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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服饰、婚丧等方面来管窥近代民俗的变迁。 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 服饰习俗的变化：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出现了“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完全欧式”。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中国传统民俗文化 1、腊八节腊月初八吃“杂米粥”的习俗。2、冬至节冬至经过数千年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节令食文化。诸如馄饨、饺子、汤圆、赤豆粥、黍米糕等都可作为年节食品。曾较为时兴的“冬至亚岁宴”的名目也很多，如吃冬至肉、献冬至盘、供冬至团、馄饨拜冬等。 冬至是一个内容丰富的节日，据传，冬至在历史上的周代是新年元旦，曾经是个很热闹的日子。 在今天江南一带仍有：吃了冬至夜饭长一岁的说法，俗称“添岁”。3、九九重阳节溯农历九月九日，为传统的重阳节。因为古老的《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重阳节”名称见于记载却在三国时代。据曹丕《九日与钟徭书》中载：“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重阳节是个历史悠久的节日，由于年代久远，节日的形成不易考察明确。因此，关于重阳节的起源，有种种不同的说法： 重阳在民众生活中成为夏冬交接的时间界标。如果说上巳、寒食是人们渡过漫长冬季后出室畅游的春节，那么重阳大约是在秋寒新至、人民即将隐居时的具有仪式意义的秋游，所以民俗有上巳“踏青”，重阳“辞青”。重阳节俗就围绕着人们的这一时季感受展开。（《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萧放 著 中华书局） 4、中秋节中秋节有悠久的历史，和其它传统节日一样，也是慢慢发展形成的，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早在《周礼》一书中，已有“中秋”一词的记载。后来贵族和文人学士也仿效起来，在中秋时节，对着天上又亮又圆一轮皓月，观赏祭拜，寄托情怀，这种习俗就这样传到民间，形成一个传统的活动，一直到了唐代，这种祭月的风俗更为人们重视，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个节日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 中秋节的传说是非常丰富的，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之类的神话故事流传甚广。 5、清明节插柳清明插柳戴柳还有一种说法：原来中国人以清明、七月半和十月朔为三大鬼节，是百鬼出没讨索之时。人们为防止鬼的侵扰迫害，而插柳戴柳。柳在人们的心目中有辟邪的功用。受佛教的影响，人们认为柳可以却鬼，而称之为“鬼怖木”，观世音以柳枝沾水济度众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里说：“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清明既是鬼节，值此柳条发芽时节，人们自然纷纷插柳戴柳以辟邪了。 汉人有“折柳赠别”的风俗：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李白有词云：“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古代长安灞桥两岸，堤长十里，一步一柳，由长安东去的人多到此地惜别，折柳枝赠别亲人，因“柳”与“留”谐音，以表示挽留之意。这种习俗最早起源于《诗经小雅采薇》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用离别赠柳来表示难分难离，不忍相别，恋恋不舍的心意。杨柳是春天的标志，在春天中摇曳的杨柳，总是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折柳赠别”就蕴含着“春常在”的祝愿。古人送行折柳相送，也喻意亲人离别去乡正如离枝的柳条，希望他到新的地方，能很快地生根发芽，好像柳枝之随处可活。它是一种对友人的美好祝愿。古人的诗词中也大量提及折柳赠别之事。唐代权德舆诗：“新知折柳赠”，宋代姜白石诗：“别路恐无青柳枝”，明代郭登诗：“年年长自送行人，折尽边城路旁柳。”清代陈维崧词：“柳条今剩几？待折赠。”人们不但见了杨柳会引起别愁，连听到《折杨柳》曲，也会触动离绪。李白《春夜洛城闻笛》：“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其实，柳树可以有多方面的象征意义，古人又赋予柳树种种感情，于是借柳寄情便是情理中之事了。 寒食究竟在清明的前几日？有几种说法。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冬至后一百零五天称寒食节，这样正好是清明节的前二天。唐代元稹的诗云：“初过寒食一百六”，认为清明节前一天为寒食节，清明节与冬至本身所处的日期，就有一天的差异。因为寒食和清明的日子相近，而古人在寒食中的活动又往往延续到清明。久而久之，寒食和清明也就没有严格区分了。 清明前后流传着很多传统的风俗活动。如寒食赐火，清明扫墓，踏青郊游，打马球，放风筝，荡秋千，斗鸡，拔河等。