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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国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近代地质科学的故乡，不在东方，也不在中国。然而，20 世纪初叶，在中国科学史上是值得记忆的时期。因为，在世界风云动荡、社会思潮涌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快速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地质科学应运而生了。而且，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中国地质事业进入到她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也走入了国际地质科学发展的行列之中。短短的 20 年，中国的地质科学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发展，有诸多因素促成了这个过程的实现。诸如，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 中华民族不屈的民族精神在抵御外辱、振兴中华的奋斗中，自强自立的支撑作用; 优秀知识分子振国强邦科学救国的崇高信念; 中国地质机构的设置和地质教育的开展，等等。毋庸置疑，在这个过程中，丁文江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之一。学以致用 循师承自然将丁文江作为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是指在 20 世纪初叶，在中国，国人以科学方法进行地质调查的学者还不多见。在丁文江之前，另一位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章鸿钊曾以《中国杭州府及邻区地质》为题，开展了区域地质调查，成为中国学者自行调查中国区域地质并写成论文的第一人。在章、丁二人之前，用黄汲清先生的话来说: “还有几位中国地质学人走在章、丁、翁之前，他们是邝荣光、张相文、王宠佑、顾琅。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他们都多少写了一点有关地质学的文章或做了一点地质工作，但为期甚短，影响不大。”丁文江1911 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获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证书回国。当船行至越南海防时，丁文江便弃船上岸，开始了他在中国大地的第一次地质考察旅行，途经云南、贵州、湖南诸省，沿途考察地质地理及风土人情。他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凡是有志于地质科学的人必须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要亲临其境，拜自然为师。同时，丁文江把这次考察作为自己今后从事地质科学事业的一次亲身体验，以此考验自我献身科学的意志和毅力。从这次考察开始，丁文江在后来的地质生涯中，走遍山川大地，一次次地证明了他做事做人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和言必行、行必果的科学态度。丁文江一生曾多次成年累月地进行野外地质考察，除去他的地质调查成果之外，丁文江从精神层面上向有志于献身科学事业的人们展现了他作为一位地质学家所具有的严谨的科学认知态度和坚毅的科学奋斗精神。1913 年丁文江与梭尔格、王锡宾进行了一次长达月余的正太铁路沿线地质考察。其后考察结果正式出版，成为中国地质工作者第一次出版的区域地质报告和图件。1914 年丁文江只身远赴云南、贵州、四川进行地质考察，时间长达 10 个月之久，成果颇多。要提及的一点是丁文江对徐霞客的研究和对 《徐霞客游记》的编订过程，完全是以科学家的科学态度进行的。他不仅仔细阅读了 《徐霞客游记》，同时身体力行重走了徐霞客考察之路，以自己的实践来修订前人成果之对错，令人钦佩。为此他被后人称之为 20 世纪的徐霞客，丁文江当之无愧。丁文江以其科学的态度在地质考察中遵循 “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行为准则，更提倡了他一向主张的 “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的实践探索精神。这种尊重实践，求师于自然的行为准则，成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所具备的优良品质的一个组成部分。用而思之 求有的放矢作为一位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丁文江脚踏实地地实践，在林莽沟壑中穿行，在江河壕涧间跋涉，表现了他的求实精神，而科学实践的目的性又表现了他行成于思，求知问事，务求有的放矢的思维方式和实用态度。20 世纪初的中国，积贫积弱的中国向何处去? 何以救中国? 成为当时知识阶层思考的问题。丁文江亦然。丁文江留学达 9 年之久，深受西方科学与进步思想影响。他深知达尔文进化论自然选择的适者生存规律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因此，在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丁文江选择并践行了科学救国的道路。而这种选择形成于他不断的思考，形成于他对东西方科学、思想、文化的认识和比较，更形成于他办事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正如丁文江留学归国并未直奔家门而选择步行穿越云、贵一样，在丁文江的人生蓝图中，他已把自己融进科学救国、献身科学的事业中去了。丁文江的思想是明确的，做事是坚定的。他在地质考察过程中，脱去了西装，装上了假辫子，穿上了长袍马褂，留了小胡子，戴一顶瓜皮小帽，全然与平民无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装束普通的人，在他开始地质旅行之前，已经规划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宏图，并从自己开始坚韧不拔地迈出了坚实的脚步。对于这次考察，吴相湘在 《丁文江走遍全国探宝藏》一文中讲: “丁文江此次内地旅行可说是实事求是精神的首次表现，充分发挥其毅力勇气和观察力。