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d0912
推荐到OA图书馆。输入英文关键词即可。 
竹林七贤啊!那是一个时代的风骨。史海浩瀚,人若繁星。每当拿起史书阅读,在历史的银河里,仿若与星星呢喃或与心灵在对话 ,不禁感叹,华夏民族之伟大,风流人物之辈出。读不完,说不完,更写不完。当我们眼眸停留在历史长河的某一段,要么被其汹涌浪涛所澎湃,要么被之潋滟的波光所迷幻。魏晋风,这股怪异的风,掀起的波浪连史学家、语言学家的记载都少不了用这“风”字: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不可否认魏晋是个乱世,是个无序的黑暗时代,因此就出现了一批祈盼太平、祥和的历史人物,其中也涌现出不少文人骚客,但在这黑暗政治、曹氏司马氏争权夺利的狭缝中,文人生存确实不易,稍不慎就会被杀头。何晏,玄学的创始人、哲学家、诗人,被杀;张华,政治家、诗人、《博物志》的作者,被杀;潘岳,诗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被杀;谢灵运,中国古代山水诗的鼻祖,被杀;范晔,写成了煌煌史学巨著《后汉书》的历史学家,被杀;……还可列出很长。当文人从这血雨腥风中回过神来,不得不考虑生命的存在方式。“竹林七贤”就是在这狭缝中苟且偷生(可嵇康没能幸免,被杀),因此他们虽崇尚老庄,崇尚自然,追求理想的美好境界,但还是不得已采取借酒消愁,纵酒佯狂,放荡不羁,任性而行来避开政治纷争漩涡。“七贤”中表现明哲保身和与当政间采取不合作又不斗争态度,让自己完全将世事、烦恼放下的数阮籍为最。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尉氏)人,其父“建安七子”阮瑀。阮籍容貌俊美,文采飞扬,嗜酒豪饮,放荡不羁,其行为往往惊世骇俗。作为一个文化人,即便崇尚老庄,也不至于放浪形骸,但是,他又能有何为呢?!其实他对历史感和文化感是有苦楚的,他虽没说,但我们也能从其行为上揣测出。他喜欢一个人驾着木车游荡,木车上载着酒,没有方向地行驶。高低不平一路颠簸,酒坛摇晃人也摇晃,时不时饮上一口。马停了,定睛一看,路走到了尽头。真地没路了?自问,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号啕大哭,哭够了,持缰驱车向后转,另外找路。另外那条路走着走着也到尽头了,他又大哭。走一路哭一路,荒草野地间谁能听见,他只哭给自己听。有一次,信马游缰地闯到了河南荥阳的广武山,这是楚汉相争最激烈的地方。山上还有古城遗迹,天风浩荡,落叶满山,他徘徊良久,叹一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竖子”是指谁?刘邦,也许是也许不是;司马氏也许是也许不是,此叹让后人一直评说 。倒是史书记载此事,可以让人至少确证的是,他悲哀其生不逢时和对时局心存怨望。阮籍一生比起嵇康来说政治遭遇并不险恶,得益于他的悟感。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是亲眼目睹了的,一幕幕的血腥惨剧仿若眼前,对生命的极度卑微和极度珍贵让他谨小慎微。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只得明哲保身。正始之音之《咏怀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抱负,以借古讽今,以借游仙讽刺世俗,以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其间司马昭、钟会多次问他一些时政问题,或是真想听听文人的看法或是探查文人意识动态或是想趁机找出差错来治他的罪,总之,阮籍“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或以大醉而豁免,最终让司马昭不得不佩服“阮嗣宗至慎”,以致对他放心。联系当今,文人多么需要宽松环境,难怪“文革”时文人噤若寒蝉……( 文章阅读网: )阮籍在少年时天赋秉异,八岁就能写文章,就会弹琴长啸,其志向远大,以古代贤者为榜样,可偏偏遇到乱世,只得隐含收敛。“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想阮籍就更加知晓。