这些活动随着岁月的赓续交替，社会的嬗递变化，有的习俗已被淘汰，有的仍遗留至今并赋予了新的内容。6、端午 据统计端午节的名称在我国所有传统节日中叫法最多，达二十多个，堪称节日别名之最。如有端午节、端五节、端阳节、重五节、重午节、天中节、夏节、五月节、菖节、蒲节、龙舟节、浴兰节、粽子节等等。 7、除夕守岁 除夕守岁是中国人民春节时早就有的一种饶有风趣的习俗，最早是为了驱赶“百鬼”，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驱赶百鬼的含意早已荡然无存，而今已成为人们除旧迎新、合家共享天伦之乐的家庭年会了。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雅士对“守岁”这一习俗进行了描绘，为后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文化遗产。梁朝徐君倩在《共内人夜坐守岁》一诗中写道： 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 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 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 勿疑鬓叉重，为待晓光摧。 这就从多个侧面反映了1400多年前人们在除夕之夜欢乐待晓的情景。 冬逐更筹尽，春随斗柄回。 寒喧一夜隔，客鬓两年摧。 则是唐朝诗人李德裕对人们除夕守岁一夜不眠的具体描述。而唐朝的另一位诗人张说的《钦州守岁》一诗，则生动地再现了那些因公务在身或因其他原因而不能与家人团聚的远方游子在除夕之夜守岁不眠的思乡之情： 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旦来。 愁心随斗柄，东北望春回。 到了宋代，除夕守岁更是盛行。大文学家苏东坡所写的“儿童强不眠，相守夜喧哗”等著名诗章，则表现了孩子们除夕守岁时的喧闹场面。至于说皇宫之内或一些富贵人家，除夕守岁也自然要比普通人家豪华得多。李世民曾以《守岁》为题写有一诗： 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 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 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 唐朝另一位诗人杜审言也同样写有一首《守岁》诗，把那些达官贵人守岁时谈笑风生、酒绿烛红的景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孙捧御筵。 宫阙星河低拂树，殿廷灯烛上薰天。 弹弦奏节梅风入，对局探钩柏酒传。 欲向正元歌万寿，暂留欢赏寄春前。 在江苏省苏州市的寒山寺，有一种“击钟分岁”的守岁习俗，除夕之夜的夜半时分，敲钟108下，意在消除人世间的108种烦恼。唐朝诗人张继在《枫桥夜泊》一诗中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而今天，人们在除夕之夜守岁之时，听着那寒山寺钟声的袅袅余音，无不思念起自己的亲人和远方的朋友，无不沉浸在幸福和欢乐的海洋之中。 
一、传统服装的特点中国称自己为“衣冠王国”。《易经》上曾这样写：“黄帝尧舜垂衣裳治天下，盖取乾坤。”中国的传统服装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其基本体系没有太大的变化，能基本满足人们的穿着需求。在发展变迁的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如下一些特点：1、服装的社会等级森严封建社会历来强调“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服装不仅为了遮体暖身，更是为了分辨人的身份。比如清朝冠顶上那颗小小的顶珠的有无和所用宝珠的颜色、大小，都能显示出不同的官阶和身份来。至于寻常百姓，也能从穿长衫和短打来区分其不同的社会地位。就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尽管穷困潦倒不堪，还不肯轻易脱下身上那件“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以保持其读书人的身份和“尊严”。人分三等，衣分五色，中国人历来习惯衣貌取人，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只重衣衫不重人”。2、服装的象征意义浓重由于受 “故旧皆好”等因循守旧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服饰普遍趋于保守，服装样式的继承多于创新。人们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倾注在服装局部范围的装饰美化上，尤其在衣料、颜色、图案、纹样以及刺绣、镶色、滚边、嵌线、荡条、纽带等装饰性工艺的点缀上不惜功夫、不厌其“繁”。中国服装的最大特色之一便是色彩、图案、外形上的象征意义。例如根据古代“五行”、“五方”、“五色”的学说，黄色象征着四方拱卫的中央，表示至尊至贵，于是黄袍便成了皇权的特殊标志。至于民间服饰图案、纹样的象征意义更是花样迭出，名目繁多。常见的如“连（莲）年有余（鱼）”、“三羊（阳）开泰”、“六（鹿）合（鹤）同春”、“吉（戟）庆（磬）如意”、“子（莲子）孙（花生）满堂”等等。这些吉祥图案、纹样的出现和广为流传正是传统思想和宗教迷信在群众衣着生活中的复合折射，同时也反映了质朴善良的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憧憬，表达了祈求子孙万代幸福美满的强烈生活愿望。