很受欢迎。这种生肖剪纸过去是没有的。但它的出现，既弥补了门神的缺失带来的节俗的缺失，又为剪纸找到一个新的“生活岗位”。民间美术本来就是民俗用品和生活文化。离开民俗就如同离开母体，孤立难存。民间美术要在设法丰富和加强民俗生活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近十多年来，天津的剪纸市场（天后宫剪纸）之所以蓬勃发展，主要是剪纸艺人千方百计与生活所需紧紧拉在一起。比如这两年，一种两三厘米见方的福字很流行，它是专门贴在电脑屏幕上方的。别小看这小小的福字，它可以使数千年的情怀一下子将当代的生活点燃起来。它还使我们明白，在时代转型期间，其实不是人们疏离了传统，而是传统的情感无所依傍，缺少载体。如今，传统节日将要成为法定休假日，传统节日的复苏，使民间美术有了很宽广的用武之地。 接着还有一个问题更重要，传统民间美术到了今天，除去使用功能和审美功能之外，还有别的功能和价值吗？其实在传统民间艺术由生活中的应用文化渐渐转化为历史文化时，它已经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在文化上质的变化。它由日常使用、司空见惯的寻常事物，悄悄转为一种历史的纪念、标志、符号、记忆，乃至经典。就像马家窑的陶器，原来只是再寻常不过的盛水的容器，现在却被视为尊贵，摆在博物馆的玻璃柜，还要装上报警器保护起来。现在不是已经有人开始把老皮影、手工版画、古代女工的绣片、朱金木雕的千工床上的花板，装在考究的镜框里，用来装饰豪华的酒店吗？据说对这种古老艺术品感兴趣的多为外宾。他们把这些艺术品当做东方古老文明一些美丽的细节。但我们自己为什么没有这么看这些昨天的民间美术？也许这些东西离开我们的生活还不久，我们还不能“历史”地看待它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会渐渐将它们珍视起来。这就是说，传统民间美术到了明天，不再是能不能被应用，而是要转化为一种历史记忆和文化经典。我们的民间美术工作者是否能够走在时代前面，用一种新时代的角度与观念来对待这些传统文化，让这些古老的民间艺术以另一种——遗产的形态重新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这是顺应时代转型的一种积极的方式，也是我们必须转变的观念。文化的转型和文化观念的转变应是同步的。最理想的是超前，最糟糕的是滞后。观念转变了，眼前的路就会无比宽阔，转型就容易得多。 再一个问题，是将民间美术与旅游文化相结合。我国现阶段旅游纪念品千篇一律，已是旅游事业中的大难题。旅游纪念品最大的特点与价值是，只有在旅游当地可以买到，到了其他地方就绝对买不到；反过来说，即使能买到也没人买。比方在巴黎附近的奥维和梵·高故居可以买到一种特别的干花——梵·高爱画的向日葵，这在巴黎圣母院是买不到的。倘若圣母院有向日葵卖也没人买，因为向日葵在巴黎圣母院没有任何纪念意义。从这一点说，民间美术最能成为旅游纪念品——这是由民间美术的地域性所决定的。乡土艺术尤其如此。如今我国已经有一些地方的乡土美术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纪念品，十分受欢迎。比如蔚县的剪纸、陕西陇东的布艺、南阳的泥泥狗、武强年画、苏州刺绣等。但为数不多，主要是因为现阶段人们对这些民间美术的“开发”，很少是从旅游文化和旅游者的心理需求考虑的，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乡土美术在旅游文化中的特殊价值，或者还不知道怎样使乡土美术成为当地旅游文化的一部分。这也是文化转型中一个重要的话题。这项工作我们准备召集专门的会议研讨。 上述谈了几方面的想法。这里有个关键问题，是谁来做？当然，民间艺人是主角。民间艺术的创造者是艺人，艺术当然首先是艺术家的事。民间艺术本来就是从民间艺人心里生发出来的。 然而，把所有难题都放在艺人身上是不行的。为其打开思路、排难解忧、建言献策是文化学、民艺学和美术设计学的专家学者包括学习这些专业的学生要主动承担的。 这因为，民间艺人是在长久的封闭的天地一隅之中代代相传，他们对外界的信息所知有限，对自己艺术的价值也并不十分清楚。当今民间美术面临的现代文明的冲击，空前猛烈，猝不及防，同时商业化的“话语霸权”又是不可抵抗。身在田野的乡土艺人恐怕来不及想明白，就已经被这文明更迭的风暴吹得晕头转向。如果完全凭仗他们一个个人单势薄的力量，很难完成这一时代性的转型。比较而言，城市的传统工艺由于原本就生存在市场之中，凭仗着材料的贵重与工艺的精湛，仍在市场里有一席之地。而对于以草木砖石为材料的乡土美术，谁能看到其文化价值和遗产价值？这必须由当代的专家学者——文化学、美术学、民俗学以及旅游方面专家学者出手相援。这也是我们一再呼吁专家学者把书桌搬到田野里去的最深切的缘故。 我国民间美术博大精深，灿烂多姿，但这是过去。今天我们的民间美术正在翻越一座大山，这大山就是转型，而且是全方位的转型。既是民间美术赖以存在的生活与社会的转型，也是它的应用方式和存在性质的转型。但面对这座高山时，我们大家一个也不能缺席，还要一起努力来翻越。翻越大山决非易事，单是传统审美与时代审美之间的问题怎么解决，就不是小事。可是如果翻越过这大山之后，最终只剩下少数的民间美术和不多的民间艺人，后世之人就一定咎罪于我们，责怪我辈的无能。我们不能坐等后世的口诛笔伐，而要迎上去，帮助我们的民间美术翻越这座时代转型的大山，让历史之花开放到未来。 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ounaroti， 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绘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和诗人，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最高峰的代表。同时也是各国艺术家的佼佼者。 
