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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到唐宋散文，多数人都会立即想到「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以革新六朝以来骈俪雕饰、专事浮华的文弊，建立崭新的文风为号召，在文坛上蔚为一股风潮。宋代的欧、曾、王、苏等文家，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更拓展了散文创作的领域，因此可说「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作品，代表著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目前高中国文各家版本所选的唐宋八大家散文颇多，综计有二十七篇，其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且篇篇皆具特色，值得细心赏读。以下即分别择要说明八大家的散文风格，并一一举例，以略明其梗概。一、韩愈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健将，毕生以发扬儒家学说，排拒佛、老思想为己任，主张文道并重的散文。他的散文气势雄奇，语言精鍊，笔力遒劲，条理明畅。如为了阐述从师问学及尊师重道之理而作的〈师说〉，文中反覆议论从师学习的必要性，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独特的见解，其结构谨严、脉络通贯，句型骈散兼用，笔法亦错综而变化多端，是论说文中的典范。另〈原毁〉也是韩愈极有名的论说体散文，旨在探究毁谤恶习的根源。文章以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的修养作对比，从而析出今之君子的「怠」与「忌」，实为「毁」的根源。全篇逐层阐析，说理透彻，富於逻辑，遣词用字虽平浅，却颇有古劲之风。二、柳宗元柳宗元和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文坛常以「韩柳」并称，都是杰出的散文作家。柳宗元文章风格雄深雅健，峻洁精奇，为文勇於创新，尤擅长於山水游记、寓言、传记及议论体文章的写作。在柳宗元的手中，「古文」写作的技巧手法更为提高，表现艺术也更显成熟。首先，在游记方面，以贬居永州时期所写的〈永州八记〉为最著。这八篇游记散文，各自成篇，但又互相连续，就像一卷精美的山水画长轴，把秀丽的奇山异水，描绘地形神毕肖。由於柳宗元此时身处怀才不遇的郁闷中，故寻幽访胜之际，每能获得游心物外的理趣。如八篇之首的〈始得西山宴游记〉，是写柳宗元登临游赏西山的过程中，所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感悟，而之前因长期贬谪的郁闷心情也一扫而空。作者将自己的心情与西山奇丽的山水风光结合，在情景交融的状写中，展露了自己「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旷远心境。全篇字琢句鍊，笔调明快，而情思亦隽永遥深，读来尤能令人回味无穷。又第三篇〈钴鉧潭西小丘记〉，则写钴鉧潭西小丘景色的奇异，和它为人遗弃的遭遇，并从而寄托作者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小丘的被弃，正像是作者自己在宦途上的挫折，其境遇相似。但在买丘、赏丘的过程中，也意外得到豁然开朗的喜悦。这两篇山水游记，在清丽的叙事笔触中，也寄托了作者的感怀，情景交融间，更有千般余韵隐含其中。「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所穷」，予人广阔无际的浩瀚情怀；「枕席而卧，则清冷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则透显出凄幽的情调。将丰富的感情与奇丽的景观融为一体，使得文章富有诗情画意的风格和意境，这也正是柳宗元山水游记能独步千古的原因吧！其次，在寓言方面，柳宗元关心时政，为文常以「寓言」方式来揭露世态人情的流弊与病态，从而发挥讽谕或鉴戒的功能。篇幅虽多属简短，但含意却深长。如〈三戒〉即为公认的名篇。〈三戒〉是以「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则组成，皆以动物作为故事的主角。主旨是要讽刺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物，寓言中麋、驴、鼠三种动物都是作者刻意创造出来的，其构思巧妙、形象鲜明，文笔犀利，极具警世意义。另如〈蝜蝂传〉则是一篇借用传记方式来寄托讽意的寓言。蝜蝂善负、好上高、至死不变的行为，正像一些世人贪得无餍、至死不悟的贪婪本性。这也是一则短小精警、意味深长、耐人寻思的故事。至於〈种树郭橐驮传〉则属於一篇寓言性质的传记文章。文藉郭橐驮所述种树之理，申说施政治民之道。虽是传记，但人物、情节似实亦虚，在问答之中揭明植木之理，并继而引申出为官之道。文章构思奇崛，立意深刻，蕴含浓厚的理趣。三、欧阳修欧阳修在北宋文坛倡导诗文革新，是古文运动的领袖，提出明道致用的文学主张。他不仅是古文家，在诗、词、赋的创作上也极有特色和成就。欧阳修的散文平易流畅，清新自然，具有婉约含蓄之风貌。如其最有名的〈醉翁亭记〉，写於贬知滁州之时，欧阳修寄情山水，从而领会到山水之乐、游宴之乐及与民同乐之乐。文章以「乐」字为主线贯串全篇，脉络清晰，形成往复回环的韵律，委婉含蓄地表现了自己以顺处逆的怡然心境。全篇笔致清丽细腻，文词练达，韵致无穷，是山水游记的千古佳篇。至於〈纵囚论〉则是欧阳修翻案文章中的名篇，旨在对唐太宗纵囚史事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既是翻案，文章势必有破有立。文中除了驳斥唐太宗纵囚将致「上下交相贼」，其目的不过在於施恩求名，因此认为圣王治国应「本於人情，不立意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以建立常法。全篇剖事析理，缜密周到，透辟深刻，其逐层论辩，极能令人信服，如「刀斫斧截，快利无双」（《古文观止》吴楚材之评语），是一篇发挥雄辩之才的力作。欧阳修除了是文学家，也是杰出的史学家。他所奉诏修撰的《新唐书》，及独力撰述的《新五代史》，都是别具文学特色的史学名著。如〈五代史记一行传叙〉是为了表彰在乱世中特立独行、有益风俗教化人士所撰〈一行传〉的序文。文中感叹五代之世伦常败坏、廉耻不复之际，其间能洁身自负之士鲜见於世。欧阳修撰史为扬善彰名，於残阙史料中搜罗，而略可叙录者仅得四、五人而已，从中可见欧阳修仿《春秋》笔法褒善贬恶、端正人心的批判精神。全篇文笔简鍊明净，很能发挥序文钩稽作意的功用。四、曾巩曾巩的文章醇厚，颇有平和之气，风格和欧阳修相近，古来并称「欧曾」。曾巩长於议论，为文讲究布局章法，故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如〈墨池记〉是藉王羲之墨池学书之事，来揭明「勉学」的主旨。文虽以「记」为名，但实际上是一篇议论文，勉励学者应勤学苦练，深造道德。全篇即事说理，托物言志，在诘问转折的语气中，可得纡徐委婉的韵致，而其文字简鍊朴实，寄意渊雅深邃，读来尤能发人省思。五、王安石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所作文章多关於政令教化、经世致用。其学术根柢渊博，故为文文笔遒劲，思虑缜密，风格则刚峻峭拔。如〈游褒禅山记〉是一篇以议论说理取胜的山水游记。王安石借游褒禅山为题，抒发游山探洞的感想与心得。全文先叙后议，结构谨严，从中寄寓了积极进取的襟怀和贯彻志向理想的精神，并勉学者应「深思慎取」，是一篇借题发挥的游记散文。就如同〈墨池记〉，本文由景生情，因事见理，全篇融情、景、事、理於一体，表现出宋代散文长於议论、结合叙议的风格特色。又如〈伤仲永〉也是一则叙议结合的短文。文章透过一个神童因失学而终沦为常人的故事，说明天赋并不足恃之理，并强调受教学习的重要性。文章或叙或议，皆有条不紊，深入浅出，尤其在精简、朴质无华的文辞中，却仍能富含警惕世人的深意。更多详见 
