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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对古蜀文化也横感兴趣，最近正在写一本关于古蜀文明的穿越小说。成都西郊金沙，这是一处面积近5平方公里的大型商周时期古蜀文化遗址，大量制作精美的金器、铜器、玉器、石器和象牙等珍贵文物的出土，使一个强盛的古蜀王朝跨越了至少3000年的时空再现在人们面前。据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工作站站长朱章义介绍，金沙遗址的发现，至少使成都的城市史向前推进到3000年前，这意味着成都很可能是国内唯一一个3000年来城池不变的大城市，而且在当时就已经相当发达。 在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中，金器、玉器、象牙尤为引人注目，特别是象牙，总量以吨计，在全国堪称第一。这些器物，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往往代表尊贵而神圣的权力，它们的发现很可能填补有确切文字记载之前的古蜀国的空白。而在遗址中已出土的金面具、金冠带、蛙形金箔、太阳神鸟金箔等器物则显示了古蜀文明的璀璨，堪称同时期金器加工工艺的经典。在临时存放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的博物馆，我们还看到了大量的制作精美的玉璋、玉圭、玉凹刃凿形器等，这些玉器表面色泽艳丽，多种颜色极富层次变化，打磨得细腻规整，异常光洁，可见当时古蜀人对玉器的制作技术、工艺流程和制作工具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 在金沙遗址被发现以前，人们一直相信成都平原文明的开端，始于秦国入蜀之后。朱章义形容当时的成都平原用了“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八个字。如今，从广汉三星堆到成都金沙、商业街船棺等遗址的发掘结果都雄辩地证明：在秦文明入主成都平原之前，这里早已进入了文明时代，并拥有着高度发达的不同于黄河流域诸文明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这就是后来失落于历史中的古蜀文明。 鱼凫鳖灵的来源和三星的神秘具有很多色彩，我建议你看一本书，叫《鱼凫王朝的兴亡》，里面关于古蜀的解说抱你满意。 
考古工作者们在对金沙遗址的第六次发掘。当天就出土了130多件珍贵文物，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考古工作者意外地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商代石磬。 此次共发掘了两个商代石磬。其中最长的一个长达1米，堪称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商代石磬；在它的旁边还躺着一个约四五十厘米的稍小的石磬，两个石磬都可以找到一个小孔。在清理中，工作人员还发现其中的一个石磬上还刻划着清晰的弦纹。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介绍，这个石磬的发现非常意外，他当时就在现场，还是他第一个喊出了石磬的名字，这个发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激动。 磬是当时的庙堂之音，也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乐器。它是古蜀王在祭祀时用来演奏的乐器，据专家介绍，这种乐器在四川地区属首次发现。它的发现真实地反映了古蜀王祭祀时的场景。同时也证明了金沙时期的祭祀活动中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礼乐制度。 不论金沙遗址出土的石磬、太阳神鸟、玉璋还是玉琮无不彰显出当时社会的高度文明。可是人们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在3000年前的古蜀王国会有如此高的文明，是什么造就了它的发展？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华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四川成都平原属盆地地区，周边较高的地区当时很可能有着很高的文化。成都平原又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而且有很多的河流。当时茂密的丛林很适宜人类生存繁衍。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四周的居民开始慢慢向这里聚集，来自不同的地域的人，也带来了不同的技术和艺术，各方文化在这里汇集，这里成了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谜团二：成都平原的良渚、三星堆、金沙遗址究竟如何传承？ 在金沙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对发掘出来的器物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出土的这些器物的形制上看很多都与据金沙村大约60公里的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非常的相似。尤其是金面具、金冠带和青铜小立人，都惊人的相似。 孙华介绍，金沙出土的青铜小立人仅有6厘米，这是金沙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它与三星堆出土的2米高的青铜大立人在造型方面极其相似，身上都穿着同样的长衣，摆出同样的姿态，一只手空空地攥着拳头。不同的仅仅是身高上的悬殊，但从金沙青铜小立人下面的一个小插件可以看出，它此前应该是插在一个大件上的一个物品。除身高的不同，形制上看，两个青铜立人所差无几。 