俄罗斯美术再认识【内容提要】今春在上海举办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作品展》对于了解俄罗斯美术的现状，探讨近十年来涌现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美术思潮的起源、表现、性质和命运，研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造型艺术研究的学术动态，显然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关 键 词】俄罗斯/美术/认识 当我审视来自远方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作品时，一系列的问题油然而生：如何以一个开放式的语境去剖析俄罗斯美术？新的俄罗斯美术形式如何体现绵延至今的历史“现实主义”精神？究竟什么样的“现实主义”艺术形式才能真正切入当代？如果俄罗斯造型艺术仅以民族本土性（如俄罗斯传统中的圣经、神话内容）来应对当代社会是否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而造型艺术的形式本身与时代性之间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由此引出的种种思考，将是本文论述的主旨。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作品展，对于我国美术的影响是否能达到1957年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展出巡回画派巨匠们的作品所引起的轰动？我国众多艺术创作者能否从中把握俄罗斯以及世界当代艺术的脉搏并加以发挥？换句话说，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作品展究竟获得了多少“展览”的实质意义，这也是今天我作此阐述的动机和目的所在。俄罗斯文化艺术的历史位置 俄罗斯还在十世纪基辅公国时代，就与欧洲发达的拜占庭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基辅公国在公元988年接受拜占庭的基督教为国教，通过宗教影响，拜占庭的圣像画源源不断地流入俄罗斯，这为十七世纪后肖像画发展打下了基础，画面开始重视ts和质感的表达。十八世纪彼得大帝在政治上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俄国从封建农奴制迅速向资本主义过渡，在俄罗斯全面“欧化”过程中，肖像绘画在这一时期色彩仍然比较单调，构图也缺乏变化。至十八世纪中期后叶卡德琳娜即位，大量艺术家出国学习，国内缺乏教师，遂请来法国、意大利、英国艺术家来俄教授，这一时期的建筑装饰艺术及肖像绘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构图开始变得宏伟，画面表现无疑也受到了当时欧洲的影响。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崇尚文学绘画的习俗颇为风行，俄罗斯艺术开始升华。文学方面，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等大文豪降生，他们揭露丑恶的社会现象和畸型的人际关系，尖锐而敏感地揭示了生活现象的本质，是十九世纪后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后又出现了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倡导的“现代人”杂志。音乐界也出现了由穆索尔斯基等组成的为俄国民族音乐而奋斗的“强力集团”。美术界也紧跟文艺界动态和思潮，参与了当时的社会运动。六十年代具有民主主义思潮的艺术家们发展了菲多托夫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在创作中记录了俄国社会的弊端，提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一时期俄国巡回展览画派的彼罗夫(1833-1882)的“送葬”、“复活节的宗教行列”、“沙漠中的基督”等表现出了人们应尽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其抒情的画面、凄凉的意境与屠格涅夫笔下的人物形象有着密切的关联。列宾(1844-1930)是巡回展览画派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库尔斯克省的宗教行列》描写了十九世纪后期俄国的现实生活形态。苏里柯夫(1848-1916)在历史题材的绘画领域内也做出了杰出贡献，如在《近卫军临刑的早晨》这幅名作中，他把近卫军、莫洛卓娃、米西柯夫放置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中，以此揭示他们复杂而微妙的精神世界，使人物形象具有不同寻常的悲剧深度和力量。这一时期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鼎盛时期。