3、款式单一、裁剪平面化、面料单一、饰品繁多中国服装历来沿用平面造型和直线裁剪，宽衣博带，广袖高髻，长裙曳地。比如蟒袍、龙袍朝袍等都是平面造型和直线裁剪的，款式比较单一。由于受传统儒家思想、封建伦理道德和保守禁锢的审美意识的影响，体现在衣着上就是以遮盖为美，反对人体的暴露，整个人体被层层衣袍所包裹。比如清朝时出现的旗袍，立领高翘掩面，衣身肃穆修长、底襟封闭包裹。又由于东方人人体固有的平面化特征，中国传统服装裁剪平面，不强调人体的特征，对人体美却很难起到塑造作用。而由于我国的地理环境、生产力和工艺水平的制约，我国传统服装的面料以天然的棉、麻、丝为主，和以羊毛为主要原料的西方服装又比较大的区别。同时我国传统服装的饰品比较繁琐，比如藏袍上附着着形形色色、真真假假的珠宝饰物和腰刀、火镰、鼻烟壶等生活小用具，以及如“嘎乌”之类的宗教护身符，其繁复、绚丽与贵重令人眼花缭乱。二、传统服装的现代化张岱年先生在论述中国历史文化的论文中写道：“时至今日，理学的时代久已过去，应该建立中国文化的新统。事实上，中国文化的新统已经在建立之中”。张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的新统指近代中国出现的区别于传统文化的新文化。中国服装的改革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象文学革命那明确响亮口号，但那时期大胆着装者的所作所为，实质上也是服装领域的一次革故鼎新。由此产生中国的新服装和新的服装文化，开启并逐渐形成了中国服装的新统。这里所谓的服装新统是相对于服装传统而言的，是指服装无论从设计、裁剪还是工艺上都区分传统服装、体现出现代生活的服装。中国传统服装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并不奇怪。它是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发展的，中国古代以农为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文化结构是时间的，强调“天地之大，天地之可久也”，因此服装上以宽服大带包裹全身，崇尚自然，追求“无形之形的服装”。而又由于封建礼教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趋于保守，不易接受新鲜事物，隐藏真性，遮掩人体之美。当世界上没有比之更先进、更进步的社会制度时，中国传统服装是优越的。当西方国家步入工业化社会以后，那里的服装就得到了迅速发展。先是巴黎成为欧洲的服装中心，继而诞生第一家高级时装店，而与此同时的中国社会发展缓慢，如同冬眠。鸦片战争之后，一种欧式西装率先进入中国，宽体、宽袖日渐变窄、变短，“大拉翅”头饰去掉了，高高的鞋底不见了。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倡导中山式男装，对中国旧帝制时期的朝服，是一次根本性的服装改革。20世纪初，女性开始进学堂、下工厂，步入社会者日益增多，于是一些有碍于工作和运动的传统长袍大袖被废除了，代之以短袖合体的日常服装。到20世纪中期，在中国大中城市中，服装也实现了有历史意义的转轨与转型，改变了服装业的落后现象。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服装的转轨与转型快速地扩展到全国的大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服装在20世纪发生了全面的、根本的变化，进入服装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然而一提起传统服装，人们便会联想到旗袍的传统要素：立领、盘扣、绣花、织锦缎……这样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的设计作品便成了一件件“古装翻版”和“出土文物”。这样的服装或许作为表演服或者礼服还比较适合，但比较难以让被现代文明、时尚文化所左右的人们所接受。上海APEC会议引发了“唐装”热，流行的“唐装”差不多全是丝绸的、锦缎的，大团花、绦子边等，并没有太多实质的创新。可以说这样的设计并没有从本质上理解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内涵，因而它并没有成为经典而保存下来，它还需要改良，需要吸收新的服装语言，使这种民族服装既具有东方特色，又符合服装的世界流行趋势。绝对不要简单地把老祖宗的东西拿出来开发，说这就是弘扬民族文化，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传统服装和现代生活方式、现代审美情趣等相结合，创造出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民族服装，这样它才可能长久。因此如何进一步改良传统服装，创造服装新统成为摆在我国服装界、设计界和企业家面前的一个主要课题，更是一道难题。几年前，国际服装大师克里斯汀•迪奥在T型台上掀起“中国风”，引起世界对中式服装的关注。五千多年悠久灿烂的文明和服饰文化，不但让外国人着迷，更使国人意识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族审美情趣是一个时代文化背景的产物，而每个时代的文化又是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的集中体现。封建时代的经济政治决定了封建时代服装的等级森严的文化特征。随着经济政治发展的多元化、国际交流的频繁化，社会文化轻松化、活泼化，服装也相应的由传统的凝重单一型向现代的轻快多样型转变。生活节奏的加快要求服装式样简单、适合运动、变化频繁等等，而传统服装因其有着不利于人体行动的特点而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生活节奏，必然会被新统服装所取代。服装的美来源于它的整体美，笔者认为服装设计要做到色彩和谐、款式呼应、装饰得体。同时在服装设计中要有国际眼光与民族情愫，要充分发掘利用西式服装的特点，做到既关照到国际新潮，又表现中华民族的自豪。我们需要在现代时装中倾入中华服饰文化元素，尤其是要持续不断地保持并发展服饰中的中华风，穿出中国人的气势来。这，才是衣冠大国崛起的时刻。