金沙遗址中出土了金冠带上面刻有鱼、鸟、箭、人头图案，其做工也很精致。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图案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上面的图案完全一致。孙华认为，金冠带与金杖都是至高王权与族权的体现和代表，二者表面上基本相同的纹饰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之间内在的紧密联系。 三星堆遗址的突然消失，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待解的谜团。有猜测说：“三星堆的消失可能是外族的入侵。”还有猜测认为是受到洪水的侵袭，族人全部外迁所致。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的猜测。金沙遗址的发现似乎可以解开一些三星堆突然消失之谜。 此外，金沙出土的22厘米的青玉琮在众多的玉琮中显得尤为突出，它的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上面的微雕图案令人叫绝，堪称国宝。 整个玉琮分为十节，玉琮上雕刻有40个人面纹和一人形图案，人体肥胖，头上戴有一个冠饰，双臂平举，两臂上都有一个上卷的羽毛形装饰，双脚叉开，长袖飘逸。整个玉器为青色，玉质非常温润，呈半透明状。从造型风格看与良渚文化完全一致。 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谢辉在谈到对金沙遗址出土部分玉器的几点认识的时候曾表示，金沙遗址青玉琮与良渚文化的玉琮仔细研究发现二者之间仍存在一些差异：首先质地不同，良渚文化的玉材多为鸡骨白，金沙遗址的是青玉；其次造像风格不同，目前在良渚文物中还没有发现青玉琮的造像风格的图案。 谜团三：如此高的文明为何没有文字？ 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金器、玉器都显示出了当时精湛的工艺，可是这种高度的文明到目前为止仍没能找到任何的文字，难道当时没有文字？ 王仁湘说：“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并非没有文字，殷墟甲骨文是最好的证明。”在殷墟甲骨文没有被发现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商周有文字存在。在殷墟出土的龟甲、兽骨上可以发现，商代晚期商王室及其他商人贵族在龟甲、兽骨等占卜材料上记录了大量的与占卜有关事项的文字，也包括少数刻在甲骨上的记事文字。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商周不仅有文字，而且相当的成熟。 虽然目前金沙遗址中发现的卜甲上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但不代表这里没有文字存在，我们现在挖掘的仅是金沙遗址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有价值的金沙文化有待进一步的发掘，文字并不一定都刻在卜甲上，它很有可能在其他的可以刻字的材质上。没有发现并不代表没有，将来的情形还不好说，现在还不能下定论。还有可能是因为保存的关系，流失了很多。比如有可能把文字刻在树叶或者是树木上，虽然现在看到的大多都是刻在卜甲、铜器上的，但不能认为只有卜甲或者铜器上才会有这样的文字。 孙华认为，有没有文字有不同的说法。按照文献的说法，确实没有文字记载。此前有一种说法，一个名叫尸子的人曾在蜀国著书立说，如果当时没有文字的话就不可能会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 在四川也没有发现像楚国那样的帛书、竹简这些文物，但在四川商代晚期，还是可能有文字的，那时流传着一种“巴蜀符号”，但这种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目前还没有定论[编辑本段]历史介绍 据文献记载， 古蜀国最早的先王是蚕丛、柏濩 ( 伯灌)、鱼凫， 三代而下是望帝杜宇、鳖灵， 或说是蒲泽， 其后是开明。① 这些帝王名号怪异， 史料匮乏， 正如诗人李白喟叹道：“蚕丛及鱼凫， 开国何茫然”， 长久以来， 其历史一直是云遮雾罩， 成为困扰着人们的难解之谜。 可资留意的是，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一段看似荒诞的文字， 对揭示蜀国开国之秘有重要帮助： 有鱼偏枯， 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 天乃大水泉， 蛇乃化为鱼， 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这里的关键词“鱼妇”， 学界向无确诂。有人以为指上身为妇人、下身为鱼的“鱼美人”， 其实不然。按，“鱼妇”即蜀先王鱼凫的别写；“蛇乃化为鱼”， 则隐含了民族融合、图腾易帜的剧烈变故。其理由可先从文中的颛顼说起。 颛顼是五帝之一。在神话系统中， 他是水神， 是大名鼎鼎的治水英雄鲧的父亲、禹的祖父。古籍各版帝系都说黄帝生昌意， 昌意生颛顼， 颛顼生鲧， 鲧生禹， 禹生启。②作为他的子裔， 鲧、禹同样具有水族的特征。他们都有鱼的化身。③《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西北海外， 流沙之东， 有国曰中车扁， 颛顼之子。” 这里“中车扁”， 和上面《大荒西经》讲的有鱼“偏枯”， 是一个意思。这个颛顼之子， 显然指鲧。鲧，又作鮌， 即玄鱼。④《庄子·盗跖》说：“禹， 偏枯。”《列子·杨朱》说：“大禹，一体偏枯。”禹也是鱼， 而且禹、鱼是同音通假字。鱼的形象其实就是该族团的图腾， 它可以上溯到中原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大量出土的鱼图腾徽志。 如上所说，《山海经》“有鱼偏枯， 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这段话的内在联系已清楚了， 但作为沿袭鱼图腾的颛顼一脉与蜀先王鱼凫之间的关系， 还值得进步讨论。 