期待新艺术样式的诞生 十九世纪末期，巡回展览画派已失去了昔日“批判现实主义”的动力，创作上也日渐趋于保守，缺乏新意。这一时期的整个社会背景是俄罗斯处于动荡时期，艺术风格也一直受到谢洛夫等绘画的影响，巡回展览画派已不再能左右俄罗斯画坛。然而，同期欧洲的艺术运动却极为活跃，从而再一次影响了当时俄国境内的青年艺术家们，彼得堡一群青年组织了一个名为“艺术世界”的社团，亚历山大•贝诺斯开始号召当时的青年艺术家们有计划地向欧洲（特别是法国、德国）学习，“艺术世界”杂志开始传播外国艺术信息，给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艺术思潮带来了活力。“艺术世界”在俄国的出现，对二十世纪前期俄罗斯绘画起到了冲击作用，直至对后来苏联时期的绘画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不仅对俄罗斯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一次大震动，它震撼了俄罗斯艺术家的心灵（也暗示着前卫艺术活动的接近终止）。他们开始在一个新的令人兴奋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寻觅人民所需要的艺术样式，并创造出一批歌唱祖国、颂扬人民、保卫和平的作品：如为我国人民所熟悉的卫国战争时期的宣传画，雕塑《铸剑为犁》，油画《末日》（注：《末日》的作者名是三人的联合署名，那个时期有许多这样的创作小组，并不全是自发的，艺术创作的功用可见一斑。），莫依钦柯的《红樱桃》、《红军来了》、《通讯兵》，雅勃隆斯卡娅的《春天》等。亦有一些艺术批评家认为这一时期的苏联美术领域所显现的“实利主义”、“生产本位主义”比一般纯粹美学的探索更为重要。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现实主义以及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对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今日美术领域的走向有着相当的影响，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现实主义”创作方式仍然是目前我国美术创作的主流。同样，俄罗斯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也不会在“休克疗法”中瞬间消亡，基础扎实、讲究功力的学院派更是如此。如果我们把此次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作品展（注：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作品展于2002年4月4日——5月5日在上海金茂大厦展出。）和一九七七年巴黎的六十年来苏联绘画展作一系统考察，再联想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俄罗斯土地上所发生的文学艺术转型的中途夭折，我们是忧喜参半：令人扼腕的是今日俄罗斯艺术多样式多流派终究没能像当年那样辉煌于世，而令人欣慰的是其“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至今仍在这块土地上熠熠生辉！来自欧洲艺术运动的影响 与十月革命时期相并行的巴黎画坛则延续着艺术变革的火种，艺术展览一个接一个，出现了“蓝骑士”、“红方块牌中的仆人”、“驴尾”、“靶子”、“军人”和“维纳斯”等艺术展览与团体，风格也从“新原始主义”、“表现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新朴素派”、“极限主义”演变至“结构主义”，这些画派又倾向于“未来主义”，追求表现四维空间的“黑色方块”、“绘画上的零度”以及“绝对主义”理论，由此产生了“几何抽象”等理论。与此同时的康定斯基是俄罗斯该时期活跃在欧洲画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亦是世界现代美术史记录的先驱之一。同时，俄罗斯的塔特林在1920年完成的《第三国际纪念模型》——这是一件以木质为主的螺旋形塔梯，使当时苏联的造型工艺在现代具有领先地位（指当时欧洲的现代艺术及工艺设计运动）。塔特林的各种物质材料的文化理论影响了“结构主义的诞生”。此时左倾形式主义运动也逐渐高涨。虽然俄罗斯没能继续与欧洲共同上演现代美术史上的精彩剧目，但在人类艺术追求本质的过程中，俄罗斯绘画艺术在美术史上也以它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从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到苏俄“现实主义”美术运动的历史功绩，都在人类艺术史上留下了足迹。那种深沉的“人道主义”情结，那种深情、挚爱，那种鞭挞丑恶、崇尚人性为本的精神力量为以后的“现实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关于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绘画的几个问题 仅从几件作品来评定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艺术风貌往往容易流于形式与技能的审视，同时也不宜仅从某一理论或者固定的审美观来评判这一展览。