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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水浒传》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还向差人乞怜哀告。两人又都是受骗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差人服侍他。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举地给收拾了。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林冲、卢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两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发，忍一口气。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林冲、卢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 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拳打镇关西，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这样便脱身而去了。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踢到粪坑里去了。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武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字坡对孙二娘。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而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猛无比。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鱼和张顺撕打，被张 顺骗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些形象的动人力量。《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语言特色是明快、洗炼、准确、生动。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多地方都惟妙惟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物、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叙事，善于白描，简洁明快，没有滞拙的叙事和冗长繁琐的景物描写。偶有写景文字，又极精彩。《水浒传》的叙事，要言不烦，恰到好处，而又绘声绘色，鲜明生动。“武松打虎”是历来传诵的好文章，写得极为传神，写人虎相搏，写老虎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拿人的本事，和声震山岗的吼声，一只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跃然纸上。几经搏斗，老虎威风渐减，最后如何被武松按住，如何挣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写得活灵活现，十分逼真。通过这些描写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 
林冲是《水浒》里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分析这个形象时，应从人物的历史条件、阶级特性出发，抓住林冲的性格是怎样在矛盾和冲突中发生重大转变的，要始终扣住一个“逼”字。 林冲出身于枪棒教师家庭，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由于阶级出身的影响，他虽然有正义感，对当时封建统治者有一定的不满，对高俅对他的迫害深为不平，但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又留恋着自己的小康生活，养成了软弱动摇的性格。因此，虽屡遭屈辱和陷害以至沦为“罪囚”，刺配沧州，他仍旧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希望能挣扎着重返京都，恢复旧日的安宁生活。本文开头写林冲到沧州后路遇李小二，反映了他同社会下层人物的联系，表现了他扶弱救困的侠义气概和正直忠厚的性格。他到沧州后，因有柴进的书信钱财照顾，没吃什么苦头；又碰到李小二夫妇，得到了一些温暖。因此，尽管他明明知道是高俅“生事陷害”，使自己无辜“受了一场官司，刺配到这里”，他也只是担心“未知久后如何”，并未作进一步的打算，甚至还自认是“罪囚”，“恐怕玷辱”李小二夫妻两个。不过，林冲毕竟是个正直刚强的人物，在他的灵魂深处潜伏着反抗因素，正如李小二所说，“林教头是个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杀人放火”。因此，当李小二向他报信的时候，他一眼识破了陆虞候的阴谋，明确地意识到“那泼贱贼”是要“来这里害我“，这就激起了复仇的怒火，决心叫仇敌“骨肉为泥”。他不顾李小二的劝阻，马上“去街上买把解腕尖刀，带在身上”，遍寻陆谦，足见其复仇心切，说明他在统治阶级的迫害下，反抗性有了增强。但当“寻了三五日，不见消耗”时，“林冲也自心下慢了”，刚燃烧起来的复仇怒火又冷了下去。