巴蜀在中国古代地砉勰钪? 是西部的大本营之一( 另一个是以西王母为神性代表的昆仑山， 确切地点不明， 有的说法含巴蜀地境)。而不少材料证明颛顼族团所处的西方具体位置恰恰就在巴蜀。 有叔歜国， 颛顼之子。 ——《山海经·大荒北经》 有国名淑士， 颛顼之子。 ——《山海经·大荒西经》 颛顼母， 浊山氏之子， 名昌仆。 ——《世本》 歜、浊、淑、叔， 皆为蜀字的异写。浊山氏， 《十三州志》径写作蜀山氏：“蜀之先， 肇于人皇之际， 至黄帝昌意(昌仆)娶蜀山氏女， 生帝喾， 后封其支庶于蜀。历夏、商、周， 始称王者。”只是所生者为帝喾， 因此有学者认为， 帝喾就是颛顼。再看下面： 帝颛顼生自若水， 实处空桑， 乃登为帝， 惟天之合。 ——《竹书纪年》 若水， 古水名， 在今四川省。 那么， 颛顼竟是巴蜀人， 或至少颛顼的母家是巴蜀土著了。《山海经·海内经》曾列出一个著名的巴蜀帝系， 说是“西南有巴国， 大嗥生咸鸟， 咸鸟生乘厘， 乘厘生后照， 后照是始为人。” 颛顼又号高阳， 高阳与太昊(大嗥)族关系密切。因此， 和这个谱系也对得拢。不同的是， 太昊风姓， 属东夷集团， 以凤鸟为图腾。但这正说明颛顼这一集团族氏成分的复杂性。 鲧也生于西方。《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鲧……家于西羌。”关于禹，证据更多。《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故禹兴于西羌。”集解引孟子语：“禹生石纽， 西夷人也。”《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伯禹……长于西羌， 夷人。”而《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更指明禹为今四川汶山县人。 罗列这些资料， 并不意味要否定黄帝、颛顼、鲧、禹、启这一大系发祥于中原腹地并构成了华夏文明的历史主脉。上面的引证与其他史料相对照， 存在不少矛盾冲突的说法， 例如， 有关颛顼的活动区， 《左传》等书就有陈、卫等地( 今属河南一带) 的记载。这一现象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黄帝族裔的发展是复杂的， 它经历了各民族血缘和文化的大融合。 近年来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 表明巴蜀自有其迥异于中原的文化渊源， 这可证实巴蜀原住民的土著性质。其文明( 距今5000～3000年) 的匆匆消失， 不排除是中原文明楔入的结果。 我以为《山海经·大荒西经》那段话， 曲折地透露了巴蜀被纳入华夏文化圈的信息。 大荒西部， “有鱼偏枯， 名曰鱼妇”。鱼妇， 即鱼凫， 妇、凫同音通假。“有鱼偏枯”， 这是表征颛顼、鲧、禹族团特有的用语， 说明鱼凫与颛顼族团有非同寻常的关联。这两句开宗明义， 鱼凫是以鱼为图腾的族团或朝代。 “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 天乃大水泉， 蛇乃化为鱼， 是为鱼妇”， 则展现了民族融合的的残酷和激烈。在中原有过漫长发展阶段的颛顼族团， 在巴蜀早有落脚之点， 其势力在扩张中与巴蜀土著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终于， 在洪水( 大水泉) 爆发的岁月里， 双方出现了正面交锋。在后来的兼并战争中， 鱼图腾取代了虫图腾( 蜀蚕、巴蛇等)， 但颛顼也在这场消耗战中元气大伤， 于是“颛顼死即复苏”， 进入了鲧的时代。这个鲧， 号鱼妇， 史称“鱼凫”。 这便是古蜀国由“蛇乃化为鱼”的历史真相。从此揭开了鱼族世家在巴蜀治国理水的英雄篇章。 犹如鱼凫可与鲧对应一样， 蜀先王鳖灵、开明也可与禹、启一一对应。 鲧死为鳖灵， 复活后即是禹。《国语·晋语》、《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都说鲧死化为黄 ( 能) 即三足鳖， ⑤也即是鳖灵。《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引《本蜀论》：“荆人鳖令( 灵) 死， 其尸随水上， 荆人求之不得也。令( 灵) 至汶山下， 复生， 起见望帝。……望帝立为相。”鳖灵本是鲧尸， 再生， 应即是禹， 其神格、事功与禹契合。“复生”， 又可训读为“腹生”。《山海经·海内经》曰：“鲧复生禹。”《楚辞·天问》曰：“伯鲧腹禹。”皆为“腹中生出”之意。故《初学记》二二引《归藏·启筮》有此神话：“鲧殛死， 三岁不腐， 付之以吴刀， 是用出禹。”注意前述鳖令( 灵) 至汶山下复生的文字， 与禹为四川汶山县人相合， 亦证明鳖灵即禹， 应是同格帝王。 蜀帝开明同夏后开， 即启。启改开， 因汉代人避景帝刘启讳而改。 笔者认为， 自鱼凫(鲧)而下， 巴蜀历史明显地带有了中原文明的投影， 其交叠重复， 反映了巴蜀已经丧失其独立性， 而水乳交融加入到中华文化圈中了。 ———————————————————————— 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蜀王本纪》作蚕丛、柏濩、鱼凫、杜宇、鳖灵(开明)、卢保(开明)。《汉唐地理书钞》引《蜀王本纪》作蚕从、伯灌、鱼凫、蒲泽、开明。 ②见《大戴礼·帝系》、《史记·五爷本纪》、《世本·帝系篇》、《竹书纪年》、《随巢子》等。 ③水神有鱼的形象， 又可见《酉阳杂俎·诺皋记上》所说的河伯：“河伯……人面鱼身。” ④《太平御览》卷九三六引《拾遗录》：“夏鲧治水无功， 沉于羽渊， 化为玄鱼。……后世圣人以鱼为神化之物，以玄字合于鱼为鲧字。” ⑤《尔雅·释鱼》：“鳖三足， 能。”束皙《发蒙记》：“鳖三足曰 。”[编辑本段]史籍记载 据《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於湔。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於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开明位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保子帝攻青衣，雄张獠、僰。