司马昭权力斗争获胜,为了笼络文人,也拉拢阮籍,想和他结为亲家,阮籍为了躲避这门亲事开始每天拼命地喝酒,每天都是酩酊大醉,不醒人事,一连60天,天天如此,那个奉命前来提亲的使臣根本就没法向他开口,最后,只好回禀司马昭,司马昭无可奈何地说:“唉,算了,这个醉鬼,由他去吧!” 司马昭也希望阮籍出山为官,但每次都遭他拒绝。真正严格来说,拒绝的也不彻底,他又能拒绝彻底?!哈哈,有时他倒还心血来潮,也想做做官哩!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对司马昭说:“我曾经到山东的东平游玩过,很喜欢那儿的风土人情。”司马昭一听,立马要他到东平去做官。无奈,阮籍骑着毛驴到东平之后,察看了官衙的办公方式,东张西望了不多久便立即下令,把府舍衙门重重叠叠的墙壁拆掉,让原来关在各自屋子里单独办公的官员们一下子置于互相可以监督、内外可以勾通的敞亮环境之中,办公内容和办公效率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除此之外,他还大刀阔斧地精简了法令,大家心悦诚服,完全照办,百姓爱之赞之。可这也仅仅做了十天“东平相”他就不情愿干了,回了家。后人评说,这是他正儿八经的有所作为的十天为官。李白对阮籍做官的这种潇洒劲头钦佩万分,曾写诗道: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倒是他怎么也想不到后人对其当年骑在毛驴上稍思的施政方略,竟然流传千古,还大书特书;更想不到时过近两千年还能与当今政策制定者的“公开透明、互相监督”政策高度吻合。更有趣的是阮籍居然向司马昭要官,明确要担任北军的步兵校尉。其唯一理由,他打听到兵营的厨师特别善于酿酒,而且还打听到有三百斛酒存在仓库里。到任后,除了喝酒,一件事也没有管过。在古代,官员贪杯的多得很,贪杯误事的也多得很,但像他这样堂而皇之纯粹是为仓库里的那几斛酒来做官的,实在绝无仅有。试想如今跑官要官的哪个是为了窖藏的几斛酒?即便乡、村芝麻大官员也不会稀罕。这可能就是魏晋之风 ,这可能就是“竹林七贤”的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吧!好好看看,。看完了,想到什么, 写下来。然后整理一下,大概就可以了。
本人的练笔之作,评价刘邦,应该是番外内吧!!! 大风气息云飞扬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是历史上争议颇多的一个皇帝,他出生贫贱,品行不端,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尽然最终开创了一个王朝。纵观史记,司马迁虽是汉代人,却并未对这位开国皇帝推崇备至,甚至有点不屑,与《项羽本纪》一对照,更觉刘邦仿佛一个无赖小人、地痞流氓,本为其手下败将的项羽却显得豪气吞山河,顶天立地,宁折不弯,光耀千古。刘向,班固赞《史记》“不虚美,不隐恶”之语基本上就是从司马迁对刘邦的描述中得出的结论,而后人常常忽略了他的不虚美,仅仅看重他的不隐善,这样由于太史公的史家绝唱,让这位开国之君一直都处于极为尴尬的地步。后世晋代阮籍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更堂而皇之宣称“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难道刘邦果真如此的不堪吗?后人对刘邦的诟病,大多都集中于三个方面,即贪婪无能,刻薄无情和不守信义。 其一,贪婪无能。首先贪财好色,这可以说是封建君主的通病。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中,坐在龙椅上的人是有权力去这样做的,四海之内,以万民养其一人,若是与和尚一样清心寡欲,那还真是不正常了,退一步说,即使是贤明如太宗者,也有曾经因为大修宫殿或者大修陵墓,与臣子发生过争执。而刘邦仅仅是在秦王朝宫殿的废墟上建造了未央宫而已,比之商纣酒池肉林,秦皇长城阿房,刘邦实在是奉行了勤俭持家。《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刘邦至咸阳后,“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面对如此的诱惑他却是于民众约法三章,窥一斑而知全豹,其所图者大,其志不在小。 再者无能,且说刘邦手下人才济济,他一个武不能张弓,文不能提笔的无赖,怎么就驾驭了这么一大帮子人呢?若说无能实在是有些勉强了,他手下的文臣武将难道都会跟从一个无能之人,随他出生入死,舍命疆场。