……自平彝起步，丁即用指南针测草图，并用气压表测量高度。竟发现武昌舆地学会地图、商务印书馆最新中国地图，以及英法日文的一比一百万分之一地图，均根据清康熙朝天主教士所测地图做的蓝本。”丁文江通过考察发现了现行地图实为 200 多年前的资料。为此，丁文江感叹，与西方相比，中国在地理学上止步不前，实际已落后了先进国家 200 多年。正是有此感触，激发了他作为一位科学家不甘落后的激情，1934 年他与翁文灏、曾世英等人合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完备的现代地图册——— 《中华民国新地图》。该地图作为纪念 《申报》创刊60 周年而出版，震动了地学界，被称为 “国内地图改革第一声”。此图与当时世界上制图方法先进的地图相比毫无愧色，在国外被称为 “丁文江氏地图”( V K Tings's Atlas) 。1913 年的正太铁路沿线地质调查，丁文江通过实地考察纠正了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关于 “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在世界的销路来说，山西可以单独供给世界几千年。”的妄说。在 《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物报告书》中，丁文江指出: “以发现于地面者言，则不甚适宜于西法开采，盖矿质之分布约一定规则，且文江、梭尔格所见最厚之矿无过二尺者。”在考察中，丁文江发现山西的煤的确很多，但铁却不似李希霍芬所言那样。为此，他写了一篇 《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文章，对李希霍芬的错误认识和误导给予纠正。我们讲丁文江是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仅是就他所从事的地质科学事业而谈，当我们论及丁文江的科学思想和有的放矢的务实精神时，则就有了更进一步的含义。因为在丁文江那个时代倡导科学，倡导以科学态度从事科学的研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丁文江的言行，则对这种社会的需要做了最好的佐证。正如一位学者谈到的: “要科学在中国生根，有赖于专业科学家的推展，而丁文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正因他是个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个科学的播种者。”或许这正是丁文江审时问思，有的放矢的科学思维带给后人的一种启示吧!思之兼收 悟科学真谛丁文江 15 岁出国留学，9 年之后归国。他的少年、青年时代几乎都是在西方文化传统的熏陶下度过的，以至于生活习惯也被西化。然而，丁文江的思想在中西文化的交相影响下，产生出的是一种崇尚科学、为民族、为科学而献身的世界观和科学观。这一点又不能不论及丁文江以科学为至上、以民族为至尊的思想境界和宽阔的胸怀。黄汲清先生这样评论丁文江: “丁文江知识渊博，学通中西。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广交西方朋友，结识中国学人，因而他对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深入的理解。他不但是令人崇敬的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而且是一位人类学家、动物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全力提倡自然科学，特别是达尔文主义，但他对人文科学也表示极大的兴趣。丁文江先生已经过世 70 余年了。自他去世后，对丁文江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他对中国地质科学，他对中国科学发展的贡献和启迪，长期以来产生着积极的影响。丁文江在世只有短短的 49 年时间，倘若他的生命假以时日，丁文江的作用将会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这是一种美好的推想，成不了现实，但在这遗憾的惋惜中，丁文江已经成为中国地质界、中国科学界所公认的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正如李济先生评论丁文江时所说的: 从好些方面看，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它可以算是中国提倡科学以来第一个好成绩，……他是开创这种风气并且使之实现的人。”丁文江之所以能够成就他的事业和理想，除去学以致用、有的放矢之外，还要提及他思想活跃，视野开阔的思想境界，以至他能够深悟科学的真谛。有此三点，丁文江便是一位心中装着祖国、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以弘扬科学为宗旨献身科学的人。他可以脚踏实地去专心做某一事情，他又能运筹帷幄，有条不紊地做好几件事情。尽管他过早地离去了，但他留给我们的是不朽的丁文江精神，这种精神曾使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受益，曾令中国科学界鼓舞，对后人更是一种无形的鞭策。关于丁文江先生对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贡献，黄汲清先生曾排列了他在中国地质学上的几个第一:丁文江———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第一位地质教学机构负责人，即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所长;第一位发表地质矿产调查报告，并附有区域地质图的学者;第一位远征边疆的学者;第一位发表中国矿产资源论文的学者;第一位详细研究煤田地质，并建议进行有计划的钻探，从而获得经济效益的学者;第一位发表工程地质论文的学者;第一位用统计学方法研究古生物的学者;第一位以地质学者身份主持铁路勘察的学者;第一位发表 《矿业纪要》的学者 ( 与翁文灏合著) 。 
1917年，李四光获得学士学位。一年后，即1918年5月，李四光凭借《中国之地质》的长篇论文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1920年5月，李四光婉言谢绝了恩师的挽留和一家印度矿山公司的高薪聘请，毅然回到了祖国，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