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黄白黑帝也。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 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王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蜀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 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后，王悲悼，更作《臾邪歌》、《陇归之曲》。其亲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成都县内有一方折石，围可六尺，长三丈许。去城北六十里曰毗桥，亦有一折石，如之，长老传言：五丁士担土担也。公孙述时，武担石折。故治中从事任文公叹曰：「噫！西方智士死。吾其应之。」岁中卒。 周显王三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曳蛇。山崩，同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直顶上有平石。蜀王痛伤，乃登之。因命曰五妇冢山。川平石上为望妇堠。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五丁冢。 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三年，分巴、蜀置汉中郡。六年，陈壮反，杀蜀侯通国。秦遣庶长甘茂、张仪、司马错复伐蜀。诛陈壮。七年，封〔公〕子恽为蜀侯。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 〔赧王〕五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门置观楼，射兰。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闠，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岁池是也。惠王二十七年也。城北又有龙?池，城东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径通〕，冬夏不竭。其园囿因之。平阳山亦有池泽，蜀王渔畋之地也。 赧王十四年，蜀侯恽祭山川，献馈於秦昭襄王，恽后母害其宠，加毒以进王。王将尝之。后母曰：「馈从二千里来，当试之。」王与近臣，近臣即毙。王大怒，遣司马错赐恽剑，使自裁。恽惧，夫妇自杀。秦诛其臣郎中令婴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恽郭外。十五年，王封其子绾为蜀侯。十七年，闻恽无罪冤枉死，使使迎丧入葬郭内。初则炎旱三月，后又霖雨七月，车溺不得行。丧车至城北门，忽陷入地中。因葬焉。蜀人因名北门曰咸阳门。为蜀侯恽立祠。其神有灵，能兴云致雨。水旱祷之。三十年，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张若因取笮及楚江南地焉。[编辑本段]历代君主 古蜀国历代君主: （一）蚕丛王朝 蜀王蚕丛 … … … （二）柏灌王朝 蜀王柏灌 … … … （三）鱼凫王朝 蜀王鱼凫 … … … （四）杜宇王朝(？～约前666) 蜀望帝(杜宇) （五）开明王朝(约前666～前316) 1、开明丛帝鳖灵 2、开明卢帝万通（又称成帝） 3、开明保子帝芦保（又称褒子帝） 4、开明青帝胡 5、开明赤帝（又称别帝） 6、开明黄帝 7、开明白帝 8、开明黑帝 9、开明圣帝 10、开明尚王 11、开明后王 12、开明末王（又称芦子霸王） ?-前316年 (六)蜀侯国(前314～前285) 13、蜀侯嬴通国 公元前314--前311年 14、蜀侯嬴煇（恽） 公元前308--前301年 15、蜀侯嬴绾 公元前300--前285年 (七)安阳国(约前316～前207) 开明制 前316～前257 开明泮 前257～前207 （蜀国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开明王朝自丛帝鳖灵开始传十二代至末王，为秦国所灭，秦惠王封其子通国为蜀侯，直至公元前285年，秦昭王才废除蜀国。另外，秦灭蜀之后，蜀国王子安阳王带领部分余众迁到今越南北部建立安阳国。）
巴蜀文化的摇篮 金山丽水 蕴宝含英 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巴蜀文化区，是指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地区，它的腹心地区大致与今日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不过，在古代，巴蜀文化区的地域范围还包括汉中盆地、黔涪高原。鄂西南和湘西山地等“与巴蜀同俗”的区域。巴蜀地区东部是四川盆地，西部是川西山地和高原，属于长江上游流域地区，只有西北部的若尔盖草地一小部分属于黄河上源。它的西北与青海相接，北部与甘肃、陕西为邻，东连湖北、湖南，南临贵州、云南，西倚西藏，面积达57万平方公里。 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巴蜀位于东亚大陆腹地的“两 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之间，而与巴蜀同纬度的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西亚“两河流域”之间的肥沃新月地带，还有同纬度的北非尼罗河谷，它们都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生长区。 巴蜀地形复杂多样，含盆地、平原、丘陵、山地、高原、高山诸种类型，大致可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巴蜀东部地形为典型的发育完整、周延无缺的盆状，四周为崇山所环绕，一般在海拔 1000一2000米之间，少数可达海拔3000—4000米。