尤其是因为近十年来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处于一种极其动荡不安的状态，就更应从作品与社会现实、作品与人互动的角度来评判艺术。换句话说，评判本身即是一种文化批评、一种哲学。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美术所展现的当代美术精神。 1、人文关怀。苏联解体至今已有十一个年头了，岁月的更替、生活的变迁、社会的动荡与冲击改变着人们的命运和思维模式。“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是指沙俄时期批判现实主义至苏联现实主义传统之后近十年间的“现实主义”新生代画家们，他们自然是传统现实主义画派的延续。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现实主义新生代在主题与形式上作为一个画派的演化过程与延续，是否还具有当代“现实”意义；在技术与形态上，他们好像从未放弃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从未放弃艺术的真诚追求，但是历史、现实生活、民族的命运、人的生存状态是否依然在他们的作品里得到“人文”的关注？从这几位画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学院派崇尚经典的始终如一的创作理念，古典的样式、前辈的表现语言在不经意中表露无疑，他们的基本功无疑是扎实的。尤里•戈留塔，笔触豪放不羁，表现出一种洒脱的情绪，具有强烈的表现意识；拉长的人体、线面相互交错的处理手法，无不流露出前辈画家巴巴（注：亚历山大•贝洛夫斯特2001年被选为俄罗斯艺术科学院院士。）、莫依钦柯的程式，他对前辈的技术传承几乎到了不折不扣的地步。但是，其众多的肖像画神情如一的漠然样子被一些评论者渲染成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笔者对此则不敢苟同；亚历山大•巴戈香追求深度和力度感，确实凝重而厚实，其压扁的人形与布满画面的构图及简化的色彩关系似乎在述说着某种压力下的不快，其样式延续着八十年代一些作品的风貌。还有一些宗教题材类作品，画家在自己的色彩世界里诠释着古老的信念，似乎当下俄罗斯掀起的宗教热使画家找到了灵魂的归宿。亚历山大•贝洛夫斯特把历史上以神话为体裁的传统观念在历史的范围内用于重塑历史画的格局，其以圣经、神话的一贯认知为基础是符合历史的，但是否具有真实的当代“现实”内涵就不得而知了，他的作品是形式变化最多的，但在个人风格上似乎没有找到合理的承继形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把握能力堪称一流，也是笔者最为欣赏的一位。作为大师，他可以让授予他荣誉的人们感到自豪，作为一代艺术家的典范，他应在时代与艺术的坐标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总而言之，在充分领略俄当代画作赏心悦目的景象的同时，可以发现上述几位画家似乎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缺少对当下问题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视角”的参与。当然，展览是值得一看的，毕竟多少年没有一个像样的俄罗斯（包括前苏联）画展在我们这块曾经对其顶礼膜拜的土地上展出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它们的了解也就是对我们自身的审视。 2、时代特征。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画家确实有着很大的探索勇气和创作精神，试图创作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审美情趣的艺术样式，他们好似同样坚守着伟大的“现实主义”原则的底线，捍卫着伟大的“现实主义”旗帜。但是，他们所遇到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在他们的画中亦可以看到某些其它艺术样式的运用，这得益于八十年代开放语境的熏陶（注：80年代，戈尔巴乔夫改革开放政策，也促使了文化艺术界空前活跃。）。而在九十年代，他们眼前的种种变化与现实却只能通过传统的“现实主义”题材搪塞时代，哪有当年列宾、苏里柯夫的睿智与气慨。这种远离现实的“现实主义”不再是真正的当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然而，“现实主义”艺术仍然在那些“新生代”艺术家们的作品中得以体现，每一代“现实主义”新生代画家群体，从绘画传承角度为我们揭示了从帝俄“时代”到苏维埃时期一直到俄国“现实主义”艺术演化的历程，在秉承先辈写实主义画法的同时揉进其它的绘画样式，以求在新的视觉刺激框架中与受众共鸣，在这一点上，他们总能做到恰如其分。当然，他们的作品虽然延续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又吸取了一些其他艺术样式成分，但他们所反映的生活视角，是假视的、游离于现实社会背景之外的——传统的永恒生活主题是否被赋予了新的精神内涵以及社会职责，宗教的宣扬是否真正缔造出了现代社会大众的意识所在，习作式的肖像是否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消极的人生观，等等。在创造性语言的表达形式与技术的造型能力与形式美感上，还留有苏联时期的表面表现形式，这种“述而不作”式的传递也许正好是一种常态。