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才能,刘邦的能力就是发现人才并且合理的使用他们。本身就是一种难度很大的工作。专业人才不一定是好的领导,而好的领导本身就是人才,敢于大胆任用在某些方面比自己能干的下属,这就不简单。《高祖本纪》中一段话十分经典,“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观之当今社会众多上司对于下属的任用十分的不合理,他们一面要求下属具有能力,又不愿意下属的能力在自己之上,许多领导不敢用人,惟恐下属超过自己,比自己能干,比自己有威望,于此中可见刘邦的能力及气度,的的确确是非同一般。 其二,刻薄无情。世人非议最多的地方是刘邦兵败彭城,奔逃途中,将亲生儿女推下车,只顾自己的行为。《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看起来刘皇帝对儿女的顾恋还不如一个臣下。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当时的情况,数千追兵,紧追不舍,而己方只有一个夏侯婴,如果此时不果断决定,被追上是无人可以活命的,难道非得让刘邦抱着一双小儿女痛哭着面对屠刀。在如此的环境下个人的英雄主义是最要不得的,刘邦做出的是最为有利的决定。而且,追兵的目标是刘邦,跟在他身边无疑是最危险的,让儿女们与自己分开,可以说是减轻了他们的危险。况且项羽妇人之仁,对无辜幼童应是不会下杀手的,若刘邦是看透了项羽的本性了而兵行险招,那刘邦更值得敬佩,在如此的紧要关头,还能做出这般精密的部署,真真不简单呀。 至于刘邦建国后对功臣的态度,那只能归结为君主的御下方式,并不能说他是刻恩寡情之人,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朱元璋杀蓝玉,徐达。在一个稳定的王朝中,需要的是忠臣,而不是权臣,那些所谓的开国元老们,大多都是门生遍布朝野,长久以往必然朝局不稳,主弱国危。作为开国之君,刘邦所要做的是为后世之君留下稳定的政治局面,而不是一大堆功高震主的臣子。 再看不守信用。刘邦与项羽订立盟约,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但项羽撤军后,刘邦毁约追击,此为一;立国之后,分封七个异姓诸侯,但先后诛杀且手段残忍,此为二。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既要看主观动机,也要看客观影响。荆轲为民请命,刺杀残暴的秦王,可一旦他刺杀成功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放慢,老百姓还得回到那种征战不休,哀鸿遍野的生活中,这样看,刺秦是对的吗?隋炀帝为了个人享乐,为了自己下扬州,下令开掘大运河,可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促进了交流,发展了贸易,造就千年的繁荣。所以,有时候,动机和影响是不一致的。刘邦违背盟约,使战争提前结束,使国家重归统一,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刘邦诛杀功臣,消除了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内的隐患,使国家平稳过度,这些对于个人而言,则是不守小义,但对于国家、人民而言,则是大大的善举,泽被天下,造福万民的好事。 若把这些放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可谓是卑鄙,但是“卑鄙”一词适用于君子,不适用君王。君王所做之事根据利益而变化,他所采取的行动要收获最大的利益,如此方才能国富民强,不为外人所欺。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从泗上,即号沛公。啸命豪杰,奋发材雄。彤云郁砀,素灵告丰。龙变星聚,蛇分径空。项氏主命,负约弃功。王我巴蜀,实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东。氾水即位,咸阳筑宫。威加四海,还歌大风。”———司马贞《史记索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