中部盆底低下平坦，地质上乃古代一内陆湖盆，盆底大致可以广元、雅安、叙永和奉节四地的连线为界，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形状象个菱形的大盆。 在盆地地貌图上，以华蓥山、龙泉山为界，我们可以用笔划出盆地内部西、中、东三个部分： 西为川西冲积平原，居于龙泉山以西，面积为90OO平方公里，是四川全省仅有的大平原。其中以岷江、沱江冲积成的成都平原为最大，为盆地中农产最盛、人日最密区域，古称“华阳之地”，是巴蜀古文明兴起的一个重要区域。 中为龙泉山与华蓥山之间的川中方山丘陵，已辟为梯田、台地，是全省最大的农业区。 东为华蓥山以东的川东平行岭谷，由西山（华蓥山）、中山（铜锣山）、东山（明月山）等大小20余条条状山岭和丘陵台地相间排列而成。这里的川江两岸是古代巴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也是巴蜀古文明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区域。 盆地内山地约占40％，丘陵占51．9％，平原占7．2％。因地形多样，物产丰盈，资源丰厚，自然条件十分优越，自古以来即为农业富庶之区。 “天府之国”的美誉，主要就是指的四川盆地。 盆地四周高山连绵，为盆地与邻接地区间的自然界线。盆地北缘为米仓山和大巴山，山外为汉水河谷盆地。盆地东缘为川鄂界上的巫山山脉，乃长江三峡所从出，其外为湖广盆地，古称云梦泽。盆地东南缘为武陵山脉，山间为施南盆地，属于湖北，以七曜山为川鄂分界线。正南缘为大娄山山脉，横亘其外为云贵高原。西南缘为大小凉山，山外为宁南高原。西缘为龙门山、邛崃山、夹金山和大相岭，山外为青藏高原东麓和横断山脉南端。 盆地的特殊地理环境，对巴蜀文明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带来强烈影 响：一方面，盆地四周有高山屏障，自成一个地理单元，古称“四塞之 国”，使它的文化面貌具有显著的地方性，即古人所谓“人情物态，别是 一方”。另一方面，由于盆地的地理位置正处于我国西部高原和东部平原 的过渡地带，处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这种东 与西、南与北的交汇位置，又促成了巴蜀先民很早以来就致力于突破群山 封锁、开拓对外交流的奋斗，使得巴蜀文化虽不可避免地具有农业文明的 封闭性和静态性，但它又明显地具有对外努力开拓的开放性。在巴蜀地 区，不仅由于环境的多样化和兼容性带来山林竹木、瓜果药材、北粟南稻、 桑蚕漆蜡等应有尽有，更重要的是促成了巴蜀人巧思勤作、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兼收并蓄等传统的形成。只要跨出盆地，东出三峡，便与楚文化的孕育地江汉平原山水相通；北越秦岭、大巴山，便与秦陇文化的中心关中之地岭谷相连；走近西北，则与横断山脉的“藏彝走廊”路途相接。所以，司马迁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先民们以世世代代的努力突破了四周山地的阻隔，打通了若干条对外通道，促成了与四方的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形成巴蜀文化善于兼容和开放的明显特点。 巴蜀西部包括盆地西缘山地以西的高原和高山峡谷地区。西北为甘孜——阿坝高原，为“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东南一隅。发源于岷山高原上的岷江上游地区，古称“江源”，是氐羌高原文化较早发展起来的地方，也是蜀文化的来源地之一。再往西则为我国西南横断山脉的北翼，山脊海拔均在4000一5000米以上。其中大雪山之巅的贡嘎山高达7556米，是四川第一高峰，白雪皑皑，冰川峰峡，被称为“蜀山之王”。这里山高谷深，岭谷高差往往在2000—3000米以上，是全国地表起伏最悬殊的地区之一。从北到南的大雪山、邛崃山和大凉山等南北向山脉是四川东部和西部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和农业分界线，东部和西部不同特征的地貌、气候、植被。农业和民族，均在这里分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今天的重庆市和四川省境内大小河流约有1300余条，其中流域面积在500—10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30多条，主要有长江（又称“川江”）、岷江（包括大渡河、青衣江）、沱江、嘉陵江（包括涪江、渠江）、金沙江（包括雅砻江）、乌江、赤水河等，都属于长江水系，只有极西北的白河和黑河（墨曲）注人黄河。东部盆地所有水系都由南北两方汇人长江，呈树枝状水网，流聚于盆底的最低部，全盆地的河流皆汇聚于长江，这是巴蜀文化具有强烈向心力的地理原因之一。 盆地内清河流的中下游与指曲山脉相关处，多成峡谷地形，这是巴蜀地理的又一个特色。如岷江婉蜒于龙门山脉褶曲的南端形成岷江小三峡；沱江中流横渡龙泉山而成金堂峡；嘉陵江下流截断沥鼻、温塘、观音诸山而成嘉陵小三峡；长江重庆以下，有铜锣、明月、黄草和剪刀四峡；奉节至宜昌，长江截断巫山有著名的长江三峡：雄伟险峻的瞿塘峡、幽深秀丽的巫峡、滩多水急的西陵峡；在峡江最大的支流大宁河上，又有出峡复入峡、大峡套小峡的上游四峡和下游三峡，人们一般称之为"小三峡”。巴蜀的众多三峡，构成天府旅游的突出特色和奇观，这是大自然的恩赐。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巴蜀文化生长、繁衍的温床，它不但造福于历史，而且造福于今天，还将继续造福于未来，直至永远。 巴蜀境域位于北纬30''上下，而世界同纬度地区的其他地区，如阿拉伯、伊朗、非洲北部及北美南部，正当北半球回归高压带，气流下沉，温热干燥，莫不为沙漠横亘区域。这些地方的古文明发生区域有如沙漠中星星点点的绿洲。