管营拨他去守草料场，一方面他能将此事与几天前陆谦的神秘出现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却不害我，倒与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说明他对陆谦是有怀疑、有警惕的；但另一方面，他仍然听从安排到了草料场，并且随遇而安，打算“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那四下里崩坏了的草屋，准备长期居住。沽酒途中行经山神庙，他又祈求“神明庇佑”。正当高俅对他的迫害步步进逼、他的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他却仍然抱着幻想，一厢情愿地尽往好处想，没有反抗的意图。这时，在他心里，杀人复仇的念头又退后了一步，苟安妥协的想法又占了上风。 直到草料场火起，他在山神庙里听到了陆谦等人得意忘形的对话，才了解到高俅指使陆谦策划的恶毒阴谋的真象，认识到高俅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险恶用心，看到反动统治者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是死路一条（“便逃得性命时，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个死罪”）。血淋淋的事实使他真正认清了统治阶级的真面目，原来的幻想彻底破灭。直到这时，他才忍无可忍，毅然决然地杀死仇人，投奔梁山，终于走上反抗的道路，加入了农民起义军的行列。由忍辱屈从到被迫反抗，这是林冲性格的根本转变。林冲的人生道路，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是如何在尖锐复杂的重重矛盾中，逐渐产生分化的。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其生活和生命尚无保障，那么，广大劳动人民生活之痛苦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
鲁提辖的性格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见义勇为，嫉恶如仇，扶危济困，爱憎分明，仗义疏财，慷慨大方。 鲁提辖在潘家酒楼吃酒时，听了金家父女对郑屠的控诉后，毫不犹豫地要去“打死了那厮”，被史进、李忠劝住后，马上从身上掏出五两多银子，又向史进借了十两银子一并交给金家父女作盘缠。回到住处后，仍不释怀，气得连“晚饭也不吃”。第二天还亲到客店中，将店小二痛打一顿，以使金家父女能够脱身。“拳打”镇关西时，采取不依不饶的态度，“应口”要打，“讨饶”更要打，三拳便将这个地方恶霸置于死地。本来，鲁提辖与金家父女素不相识，与郑屠无怨无仇，能如此这般，就充分显示了他见义勇为、嫉恶如仇、扶危济困、爱憎分明、仗义疏财、慷慨大方的性格特点。而这些性格特点的中心皆在一个“义”字。 （2）勇而有谋，胆大心细。 鲁提辖在救助金家父女，惩治恶霸郑屠时，处处表现了这个性格特点：当详细了解金家父女的姓名住处及郑屠肉铺的地址后，虽气愤难当，却能权衡利弊，首先解救金家父女，使其脱身，并能考虑到他们缺少盘缠，将银子送给他们；为了防止店小二去追赶他们，一反平时的火暴脾气，竟然能“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约莫金公去得远了，方才起身”；“拳打”郑屠，更显出他的智勇双全：先采用“激将法”，郑屠果然经不住“三激”，被他引到当街上，手执利器，造成持器行凶的口实，然后再当众质问“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使围观的人知道惩治郑屠是伸张正义，待到“拳打”时，本欲狠狠惩治，并非想把郑屠打死，面对这种意外情况，却能随机应变，故意说：“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大骂着慢慢离去。这些情节皆表现了鲁提辖的勇而有谋、胆大心细的性格特点。 （3）热忱率直，粗犷刚烈，兼有粗野。 邀史进、李忠吃酒叙话，当酒保问他：“官人吃甚下饭”时，便不耐烦地说：“问甚么！但有，只顾卖来，一发算钱还你！这厮，只顾来聒噪！”当听见隔壁阁子里有啼哭时，就摔碟子摔碗，并要酒保“你与我唤得他来”问个明白。听了金家父女的哭诉后，二话不说就要去“打死了那厮”，又送银相助等。这些都反映出鲁提辖对朋友热忱，办事直爽，性情刚烈粗犷，兼有粗野的性格特点。
水浒传》中的典型形象分析在中国古典章回小说中，《水浒传》的人物塑造历来被人们交口称赞。可以说，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是评价《水浒传》艺术价值高低的一个关键之点。本文就将我喜欢的几位英雄的形象展开讨论。一、鲁智深的纯鲁智深原名鲁达，是《水浒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是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中写得最好的几个人物之一。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将其定为“上上人物”，说他是“人中绝顶” ：“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心地厚实，体格阔大。论粗卤处，他也有些粗卤；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然不知何故，看来便有不及武松处。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处。”说鲁智深之为人“心地厚实，体格阔大”。说他的性格特点是“论粗卤处，他也有些粗卤，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金圣叹的这些评语，应该说是很中肯的。先说他的粗卤，按金圣叹的说法“鲁达粗卤是性急”，不同于史进的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的粗卤是蛮，亦不同于武松那种豪杰不受羁束的粗卤。