一、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 （苏轼，苏洵，苏辙父子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经拜过欧阳修为师）。（分为唐二家，宋六家）。二、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旧《广东通志》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三、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汉族，河东人（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四、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自号道人，世称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进士。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五、苏洵（1009年5月22日—1066年5月21日），字明允，自号老泉，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并以文学著称于世，世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擅长于散文，尤其擅长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与《宋史本传》并传于世。六、苏辙（1039年3月18日[1] —1112年10月25日[2] ），字子由，一字同叔 ，晚号颍滨遗老，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学家、诗人、宰相，“唐宋八大家”之一。七、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累赠太师、楚国公。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八、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九、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汉族，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丰七曾”。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
所谓的唐宋散文八大家就是唐宋八大家，有关解释如下： 一、简介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二、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 韩愈 韩愈，贞元八年（七九二年）进士，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于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6] 。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和柳宗元政见很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一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掣电的壮观。 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名作品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更有《祭十二郎文》传世，与欧阳修的《陇冈阡表》以及清代袁枚的《祭妹文》并称中国古代三大祭文。 柳宗元 柳宗元的骚赋成就极高。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政治、哲学思想文学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艺术风格 柳宗元是思想深邃的哲学家、文学家，他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古文大致为5类：①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 欧阳修 欧阳修继承并发扬了韩、柳古文的优良传统，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即北宋古文运动)。作为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不但驱除了学时文坛上浮华新怪的不良文风，开创一代诗文新风，而且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高远的才情开辟了新的创作领域，取得了新的成就，将诗文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欧阳修是我国十一世纪中期的重要作家，他的散文、诗、词在北宋文坛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公认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尤其是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一方面在继承唐代著名散文作家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的创作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特有风格，同时对于当时以及其后明、清两代的一些著名散文作家的创作，也具有重大的影响。 苏洵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dài duò）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轼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的散文与韩愈并称“韩潮苏海”，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宋代散文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中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后来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艺术风格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三苏”之中文学成最高的就是苏轼。