而巴蜀境域则不问，这里没有同纬度其他地区的沙漠现象，而内部地形差异性极大，受不同季风环流的交替影响，表现为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等诸种气候和动植物的多种生长类型，大致可划分为东部亚热带湿润气候和西部高原冬干夏雨气候两大类型。 东部盆地四面环山，冬季寒潮不易人侵，夏季焚风现象显著，具有冬暖、夏热、春旱，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湿度大，云雾多，日照少，秋季多绵雨的特点。雅安一带是全省雨量最多的区域，有“雨城”之称，“西蜀天漏”就是形容盆地多雨的特征。重庆市则因云雾多而被称为“雾城”。成都平原，古称“广都之野”，适宜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长，这里自古即是山青水秀，葱荔绿郁，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适于农耕的美丽富饶之地，故有“天府之国”的美称。 西部高原地形复杂，海拔悬殊，因而气候变化很大，有多种类型，具有干雨季分明、日照充足。气温年较差小而日较差大的季风高原型特点。高原南端的金沙江、安宁河谷地区纬度较低，海拔较高，加以北部群山阻隔，气候独具一做既有干雨季分明的季风高原型特征，又有冬暖夏凉、四季不鲜明的低纬度亚热带型特征。 巴蜀东部和西部不同的地形和气候，带来这里生物圈内的兼容性和多样性，其植物种类比整个欧洲还多，是珍稀动植物的宝库。资源植物约有4000多种，其中珍贵的有古老的珙桐、连香树和水青树，有水杉、银杉、冷杉、云杉、银杏等高大乔木，有古老的铁树——苏铁，有各种杜鹃和花楸，不同时令开不同颜色的山花，烂漫幽香。还有箭竹、水竹、方竹、筇竹等 4 0多种竹类灌木层，是珍贵动物大熊猫食用的“粮仓”。遍布盆地中的楠竹、慈竹、白夹竹等则是几千年来用作建筑、农具、日用器物、工艺品、食品和燃料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在今天，以已开发的占地6万余亩的蜀南竹海和正待开发的占地超过10万亩的巴山竹海为代表的巴蜀竹海洋，又成为远近驰名的旅游胜地。 不同门类的野生植物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经济资源，其中单是各种中草药就有约4000种，川贝、虫草、川连、川芎、天麻、巴豆、巴戟天、蜀椒等药材，多年来驰誉中外，至今在全世界的中药市场上，仍以“川广药材”为其美称。 巴蜀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有脊椎动物1100多种，占全国总数的40％以上，列人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有55种。举世闻名的大熊猫，今天主要生息在四川境内西北部的几处自然保护区内。金丝猴是栖于树上的“金发女郎”，它的法国名称叫做洛克塞尔安娜猴，是用一个俄国金发女郎的名字命名的。扭角羚是森林、灌丛和草甸之间的游民，角似羚羊但扭曲似牛，头似马但嘴有羊胡须，肩似驼但尾似鹿，被美国著名动物学家夏勒命名为 “六不像”。还有小熊猫则是大熊猫的亲密伙伴。从历史渊源上看，它们都是一百万年到几百万年以前的古老动物，曾共同经受过第四纪冰川的严峻考验。《华阳国志》记载古代巴蜀贡献的珍稀动物有犀象、牦牛，还有山鸡、白雉，其毛皮羽绒很早已被开发。至于大熊猫，因它只吃竹子，不伤生命，不猎食其它动物，故古代即作为和平使者的“义兽”，命名为 “驺虞”，被人们视为神物加以保护。 优越独特的生态环境为巴蜀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很早兴起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晋人左思《蜀都赋》曾生动地描绘巴蜀古代生态是“原坟衍，通望弥博，演以潜沫，浸以绵雒，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邑居隐赈，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的理想的“农业国”。在巴蜀封域内，平原、丘陵主要为水稻土、冲积土、紫色土，是省内主要农耕土壤，是孕育巴蜀竹篱茅舍、流水潺潺绕屋的“林盘文化”的生长地。山地为红壤、黄壤、棕壤，是主要的森林土壤，也是巴蜀“梯田文化”特色的孕育地。高山、高原广泛分布的高山草甸土，适宜生长各种牧草和灌丛。最早的牧羊人——氐羌在远古时代就已选择岷山作为生息地，这里也就成了巴蜀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华阳国志》记载巴地和蜀地不仅“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而且是“桑蚕麻芒”等经济作物的优良产地，是“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壁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牦、犀、象、毡、踊、丹黄、空青、桑、漆、麻、苎”等土特产品的优良产地，还是荔枝、芳蒻、香茗、给客橙等奇珍异果的生产地和巴戟天、蜀椒等名贵药物的出产地。至今，巴蜀还受着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的恩惠。 今天的重庆市和四川省古称巴蜀。大致说来，盆地西部和中部地区称为蜀，盆地东部（即习称的川东）地区称为巴，而整个盆地连同周边地区则又通称为蜀。不过，巴蜀的地域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巴蜀文化区以及历代行政区划的变动大体上相适应的。 在战国以前的历史文献里，巴与蜀是分称的，不论在地域范围、人类群体，还是在古国、古族等方面，巴、蜀之间都有着清楚的分野。到战国时代的文献中，才开始出现巴蜀合称的记载，从地域相连的角度反映了巴与蜀文化和人类群体的交流融汇。 巴字的本义，按照东汉学者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原为“食象它（蛇）”，是一种吞食大象的巨蛇。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巴字含义的不同解释，但多无确据，没有取得公认。