店小二阻挠金家父女还乡，鲁达先喻之以理，但店小二纠缠不休。小说中写道，这时“鲁达大怒，揸开五指，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落两个当门牙齿”。很显然，鲁智深的粗卤只是他豪爽性格表现的一个方面;仔细想来，他实在是一个很讲道理、很讲礼数的人。小说中写他出场时“大踏步竟入茶坊里来”，正碰到前来寻找师傅的史进，当史进向他打招呼时，他“见史进长大魁伟，象条好汉，便来与他施礼”。他与史进两个互相通问时的问话是:“敢问阿哥，你姓什么?”当史进向他下拜时，他是“连忙还礼”，并对史进称赞连声。在逃亡的路上，遇见被他搭救过的金家父女时，他丝豪不以恩人自居。金翠莲的孤老赵员外请他在吃酒时“上首坐地”，他谦让说“洒家怎敢?”又对赵员外说自己“是个粗卤汉子”。这固然是自谦，但也说明他颇有自知之明，这样的人绝对不能简单地看做是一个粗野的莽汉。再说他的精细。就说“大闹野猪林”那出热闹戏吧，实在透出鲁智深的精明的深算。他“见酒保来请两个公人说道:‘店里一位官人寻说话’”，便猜想到高俅之流会在路上设法害林冲，所以悄悄地跟上前去，相机搭救。野猪林的头一天晚上，他听得两个公人做神做鬼，“便要杀这两个撮鸟，却被店里客人多，恐防救了”，所以先埋伏在林子里，演出了那一出精彩的好戏来。更不要说他在“拳打镇关西”之前，唯恐金家父女不能摆脱店小二的纠缠，“且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直到估计金家父女去的远了，才起身去找郑屠算帐。做事又是何等的精细，对人又是何等的体贴!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降伏众泼皮的那场戏，他的眼光又是何等敏锐，办事又是何等利落!《水浒传》小说写他出于义愤，不意三拳打死镇关西郑屠。看郑屠将死，先“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后看郑屠真的要死了，不愿吃官司，“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写他打人干脆利落，用金圣叹的话说是“鲁达阔绰，打人亦打得阔绰”。写其脱身之从容，用金圣叹的话来说是“鲁达亦有权诈之日，写来偏妙”。写鲁达借金老汉钱一节，鲁达先自己“去身边摸出五两银子，放在桌上”，然后向史进和李忠分别借钱。“史进道:‘直甚么要哥哥还!’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李忠则只摸出二两来银子。小说写道“鲁提辖看了，见少，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只把十五两银子给了金老，把李忠的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说李忠不爽快，反衬出鲁达是爽快人。而说到鲁达醉酒，大闹五台山一段，从较为表浅的层次上说，鲁智深的这些行为可以看成是一个豪爽率直、任性大度的中年军官与他被迫隐遁的寺院生活环境的必然冲突，而不应该是由于外在挑动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则表现了《水浒传》中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人生要求。我认为鲁智深不但是《水浒传》中写得最好的人物之一，而且还是水浒好汉中人格最为完美的人物。金圣叹在小说《水浒传》第二回回前总评中说《水浒传》“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鲁智深的所作所为，无一不体现了他作为一名“纯爷们”的光辉形象，他是一百零八个好汉中，最纯的的一个男人，代表了对恶势力的反抗，对封建束缚的冲击，对社会黑暗不公的愤慨的高尚人格。他的结局是最有韵味，最符合中国古典文化和道德伦理的，作者不忍也不该将其与班师回京的牺牲品混为一流，鲁智深的外形和他最终对世事的看破，对小说中一些奸诈虚伪的人来说是一种讽刺，而作者也希望，使鲁智深的形象烙在读者心中，用以警醒世人。所以说，鲁智深是小说凸显主旨最不可或缺的人物，甚至是小说体现的精神的完美化身。二、林冲的真小说《水浒传》中所描写的人物性格各有不同。用金圣叹的话说就是:三十六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但大多数人物的性格，在书中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只有写林冲，借情节的波澜起伏，展示其性格的前后变化，曲折有致，摇曳生姿，最有韵味。大体说来，小说《水浒传》写林冲性格的变化，以其得知高俅派人追杀他到沧州牢城营为开端，以“风雪山神庙”为爆发，以“雪夜上梁山”为发展，以“火并王伦”而完成。脉络非常清晰，层次亦很分明。在陆谦等追杀他到沧州之前，对所有的迫害，无论是白虎堂的凭空陷害，还是野猪林的几乎丧命，无论是公人的折磨，还是差拨的勒索，林冲都持隐忍的态度，只指望有一天能够“挣扎得回来”与亲人厮见。这是一个为人“朴忠”，把人生理想完全寄托于“功名”之上的壮年军官的一般选择。但说到底，林冲并不是一个毫无血性，只会一味苟且偷生的窝囊废。所以当他知道自己所有的忍让都不能换来最起码的生命保障之后，火山爆发也似的反抗之举，以山神庙前痛快复仇的形式表现出来。汹涌的洪流，一旦溃决大堤，即成千里之势，所以小说中又有林冲在山神庙前复仇之后，于亡命途中，赶打柴进的庄客，并抢酒吃醉的一节戏，这出戏是万不可少的，它所起的作用，中国传统美学术语叫做“杀势”，即金圣叹在本回的回前总评中所说的“其势尚犹未尽，故又于此处再一点两点，以杀其余怒”也。在传统戏曲中，常常将林冲的扮相设计得相当英俊，这与小说《水浒传》中“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林冲在外形上相去甚远。然而“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之类的唱词，却准确地把握住了林冲性格中的基本矛盾。