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宁kitty
可以说孔子的思想就是真理，无论任何时间和空间都是成立的，换句话说，只要人类没灭绝，就需要儒家思想，因为它不会过时，只是需要和当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适用于当时而已，原则是不需要改变的 
我心目中的那位孔圣人离我们已经有两千多年了。虽然他已经不在我的这个高度文明的时代，但是他的思想仍活在我们的身边。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接触了这位老人的那些儒雅的思想。记得，我跟着语文老师背诵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有远方来，不亦乐乎------”当时的我对孔老圣人有了一种神圣的感觉。他的许多的教育思想，在我的学习当中，还是比较适用的。另外，他讲述的许多做人的道理，至今我还是需要借鉴的。例如，“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我做人的基本标准之一。 我读了孔子的生平，对孔圣人的做人这方面是值得比较称道的。鲁昭公让他去管理仓库，他就去把这差事作的井井有条。 是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无论孔子做什么事，都是从一点一滴做的。其实，我们之所以把他称为“圣人”，是因为他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他在做人上确实是达到了人生的很高的境界。 孔老圣人不光是我的教育老师，他也是我身边生活的一位指路人。每当，我在生活上感到失意的时候，我总会想到孔子在失意的时候，仍然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件事，最后在不起眼的事情上成功，像我这样的泛泛之辈更应当把精力投入的自己的目标上去。 在我的心目中，孔圣人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他对自己的弟子时那么的有礼，而他的弟子又那么的尊敬他。另外，孔老圣人甘愿屈身向路边的孩童请教问题，丝毫没有失去学者的风度，他俨然把自己看作了一位过路的老人。 孔子，不只是指的是孔圣人，也暗含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两千多年的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直至现在还影响着我所在的时代的人。没有他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没有礼道，我也会变得不那么精彩。 我心目中的孔子，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位普通的老人，又是一位人哲圣人。孔老圣人，是我从小认识的老师，也是我的亲密的儒者。他的思想，已经扎根于我们以及身边人的心目中，让我们更有选择的去继承他的儒家的文化。 二在孔子墓前，凝视着那荒草掩盖下的巨大土堆，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毁也罢，誉也罢，风风雨雨，他都默默无言地独自承受。他不会再爆发，也不会灭亡，只是在那里、在世人的毁誉中，把血肉变成了白骨，但谁都不会无视他思想的存在。 坚强如他。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饱经人生的苦难，却始终坚强乐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所有人生的苦难都如同烈火淬钢般催熟他年轻博大的思想，个人的苦难比起大道之不行又算得了什么。可是，在那个功利霸道横行的时代，没有哪一个君主能够施行他的主张，他就那样孤独而倔强地坚持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毫不绝望、不知疲倦地周游列国、传道授业，渴望大道能够在未知的土壤里长成参天大树。 宽厚如他。在一个秩序混乱的泱泱大国里，他的思想维系了一种最起码的社会和人性的平衡。他历来主张政教分离，“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绝不把希望寄托在毫无根据的来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对生命本身的敬重作为“为政”的起点和终点；“以直报怨”，以此张扬生命的尊严，决不隐匿自己的不满和仇恨。“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是他终生追求的理想，那里，没有阶级、没有等级，有的只是老者、朋友、少者。 兼容博大如他。他从来就没有说过，信我者得富贵，不信我者入地狱的话。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就如同一个坦诚长者，把爱推己及人乃至整个世界，他的弟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今日，极端利己主义的膨胀带来了人类精神家园的荒芜，自私、焦虑、仇恨如同瘟疫威胁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在这样一个呼唤安全、责任和道义的世纪里，孔子的思想便更加显得光辉灿烂，面对战争和恐怖，孔子所说的“和为贵”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孔子是儒家创始人，他的思想核心是“仁”“礼”。 “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 “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孔子追求的“礼”是西周的等级名分制度，孔子还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校正等级秩序，达到贵贱有序。这体现了他政治思想保守一面。 例如，我们现在提倡要“尊重他人”、“五讲四美”、“精神文明”等等，如果不把它和长久影响中国社会的伦理思想体系联系起来，那怎么能让它有个根基呢？“尊重他人”（“爱他人”）这样的道德观念正是和儒家的“仁学”相联系的。如果我们抛弃了孔子的“仁学”理论，天天批判“仁政”，鼓吹“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提倡什么“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么你能真止地“尊重他人”吗？你能真正地爱护别人吗？所以任何对人们的社会规范的具体要求它都必须有—套伦理学理论作支撑，而这套伦理学理论又是内传统积累而成的。 这里不能全面的讨沦儒家的伦理问题，它无疑有许多方面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容“爱人”思想无论如何是我们今天仍应继承和发挥的。照我看，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是基于“亲亲”思想，《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音，人也，亲亲为大。” 《论语。学而》：“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爱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是爱人的基础，但是“为仁”不是仅止在“亲亲”上，而必须“推已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要作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得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如果要把“仁”（“仁政”）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曰仁，—日克已复礼，大下归仁。为仁由已，而由人乎！”我认为，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常有误。（我自已过去的解释也不正确。）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往往把“克己”与“复礼”解释为平列的两个相对的方面，我认为这不合孔子的思想。 所谓“克己复礼”是说，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仁”。 “仁”是人作人的内在品质，“克己”是要靠人对自身内在品质（即“爱人”的品德）的自觉：“礼”是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规范，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之用，和为贵”。要人们遵守礼仪规范必须是自觉的才有意义，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云礼云，玉帛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乎哉！”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认为“克己”（求仁）是要靠自己的内在自觉性。有了“求仁”的内在自觉性，“我欲仁，斯仁至矣”，并实践于日用伦常之中，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极高明”要求我们寻求伦理体系中的终极理念，“道中庸”要求我们把它实践于平常生活之中，而“道中庸”和“极高明”是分不开的。哪怕是寻求最低限度的伦理观念的“认同”，也是和某种伦理体系的终极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如果说，孔子的“仁学”充分讨论了“仁”和“人”（人道）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去充分讨论“仁”与“天”（天道）的关系，那么孟子在后一方面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如他说：“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 人心本仁，与“天心”本是相通的。对此朱烹说得更明白，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己矣。” 此则从“天心”本“仁”，而说“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与“天心”实是相贯通的，因此儒家的伦理学说实是建立在一道德形上学之上，故《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儒家这一“天人合一”思想无疑有其特殊的伦理意义，而贡献于人类社会。 但是，如果我们把曾经支持中国两千多年有关作人的道理的“仁学”（“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作为反动思想批判掉了，那么我们的社会如何不混乱，如何还能不发生“精神危机”呢？从这里看，对待传统的伦理思想，我们只能继承它、发展它，使之适合现今社会生活之要求，决不能抛弃它，而另外建立与之对立的“斗争哲学”。当然，在我们继承“传统”的同时，不仅应使“传统”得到发展与更新，要“日日新，又日新”（这也是中国的传统），而且还应充分吸收一切适应我们社会发展要求的其他民族的伦理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