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巴作为地域名称，它的涵盖面相当广阔，其中心区是川东、鄂西地区，还北达陕南、汉中之地，包有嘉陵江和汉水上游地区，又南极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由于这一大片地域通称为巴，所以世代居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古族也被通称为巴，并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国、巴文化等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巴这个名称包含有地、族、人、国、文化等多层次的复杂的内涵，是一个复合性概念。 巴作为地域、民族和古国的名称，早在夏商时代就已著称于世。在《山海经》这部“古之巫书”里，记载有夏代开国君主夏启的臣子孟涂在长江三峡巴地主管神抵的事，又记载有“西南有巴国”的事。在其它古书里，还记载有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廪君之巴，和川东嘉陵江流域的賨人之巴（板楯蛮）。 巴国最初立国在汉水上源一带，西周春秋时沿大巴山北缘向东发展，战国时代南移长江流域，溯江而上进人川东今重庆地区，从此重庆地区便成为了巴国大本营的所在。以重庆市为中心的川东地区历代通称为巴，显然是同巴国大有关系的。 至于蜀字的本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葵中蚕”，再从其它古代文献综合考察，蜀就是桑蚕，它是现代家蚕的直接前身。 古代文献中记载川西北阳江上游地区有蜀山，居住其地的蜀山氏曾与黄帝族通婚，表明最早的蜀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蜀也是一个包含着地、人、族、国、文化等多层次内涵的复合性概念。在夏商之际，除岷江上游的蜀山氏而外，在四川盆地西部平原和汉中平原等地，还有并存于世而相互争雄的蚕丛、柏灌、鱼凫等三代蜀王，他们族群不同，活动地域有异，却都通称为蜀，意味着蜀的地域范围也是相当广阔的。殷墟甲骨文中和西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有关“蜀”的记载，殷周甲骨文中的蜀，指的是以成都平原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边包括汉中盆地在内的古蜀国。正是这个古代蜀国，曾在商代创造过高度发达和辉煌的三星堆文明。从商周时代直到春秋战国，古蜀国曾经几次发生王权更迭。公元前316年巴、蜀统一于秦后，秦在巴、蜀故地分置了若干个郡，而分别以巴郡和蜀郡为中心。这样，以巴和蜀分别作为川东、川西的政治经济中心的这个格局连同巴和蜀的名称，便一同保存了下来。隋唐以后，巴和蜀虽然不再是郡、州、道的行政区划名称，但一直作为地区的代称在各种场合被广泛地加以使用，以致成为地域、人群和文化最重要的标志，直到今天。 重庆有悠久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是古巴国的国都。在历史上，它的名称变化甚多，有过江州、巴州、楚州等名称。隋初改为渝州，取意于古渝水（嘉陵江），重庆位于嘉陵江之滨，故名渝州，所以重庆至今仍简称为“渝”。北宋徽宗时改名恭州。南宋孝宗时，其第三子恭王赵悍封于恭州，后来孝宗禅位，恭王继位为帝，是为光宗。光宗即位时，照例要将封地升州为府，遂取名为重庆府。从此以后，重庆一名沿用至今，今则为直辖市名称。 初源于距今4500— 3700年前的“宝墩文化”，标志着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兴起。在距今3000年左右出现了今成都市区内以十二桥木结构建筑遗址为代表的城邑，在距今2000多年前蜀王开明尚在成都建立了蜀国都城。公元前311年秦国建成都城，是成都城市定型化的界标。从此，作为全蜀以至中国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的城名和城址所在地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动。 从现有的各种资料看，作为城市的名称，成都早在战国时代就已见于记载，四川青川战国船棺葬内出土的铜矛上铸有“成都”铭文，稍晚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有“成都”的记载。历史文献记载中，《史记》和《山海经》都提到成都的名称，这表明成都城名的来源是十分久远的。 “四川”这个名称，始见于宋代。宋真宗咸平四年 （1001年）设益、梓、利、夔四州路，治所分别为今成都、三台、汉中和奉节。这四路，一般称为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在宋徽宗大观三年 （1109年）的诏书中就正式使用了“四川”一词，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将“四川”作为行政区划略称的开始。这以后，宋代设有“四川宣抚使”、“四川制置使”等官职，就是中央派驻川峡四路的官员，都将川峡四路简称“四川”。到元代就正式以“四川”为名，建立了四川行省。 元代的中央行政机构叫中书省，各地直辖于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叫 “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元代在宋代的川峡四路基础上设四川行省，简称四川省，省治成都。从此“四川”一名沿用下来。 1998年3月行政区划调整，将四川分为今重庆直辖市和四川省。