一、传统服装的特点中国称自己为“衣冠王国”。《易经》上曾这样写：“黄帝尧舜垂衣裳治天下，盖取乾坤。”中国的传统服装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其基本体系没有太大的变化，能基本满足人们的穿着需求。在发展变迁的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如下一些特点：1、服装的社会等级森严封建社会历来强调“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服装不仅为了遮体暖身，更是为了分辨人的身份。比如清朝冠顶上那颗小小的顶珠的有无和所用宝珠的颜色、大小，都能显示出不同的官阶和身份来。至于寻常百姓，也能从穿长衫和短打来区分其不同的社会地位。就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尽管穷困潦倒不堪，还不肯轻易脱下身上那件“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以保持其读书人的身份和“尊严”。人分三等，衣分五色，中国人历来习惯衣貌取人，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只重衣衫不重人”。2、服装的象征意义浓重由于受 “故旧皆好”等因循守旧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服饰普遍趋于保守，服装样式的继承多于创新。人们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倾注在服装局部范围的装饰美化上，尤其在衣料、颜色、图案、纹样以及刺绣、镶色、滚边、嵌线、荡条、纽带等装饰性工艺的点缀上不惜功夫、不厌其“繁”。中国服装的最大特色之一便是色彩、图案、外形上的象征意义。例如根据古代“五行”、“五方”、“五色”的学说，黄色象征着四方拱卫的中央，表示至尊至贵，于是黄袍便成了皇权的特殊标志。至于民间服饰图案、纹样的象征意义更是花样迭出，名目繁多。常见的如“连（莲）年有余（鱼）”、“三羊（阳）开泰”、“六（鹿）合（鹤）同春”、“吉（戟）庆（磬）如意”、“子（莲子）孙（花生）满堂”等等。这些吉祥图案、纹样的出现和广为流传正是传统思想和宗教迷信在群众衣着生活中的复合折射，同时也反映了质朴善良的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憧憬，表达了祈求子孙万代幸福美满的强烈生活愿望。3、款式单一、裁剪平面化、面料单一、饰品繁多中国服装历来沿用平面造型和直线裁剪，宽衣博带，广袖高髻，长裙曳地。比如蟒袍、龙袍朝袍等都是平面造型和直线裁剪的，款式比较单一。由于受传统儒家思想、封建伦理道德和保守禁锢的审美意识的影响，体现在衣着上就是以遮盖为美，反对人体的暴露，整个人体被层层衣袍所包裹。比如清朝时出现的旗袍，立领高翘掩面，衣身肃穆修长、底襟封闭包裹。又由于东方人人体固有的平面化特征，中国传统服装裁剪平面，不强调人体的特征，对人体美却很难起到塑造作用。而由于我国的地理环境、生产力和工艺水平的制约，我国传统服装的面料以天然的棉、麻、丝为主，和以羊毛为主要原料的西方服装又比较大的区别。同时我国传统服装的饰品比较繁琐，比如藏袍上附着着形形色色、真真假假的珠宝饰物和腰刀、火镰、鼻烟壶等生活小用具，以及如“嘎乌”之类的宗教护身符，其繁复、绚丽与贵重令人眼花缭乱。
由于深衣的普遍流行，穿窄裙的妇女有所减少，这个时期的窄裙样式，上窄极短，只到腰间，而裙子很长，下垂至地，行不露足，至东汉以后，直裾逐渐普及。汉朝时期，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思想等诸方面空前繁荣。因此这一时期服饰礼仪制度也极大完善。”汉官威仪“就是用来称颂汉朝服饰制度的成语，”汉服“一词也由此而来。”汉服“又称”汉衣冠“，是中国汉族的传统服饰，又称为”汉装“，”华服“，是从黄帝即位至明末这四千多年中，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历代汉人王朝推崇周礼，象天法地而形成的千年不变的礼仪衣冠体系。汉服历史悠久，款式众多，虽历朝历代皆有自己的特点，但其基本特征不变，而且汉服又有礼服和常服之分。上衣下裳的冕服是帝王百官最隆重正式的礼服。深衣为百官及士人常服，襦裙则是妇女喜爱的穿着。普通劳动人民和帝王百官的服饰大为不同，普通劳动人民一般上身穿着短衣，下穿长裤。配饰也是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古代汉族男女成年之后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上，以簪固定，加之以冠，以表示成年。汉服不仅可以体现出我国古代汉族服饰的变迁，还映射了人文历史，更包含了古人的礼法观念。汉服随着朝代的更迭而变迁，而“礼法，文化“却始终不变。在众多汉服中，唐朝体制最为独特，不同场合就要穿不同的衣服，不同的人，衣服甚至是不同的颜色，唐代的平民基本只穿白衣。宋朝，程朱理学盛行，在它的影响下，”存天理，灭人欲“，加强”古人之礼“，反映在服饰上则是”简单，朴素，力求不出错。另外，朝堂之上，不同等级的官吏服饰颜色各有不同。到了明代，整体样式与宋代基本相同。棉质衣物普及，提高了衣物的舒适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