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 苏辙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5] 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伤仲永》在人教版初一下册课本有收录。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用简单的自己游山洞的经历说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虽然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曾巩 曾巩散文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作为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理论上也是主张先道而后文的。但比韩愈、欧阳修更着重于道。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宋史·曾巩传》评论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王安石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认为：“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苏辙则用“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来概括曾巩的学术成就。朱熹也推崇他“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其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异议；记叙性散文舒缓平和，翔实而有情致，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明清两代著名作家都将其作品奉为典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亦能诗。现存诗400余首，大都写得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元代刘埙认为曾巩“平生深于经术，得其理趣；而流连光景，吟风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与兴寡，先生之诗亦然”（《隐居通议》卷七），道出了他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但他并非只善赋体，也有一些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称得上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曾巩的学术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声誉。降及南宋，盛誉不衰。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独服膺曾巩。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时，只取曾巩，不取王安石，可见当时风尚。元末明初朱右编选《八先生文集》，开始将曾巩与韩、柳、欧、王及三苏并列。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作文都推尊曾巩。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抄》，将曾巩正式列为八大家之一，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以及刘大櫆、姚鼐等，将欧阳修、曾巩的文章作为楷模，从学曾入手学欧文。这种风气在从方苞到方东树的几代桐城派作家中都没有多大改变。从宋到清，虽也有个别贬抑曾巩的言论，但不是主流。 曾巩强调六经为本源，借圣人之学加强文章底蕴，追求一种雍容典雅的艺术风格。无论叙事、议论都冲和平淡、委曲周详。布局完整严谨，节奏舒缓不迫，语言干净，思致明晰。文章平易理醇，且其开阖、承转、起伏、回环都有一定的法度，显得规矩严密，故唐宋八大家中最便于学习。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散文作者，学“古文”多由模仿曾文入手，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曾巩十分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南昌市有一条子固路，也是后人为纪念这位先贤而命名的。 艺术风格 曾巩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主张先 道而后文。其文自然淳朴，不甚讲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他的文章绝少抒情作品，多为议论文和记叙文。他的散文以议论见长，立论精策。如《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论历代治乱得失，感慨深切。《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倾吐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文风质朴，纵横开阖，有摇曳曲尽之妙。《越州赵公救灾记》，将纷繁杂乱的事项写得条理分明，练达晓畅。其记叙文中偶有写景之作，刻画极工。如《道山亭记》述山川之险，精雕细刻。《墨池记》谈古论今，不无卓见。《宋史·曾巩传》评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 在唐贞元元和时期，韩柳崛起，欣起古文运动，使得唐代的散文发展到极盛，一时古文作家蜂起，形成了“辞人咳唾，皆成珠玉”的高潮局势。而到了宋代则以欧阳修为魁，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 最初将这八个作家的散文作品编选在一起刊行的是明初朱右的《八先生文集》，后来唐顺之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个唐宋作家的作品。明朝中叶古文家茅坤在前者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编选，取名《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0卷。“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究竟起于何时？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