然而作为“浸润于规模空前的对百年前的文化转型期精神氛围的体验与思索”（注：弗兰克：《白银时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的俄罗斯文化人，其作品理应给人以更多的对当今的理解与思考。“画展”作为“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的典型表现是否具有代表性？在质疑的同时，我们不得不为这一“新生代”群体的回避现实与失落状态寻找一种解释：“他们尚处在苏联解体、苏联文化解构的余震之中，他们正面临着‘一切都翻了身’、‘一切尚未安顿下来’的又一次转型关口”（注：弗兰克：《白银时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假如这一解释能够成立，那么“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的标签将在往后的作品中，以不亚于当年巡回展览画派对世人的震撼来揭示一个艺术新时代——一个自信、开放并有民族凝聚力的、为复兴俄罗斯而创作的艺术时代。然而，从新生代的画展中人们恐怕还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气息。启示 毋庸置疑，充当人类重新认识“真、善、美”的社会良知和灵魂仍然是当代艺术家的文化使命，就像相当多的题材是关于“环保”和“恐怖主义”等当今世界最为敏感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一样，它们深入到了人的内心深处，刻画了人的复杂而又微妙的精神世界。而这些“新生代”艺术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是否真正具有深厚的民族精神和人道主义审美亲切感的那种魅力呢？假如让我们再一次游历莫斯科特列采恰可夫斯基国家画廊，穿梭于七十七间硕大的展厅，崇敬之情即油然而起。那里悬挂着俄罗斯与欧洲几乎所有重要画家的作品：毕加索、梵高、康定斯基、莫奈、库尔贝、鲁本斯、苏里柯夫、列宾、赛罗夫等等等等，这样的陈列与观照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参照，它至少告诉我们，在宣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俄罗斯艺术曾经与世界水乳交融、并驾齐驱。如果俄罗斯艺术曾经如此，那么俄罗斯绘画大师善于与同时代的世界沟通的高超本领，理当亦应是传统继承的重要特征，因为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怀有较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民族自豪感，这种在封闭环境中培育起来的情感往往是盲目的、偏执的。俄罗斯学者指出：“‘苏联范式’无法从民族意识中排挤出去，因此在今后的年代中，俄罗斯民族意识仍会保留‘苏联基调’，这个基调现在和将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俄罗斯人自我认同的性质”（注：李英男：《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民族意识》，《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1期。），“新生代”画家的意识是否能独立其外，真正“新”起来，看来还是一个有待努力的前景。重新回顾一下俄罗斯美术，将会使我们对我国当代美术发展态势进行新的思考与认知，同时我们也将思考如下问题，即当今俄罗斯美术的状态和发展态势是否还存有诸多问题，那个曾经辉煌于世的俄罗斯美术，还能继续保持和发展它的深厚的潜力吗？作品存在的价值自是毋庸置疑。但平心而论，若要回顾与审视当下作品的内在意蕴和成熟度，看来也有欠火候。绘画展所反映的一个明显问题是，倘若缺乏对现代艺术的深度了解，就会屈服于只是表面技法的艺术样式。至于强调现代精神、现代艺术的原则性，则理应包含对艺术本质的说明，而不能像一些俄新生代画家那样只在感性的漩涡里打转。 在经历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艺术对我们的重大影响，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西方艺术思潮的冲击与洗礼，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再来关注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画派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以及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美术思潮的起源、表现、性质和命运。通过研究解体后的俄罗斯艺术动态，重新认识俄罗斯美术，不光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正在转型中的俄罗斯的精神界面，而且从中俄美术交往的相互观照中去体味我们自身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大概这就是我从所观看的展览会中得出的一点感悟吧。尽管这可能已经超出展览举办者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