在中国自有文字记录以来，庸国是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庸人也是最古老的氏族之一。由于史书缺少记载，庸国及其氏族地位曾长期被人误解，有的称其为“楚之附庸”，说庸人就是楚人，有的归其为“诸巴之一”，说庸人就是巴人。实际上，庸文化具有完全的独立体系，其附属之说实属对历史的误读。庸国在春秋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其建国历史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庸国在夏时，或最迟在商时就已经成了较为统一、相对稳定、中间无间断的国家。如果从夏时算起，就有17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商算起，也有1100多年的历史。古庸国属地尽管现在大部分一分为三，分别隶属现湖北、陕西、重庆、湖南三省一市，属于不同的省、市管辖。但长期以来仍然保留着不少共同的文化特征，如饮食文化、服装文化、丧葬文化、婚姻文化、语言文化、娱乐文化、巫文化、道教文化等。有的文化现象一直成为史学界难解之迷。如悬棺、民族神话《黑暗传》的形成、唱孝歌等。古庸国国都所在地的周围的地域，现今竹溪、竹山，极其相邻地区平利、镇坪北部、旬阳、郧西，其方言、口音基本相同，现代汉语均归属一个方言区。这一方言暂以竹溪方言为代表，这种方言的形成肯定需要相当长的一个历史过程。一个氏族、一个部落的方言能够稳定下来，并延续不断的同化外来人口的语言，其本身方言的形成少得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竹溪地方话的形成，并且能长期延续下来，而且周邻地区方言与竹溪话基本相同，只是某些口音有差异，其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受古庸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庸国丧葬文化的独特之一是岩葬，即“悬棺文化”。悬棺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迷底长期无人揭开。古庸国人有岩葬文化的传统，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岩屋的地方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在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最近在水坪镇洛家河一洞穴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这些洞穴即古人丧葬之用。当地还流传着一种传说：古人见人老了便死，而蛇在洞中蜕一层皮就变年轻了，觉得不公平。请求上天变“人死蛇蜕壳”为“蛇死人蜕壳”。上天答应了请求。于是人老了睡进洞中蜕一层皮又重返年轻。不料这样下去人满为患，古人只好又请求上天恢复原样。以上的民间传说与竹溪岩葬风俗有紧密联系，老人洞事实上就是老人死后的丧葬之地。古庸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尸体大多年长月久风化烟灭。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破灭。庸人有岩葬的风俗，就不难解，庸国立国千年，为何未发现古庸人王室墓穴的疑团。庸国丧葬文化的独特之一是岩葬，即“悬棺文化”。悬棺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迷底长期无人揭开。古庸国人有岩葬文化的传统，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岩屋的地方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在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最近在水坪镇洛家河一洞穴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这些洞穴即古人丧葬之用。当地还流传着一种传说：古人见人老了便死，而蛇在洞中蜕一层皮就变年轻了，觉得不公平。请求上天变“人死蛇蜕壳”为“蛇死人蜕壳”。上天答应了请求。于是人老了睡进洞中蜕一层皮又重返年轻。不料这样下去人满为患，古人只好又请求上天恢复原样。以上的民间传说与竹溪岩葬风俗有紧密联系，老人洞事实上就是老人死后的丧葬之地。古庸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尸体大多年长月久风化烟灭。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破灭。庸人有岩葬的风俗，就不难解，庸国立国千年，为何未发现古庸人王室墓穴的疑团。庸国丧葬文化的独特之一是岩葬，即“悬棺文化”。悬棺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迷底长期无人揭开。古庸国人有岩葬文化的传统，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岩屋的地方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在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最近在水坪镇洛家河一洞穴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这些洞穴即古人丧葬之用。当地还流传着一种传说：古人见人老了便死，而蛇在洞中蜕一层皮就变年轻了，觉得不公平。请求上天变“人死蛇蜕壳”为“蛇死人蜕壳”。上天答应了请求。于是人老了睡进洞中蜕一层皮又重返年轻。不料这样下去人满为患，古人只好又请求上天恢复原样。以上的民间传说与竹溪岩葬风俗有紧密联系，老人洞事实上就是老人死后的丧葬之地。古庸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尸体大多年长月久风化烟灭。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破灭。庸人有岩葬的风俗，就不难解，庸国立国千年，为何未发现古庸人王室墓穴的疑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