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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目前，我们即将迎来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现在“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已经开启，而作为统领未来5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规划，我认为，“十二五”规划应明确提出“富民”的目标和任务。 中国每个五年计划或规划都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主题。所谓主题，也就是未来5年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当然，问题最后能否解决或解决的程度如何，取决于诸多因素，但在编制规划的时候，总有个相对集中的主题。具体到“十二五”规划，之所以应将“富民”作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提出来，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十二五”规划是新中国60年后的一次再出发。中国刚刚隆重庆祝了60岁生日，进入下一个甲子，应该有一个新的发展思路。 其次，“十二五”规划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而此次金融危机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题。 第三，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目前中国人均GDP首次达到3200美元，按照国际标准，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这一时期的发展思路肯定与过去不同。上述三点决定了“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十一个规划有着本质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过去的十一个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这当然不是说，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30年来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而是指相对于GDP的增长，作为整体的民众的富裕程度没有GDP增长快。何况，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中国至少还有一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另外，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都跟贫富差距和民众的普遍不富裕有着直接的关系。如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问题、消费和内需不足的问题，乃至一些群体性事件，都有着贫富分化的影子。贫富分化甚至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稳定。 所以，“十二五”规划政策的着力点应该转到把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和战略，围绕着如何“富民”问题，制定行动路线图。而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今天的经济实力也已经为解决“富民”问题提供了物质基础。民乃国之本。对于“民富与国强”的关系，是先有民富而后才有国强，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多少国家兴衰的历史也告诉人们，民富虽然不必然等于国强，但民不富，国家必然不强；即使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强，也只能是外强中干。只有建立在普遍民富基础上的强大，才是根本性的强大。因此，中国政府需要更新观念，在政策上，把“富民”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和任务。这就有必要在编制“十二五”规划时，制定一个长期的提高福利的战略规划，这个战略规划的目的，是为建立一个有竞争力和公平正义的福利国家打下基础。结构失衡根源在于政府主导经济 “富民”虽然是一个经济问题，但经济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治。事实上，改革以来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本身就有政治因素在内。为什么经济高速增长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得不到同步提升？症结就在于蛋糕的分配不合理。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成果的最大收益者不是普通群众，而是政府及其与公权力有关联的利益群体，以及资本利益集团和垄断国企的经理层与员工等。而政府之所以能够抽走国民收入的大头，并随心所欲地支配财富而不受监督，资本之所以能够压制众多的劳动力，原因又在于政府的权力过大。 中国传统上本就是一个大政府国家。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心中都存在一个大政府观念。所以，要在政府权力过大的情形下改变收入分配不合理状况，须将之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看待，否则，仅仅视之为一个经济问题，解决起来很难。 另一方面，尽管“富民”问题在未来5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非常重要，但毕竟不是事物的全部，不能代替其他问题的解决。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在官方看来，“十二五”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等诸种结构构成的结构难题。结构问题在中国来说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十二五”规划还是把它列为必须优先解决的头等大事，这说明，结构问题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造成的危害不能再延续下去。 
试论城市规划要点 引言城市规划的定义 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战略、建设城市的纲领、管理城市的依据。如何打造一个城市的风貌、建设一个和谐、生动、合理的空间体系，是现在规划建设中十分热门的话题。城市规划必须注重个性特征，城市个性是一个城市的特色，是独特魅力之所在，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千城一面、似曾相识的城市越来越多，城市的个性特色已湮没在程式化的钢筋混凝土之中，失去了城市的特色和魅力。 城市个性化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打好“文化牌”，彰显文化特征是十分重要的课题。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无论是历史文化名城罗马、威尼斯，还是现代国际大都市巴黎、纽约、芝加哥，座座堪称文化艺术宫殿、建筑博物馆，处处折射出城市的文化，走进这些城市，就仿佛走进了他们的历史。因此，在城市规划中必须处理好建设与继承的关系，在发展中传承历史文化。否则，城市一旦失去历史陈迹，犹如人失去鲜明的个性，得到的利益是暂时的，而遗憾却是永远的。 由于城市所处的空间地理位置、地形条件、气象条件和自然环境的不同，构成了不同的城市环境空间形态，提供了每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环境空间特性。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充分认识该城市的山、水、林和风景名胜等自然景观要素，发掘、保护、利用、开发、改造自然环境空间特色，在共性中找出个性，围绕个性建设特色城市。与此同时也要注重生态的和谐与持续发展的战略。 规划与人文精神 城市规划的人文精神是在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会议第四次会议发表的《雅典宪章》中提出的，里面提出的城市功能分区原则影响了现代城市规划将近半个世纪。这种功能主义的原则，一方面向古典建筑学派提出挑战，使城市规划、建筑开始从古典的放射、圆形广场一类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功能主义又使城市规划、建筑逐渐陷入机械主义，它刻板地分区肢解了城市的有机结构，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多方面联系，破坏了城市的地方特性，其结果是使城市形态单调、布局混乱、建筑雷同。尤其是功利主义的影响，城市空间因最大限度的商业性开发，破坏了城市生态环境，污水、废气、噪声、交通事故等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此城市在抛弃了人文精神的同时，便从“文明中最伟大的创造”变成了“文明中最大的破坏”，也给人类带来了生存危机。 20世纪60年代，重新关注城市的历史文脉、地域文化和人们的生活，城市规划中的人文理念开始复苏。与此同时，国际规划、建筑界人士开展了“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研究，并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城市人民”。