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不懂冬夜
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偏见。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 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 
1 三人行必有我师 ——与人为友，诚为根信为本！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 朋友们在一起，日久天长则必定能从彼此的身上看到优点、发现缺点。俗话说，君子之交淡若水；这是说君子之间的交往，在乎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心灵的契合、精神的互相欣赏和彼此的遵信守诺。因此朋友相交，要本着“诚信”二字。 所谓“诚信”，完整说就是诚实（心）守信。结交真朋挚友，往往是从诚心开始的，心若不诚，其目的必然乖张，纵然守信则只说明其品行尚端，但德心不佳，此友虽然可贵但已经失去深交根基；若失信则表明此人品行德心俱已不佳，断不可交。心诚者，若亦能守信，此人可谓品德俱佳，实为难得挚友，应拜为座上宾以师礼相待；若失信于人，则说明其德心虽好，但品行欠佳，若有以诚心坦然相告，则此友亦可结交之。 综上所述，三人行: 心诚而守信者，可以之为良师（是真朋挚友）； 心诚而失信者，可以与之为友，但要予以为戒（是真朋非挚友）； 不诚而守信者，可以与之为朋，不可与之深交（非真朋非挚友）； 不诚而失信者，可与之为陌路人，做点头朋友（既非朋又非友）。 朋友相处，各种类型的朋友必然皆会存在；我们不必以自己的标准强求与人，只要能够分辨清楚身边朋友的类型，与之保持恰当的距离则两相适宜。但在结交朋友的过程中，若要找到真朋挚友，则必须诚为根，才可能发现同样真心的朋友，以信为本，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良师益友！与人为友，诚为根信为本！
出类拔萃的科举制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那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达到了“学而优则仕”的境界，有利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也备受西方人推崇对欧洲文官制度的确立产生积极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中国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者’，政治清明，经济繁荣。” 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唐朝时得到发展，宋代得以完善。科举制的推行，打击了腐朽的士族的势力，符合庶族地主经济发展的趋势，适应了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文化素质，也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稳定、政治清明廉洁。同时，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唐朝学制完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推动了宋代科技革新，使得宋代科技领先于世界。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高度繁盛发达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航路开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潜心研究中国的典章制度，不断向欧洲传递东方的信息。16世纪中期来华传教士克鲁兹在他的游记中把中国科举制介绍到欧洲。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科举制度以后，都异口同声的称赞。16世纪的门多萨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他把原因归于中国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说中国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牛津大学教授纽曼说：中国行政制度是迄今为止存在于东方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他们认为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在1800年。1833年，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的考试。1855年，英国成立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1855年，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英国文官考试面向公众，定期举行，强调入选者必须备有良好的品行和确定试用期，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形式非常相似。《大英百科全书》对英国文官制与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关系也有公允的结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进行定期考核。”英国文官制吸收中国科举制的精华，又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 20年前高考制度的产物，那时还是科举制的残余，"学而优则仕"哪!
李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皇帝。 或许一直一来李治都是一个懦弱，生活在父亲光环下的无能皇帝。 但最近有人开始研究举出了种种说明李治并非无能。败高丽，不兴土木，不迷恋黄老。 其实我想说这只是现代文人哗众取宠的一种方法。现在一个名人说杨广是坏蛋，嗯，这个不稀罕。说他是好人才足够吸引眼球。 李治是不是好皇帝其实很容易判断得出。无非从德，从行。德行二字的确可以涵盖一个，尤其是一个皇帝的好坏。 从德来说他。父亲未死便与庶母私通。无论什么朝代这样显然是不道德的。李治身处的朝代并无太大的动乱。但是一大半要归功于他父亲于遗留下的一众贤臣。 再来说他的行。不得不提武则天。没有武则天李治只不过是一个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皇帝罢了。现在有人歌颂武则天是如何英明的一个皇帝。更举出例子说李治并非没有才能，而是太有才能能知人善用起用武则天。 至此注意，武则天并不是一位好皇帝。一个连自己儿子都能下手的人，你能指望她会爱民如子。她对民众的好也是基于她索求的利益和民众并不产生妨碍。她希望有一个武家王朝，让自己在后世也能被人称为高祖。纵然以才能上来说，她的大周无秦朝吞并六合，车同轨书同文的气势。也无汉朝一改颓势驱除蛮夷的雄伟。更无隋朝科举一扫世家门阀的魄力。终归只是延续贞观之治而已。 说回李治在他生命最后几年终于认识到大权旁落，想出废后这一招。但是为时已晚，他一无魄力二无能力。至于说此事为虚有，二人是异常恩爱。试问如果恩爱，武则天在李治死后能养如此多的面首。 无德无行又怎么会是好皇帝。 但历史从来不是告诉我们昨天发生了什么。而是告诉我们今天要怎么做，明天会发生什么。 看看如今的学术大师，必定和固有的历史定论反着来。 不可否认一是哗众取宠。二是如今我们身处的环境，所接受的教育都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反叛心理。先人说对的我们必然说是错的。 不仅仅是人有反叛期，一个国家文化也有反叛期。这也难怪，毕竟先前破去的文化太多，立起来的文化禁不起推敲，外来文化的冲撞都让人无所适从。 学习历史应该明白我们今天缺的不是所谓的文人，不是所谓的大师。而是克己复礼的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