金圣叹分析水浒好汉们的性格特征时，曾指出他们的“粗卤”各有不同。其中说“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如果寻觅林冲抢酒打人等粗莽行为的性格背景的话，这一评语用到林冲的身上更为恰当。在小说《水浒传》中，原本“性急”、刚烈的林冲，平日里忍将自己的个性压抑扭曲到如彼的地步，真不是凭白赚取了读者们的一掬同情之泪。也正是如此的林冲，才会在梁山泊前朱贵酒店的白粉壁上写下自嗟“身世悲浮梗”，立誓“威镇泰山东”的“八句”来，这正是林冲性格的合理发展。小说《水浒传》又写林冲初上梁山，被王伦逼取“投名状”时，“睁圆怪眼，倒竖虎须”，挺刀恶斗杨志;晁盖等人上山后的去留，引发林冲“火并王伦”，小说《水浒传》写林冲“双眉剔起，两眼圆睁，”一举奠定大局;最终完成了金圣叹所称道的这位“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的刚毅男儿的丰满形象。林冲是公认的被“逼上梁山”的代表，在描述林冲之前，小说曾写另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被高球追杀，而后引出第一位出场的梁山好汉史进的经过。其实林冲和前辈王进的经历不无相似，同样的地位和武艺，都因得罪高俅而沦落江湖，与王进不同的是，林冲前后有很长的变化期，甚至是转折点。林冲的命运其实是整个梁山泊命运的缩略，是英雄，但也是悲剧的英雄，在惹人怜爱的同时，给人以无限的遗憾与痛惜。金圣叹这样评价林冲：“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业来，然琢削元气也不少……”在我眼里，林冲是真爷们，正是因为小说将他的性格塑造的有变化，先是让他抱有希望，然后让他不合时宜的希望毁灭，接着营造新的希望。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在人们心中是那么真实的英雄，触手可及。三、李逵的纯真 本来若论《水浒传》中的纯与真，说到鲁智深与林冲就应结束了。可是谈到纯真，不得不想到一个人，那就是李逵。李逵是《水浒传》中性格特征最为鲜明的人物。 金圣叹说：“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个入得他眼。《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他性格中最基本的特点是粗卤、率真、莽撞。具体表现为毫无城府，一触即跳，说话没有顾忌，做事不计后果。金圣叹说“李逵粗卤是蛮”。以为《孟子》中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作为李逵的写照。“任是真正大豪杰好汉子，也还有时将银子买得他心肯。独有李逵，便银子也买他不得，须要等他自肯，真又是一样人”金圣叹的这些评价不能说不高，但都还没有涉及到小说更重要的方面，即李逵这个人物及其性格描写和小说《水浒传》的主题及该书的基本美学特征的关系。李逵爱打人，小说《水浒传》对他打人是有解释的。李逵在《水浒全传》第三十八回中一出场，戴宗便向宋江介绍说，李逵的特点是:“在江州牢里，但吃醉了时，却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强的牢子。”“专一路见不平，好打强汉。”不欺侮弱小，不惧怕强权，这是一个不失淳朴农民本色的江湖好汉。在水浒弟兄中，李逵可以说是对宋江最为忠心的。在《水浒全传》第三十八回中两人一见面，宋江就看出李逵是一个“忠直汉子”，有心笼络他。在小说《水浒传》中，不但李逵和宋江在性格上形成鲜明的对照，两个人的政治态度也迥然不同。宋江时时刻刻想着要受招安，李逵则动不动就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以致宋江在喝了毒酒以后，首先想到的是“我死不争，只有李逵见在润州都统制，他若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所以“连夜使人往润州唤取李逵星夜到楚州”，哄李逵也饮下毒酒，害了他的性命。李逵是听说朝廷要行加害，“大叫一声，‘哥哥，反了罢!’”在听宋江说他已喝下了毒酒以后，“李逵见说，亦垂泪道:‘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在小说《水浒传》中，“野性”与“理性”这两种思想伦理倾向和审美要素始终交织纠缠在一起。在政治思想方面，则表现为“造反”与“招安”这两种主张的斗争。宋江与李逵则是这两种互相矛盾、对立倾向的代表人物。宋、李两人在人物关系上的异常密切与思想倾向上的高度对立，在小说《水浒传》中得到了极为巧妙得当的把握。这是小说《水浒传》的杰出艺术成就之一。在《水浒全传》的最后一回里，作者设计了一个“宋徽宗梦游梁山泊”的情节，在这里，作者让宋江的阴魂再一次向皇帝泣诉自己“虽曾抗拒天兵，素秉忠义，并无分毫异心”。然后又让“宋江背后转过李逵，手搦双斧”，厉声喝骂，大叫报仇。骂后，“抡起双斧，径奔上皇”，将皇帝老儿吓出了一身冷汗。这应该说是较好地体现了《水浒传》的基本思想倾向和美学特征。从而使相对松散的《水浒》后部有了一个漂亮的豹尾。金圣叹说：“只如写李逵，岂不段段都是妙绝文字，却不知正为段段都在宋江事后，故便妙不可言。盖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诈，故处处紧接出一段李逵朴诚来，做个形击。其意思自在显宋江之恶，却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此譬如刺枪，本要杀人，反使出一身家数。”在很多人眼里，李逵往往以一个杀人魔王的形象出现，黑旋风一出场，便要刮走许多人的性命。可是李逵的杀，经常是出于忠义的杀，他的残忍行为一点都不招人厌恶，反而让人怜惜。因为他的出发点，以及他的天真头脑，在人们心中是一种久违的珍贵。在杀人目的上，他的精神高度甚至比林冲还要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