这表明，城市人文精神将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复兴与再生，人文因素将是21世纪城市文明的灵魂。 人文因素在中国的造城运动中是历史悠久的。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就是中国城市运动中的代表作之一，彰显出皇权的气势和霸气。现代的城市建设也需要这种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在继承与发扬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为城市打造一种文化的底蕴。 1建筑是人文精神的表现 1990年6月2日，国际建筑师协会第十七次大会发表了《蒙特利尔宣言》。其开头一行是：“建筑是人文的表现，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形象。”世界建筑史表明，人类的建筑活动不仅是一项物质生产活动，而且还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一座城市的魅力，多数是由于建筑艺术的魅力营造出来的。建筑是时代的象征。希腊雅典卫城建于公元前5世纪，其中有世界著名的保护神雅典娜帕提农神庙。卫城建筑群是雅典这个黄金般的古典时期的纪念碑，是雅典全面繁荣昌盛的见证。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建筑主要是国家性的大型建筑，有些是专为荣耀路易十四或他的政权。这个时期建造的卢浮宫东立面、旺道姆广场、凡尔赛宫及园林，都体现了路易十四“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风格”。建筑语言常常是民族的语言，是凝固的民族精神，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香港大楼，他以“中文的构思、英文的设计”，使这幢大楼渗透着深刻的人文含义：塔身，象征着雨后春笋；风格，体现了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精神；楼的外表面，展示出宝石图案。有学者说，巴黎人民很大程度上是巴黎的建筑语言场教养、熏陶和塑造出来的。维也纳的建筑群及人文环境，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音乐大师；德国的一批具有艺术特色建筑群和浓郁人文精神的城市，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城市的建筑具有强大的人文精神功能，一座有个性和人文魅力建筑的城市能提示城市的广大居民，提升这座城市的文明素质，使这座城市有自信心、活力和发展的推动力。
促民生，保和谐，富民乃强国之根本。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肯定了过去的五年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在前者的奠基之下确定了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也就是“十二五规划”。目前，我们所面临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工作已经开启，而作为统领未来5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规划，作为一个大学生我认为，“十二五”规划应明确提出“富民”的目标和任务。“五年计划”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一部分，主要是对全国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为全国的各个领域做出规划。然而“民”作为一个国家的最基本因素故为重要，所以安民、富民便是国家制定各项政策、方针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通过对“十二五规划”的不断追踪学习，从一个大学生的角度来看，今年的十二五规划的亮点还是在于“民”。 民乃国之本。对于“民富与国强”的关系，是先有民富而后才有国强，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多少国家兴衰的历史也告诉人们，民富虽然不必然等于国强，但民不富，国家必然不强；即使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强，也只能是外强中干。只有建立在普遍民富基础上的强大，才是根本性的强大。因此，中国政府需要更新观念，在政策上，把“富民”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和任务。这就有必要在编制“十二五”规划时，制定一个长期的提高福利的战略规划，这个战略规划的目的，是为建立一个有竞争力和公平正义的福利国家打下基础。结构失衡根源在于政府主导经济。 “富民”虽然是一个经济问题，但经济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治。事实上，改革以来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本身就有政治因素在内。为什么经济高速增长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得不到同步提升？症结就在于蛋糕的分配不合理。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成果的最大收益者不是普通群众，而是政府及其与公权力有关联的利益群体，以及资本利益集团和垄断国企的经理层与员工等。而政府之所以能够抽走国民收入的大头，并随心所欲地支配财富而不受监督，资本之所以能够压制众多的劳动力，原因又在于政府的权力过大。 再者具体到“十二五”规划当中，之所以将“富民”作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提出来，这也是一个看点同时也是由它自身所必须的原因。通过学习相关资料总结如下：首先，“十二五”规划是新中国60年后的一次再出发。中国刚刚隆重庆祝了60岁生日，进入下一个甲子，应该有一个新的发展思路。其次，“十二五”规划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而此次金融危机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题。第三，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目前中国人均GDP首次达到3200美元，按照国际标准，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这一时期的发展思路肯定与过去不同。上述三点决定了“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十一个规划有着本质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过去的十一个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这当然不是说，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30年来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而是指相对于GDP的增长，作为整体的民众的富裕程度没有GDP增长快。何况，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中国至少还有一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另外，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都跟贫富差距和民众的普遍不富裕有着直接的关系。如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问题、消费和内需不足的问题，乃至一些群体性事件，都有着贫富分化的影子。贫富分化甚至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稳定。所以，“十二五”规划政策的着力点应该转到把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和战略，围绕着如何“富民”问题，制定行动路线图。而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今天的经济实力也已经为解决“富民”问题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传统上本就是一个大政府国家。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心中都存在一个大政府观念。所以，要在政府权力过大的情形下改变收入分配不合理状况，须将之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看待，否则，仅仅视之为一个经济问题，解决起来很难。另一方面，尽管“富民”问题在未来5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非常重要，但毕竟不是事物的全部，不能代替其他问题的解决。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在官方看来，“十二五”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等诸种结构构成的结构难题。结构问题在中国来说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十二五”规划还是把它列为必须优先解决的头等大事，这说明，结构问题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造成的危害不能再延续下去。故我想说：“民生重于泰山，力在富民，志在强国”作为一名大学生，深感自身能力和阅历的浅薄，需当不断学习以自强，争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