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灭的星空
世界公司治理模式趋同对中国公司的启示世界各国公司治理模式可以分为：英美的市场监控模式、德日的股东监控模式、东南亚国家的家族控制模式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人控制”模式。实际上，东南亚国家的家族控制模式与德日的股东监控模式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共同特点均表现为大股东的直接监控，只不过在德国 和日本，大股东主要表现为银行或大财团，而在东亚国家，大股东主要为控股家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出现是因为在国家经济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由于市场机制发育滞后、有关公司治理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引起的。因此，公司治理模式实质上可以分为两种：英美的市场监控型和德日式的股东监控型。20世纪80年代，由于德国和日本的公司后来居上，在全球市场上对英美的公司造成巨大威胁，引起了公司治理专家对英美的外部监控模式进行反思。一些专家认为，德国和日本公司竞争力的提高得益于其有效的内部监控模式，因此，在这一时期，以内部监控为主的公司治理模式倍受推崇。然而，90年代以后，随着以内部监控为主的公司所发生的一系列损害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内幕交易不断曝光，人们又认识到了德日内部控制模式的不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使人们强化了这种认识，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受到推崇。然而，近年来，英美的市场监控模式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如：安然公司倒闭、安达信公司解体和世界通信公司造假等事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资本市场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各种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都在逐步暴露出各自的不足：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在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以外部监督为主的模式。美国公司受到企业外部主体如政府、中介机构等和市场的监督约束，但因股权过于分散，股权结构不稳定，一般股东不可能联合起来对公司实施有效的影响，使股东对高级管理人员的监控力度大为减弱，形成了“弱股东，强管理层”的现象。以德、日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是一种典型的内部监控模式。虽然它们也有发达的股票市场，但对于公司筹资以及监控而言，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公司的资本负债率较高，股权相对集中。特别是法人之间相互稳定持股，以及银行对公司的持股和干预，使公司内部的各相关利益主体监控公司成为可能。但是这种公司治理模式存在市场治理机制薄弱的缺陷。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家族治理模式，是建立在以家族为主要控股股东基础上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成员内的权力分配和制衡。其特征是：一方面，董事会成员、经理人员具有一定的排外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企业决策方式的“家长化”。而出现在前苏联和东欧等转轨经济国家的内部人控制模式本身是一种不健全、不完善的模式，这种模式既缺乏股东的内部控制，又缺乏公司外部治理市场及有关法规的监控，从而导致公司的经理层和职工成为企业实际控制人，导致经理层利用计划经济解体后留下的真空，对企业实行强有力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企业的实际所有者。可见，各类治理模式都面临着新的挑战。采用外部监控模式的企业开始怀疑完全依赖市场监控的有效性，从而把目光转向公司内部，要求独立董事发挥更有效的内部监督作用；采用内部监控模式的企业开始重视市场因素对公司治理的有效作用；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采用家族模式的企业也开始借鉴良好公司治理的成功经验，着手进行公司治理的系列改革，包括加强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制定公司治理规范、强调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和监管、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加强对中小股东的保护等等，而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内部人控制模式存在更多的弊端，更需改进。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单纯以某种监控方式为主的公司治理模式都不是最佳的，只有综合各种模式的优点建立的公司治理机制，才能最有效地保护股东权益，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近年来，英美等国开始对其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制定公司治理的各种原则、指引、章程、鼓励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要求公司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在董事会内引入一定数量的独立董事等，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增强公司的内部监控力度，以弥补外部监控不足的缺陷。而德日企业也效仿英美的公司治理模式。目前，东南亚采用家族控制模式的企业正在学习英美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其家族特色逐步弱化；而前苏联和东欧等转轨经济国家的内部人控制模式，也在随着其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逐渐向国际标准靠拢。由此看来，虽然世界各国都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建立了具有本国（地区）特征的公司治理模式，但是各种公司治理模式正在相互渗透、交融和趋同。为什么世界各国公司治理模式正在趋同呢？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交流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交流的程度越来越深入，交流的频率越来高，全球化已经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形成了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文化一体化等等。这使得我们的地球“变小了”，成为了“地球村落”，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们已经成为“地球村”中的一个村民。既然都生活在“地球村”这一个村落里，那么各个国家就应该遵循一些相同的东西，而不能老是强调自己的特点，搞些例外，这样既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实际上也不利于自己的发展。这种现象反映在公司治理模式上就是公司治理模式的趋同化。世界公司治理模式趋同化对改善中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启示随着世界各国文化的交融和趋同，各种公司治理模式也在趋同，因此中国公司的治理模式就不能过分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过分强调中国特色，而应该顺应时代和世界的潮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求、能够与国际接轨的公司治理模式。目前，国企改革已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即制度创新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机制。而要规范，就不应强调所谓的“中国特色”，如果在公司治理模式问题上过于强调中国特色，所建立的公司治理机制就不会完善，所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也会是假的，名似而实不是。这样，中国公司日深的种种沉疴就难以根除，当然更不能保证公司健康稳步地发展。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而造成的，而不完善的原因就在于其治理机制过分有特色。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亚洲公司治理的薄弱环节，亚洲金融危机也表明，如果不具备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一个国家的经济将可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暴露出严重缺陷，甚至丧失已经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对于中国来说，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国吸引外资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成败。中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中国正在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并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要想不重蹈东南亚国家的覆辙，就必须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按照国际标准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制度。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现有公司中的大部分是由原国有企业或其他政府部门控制的实体重组改制而成。在改制过程中，有些公司的运作比较规范，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尚未真正实现向公司制的转变。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不少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公司治理的“特色”。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股权结构不合理，“超级股东”控制一切，并导致了种种问题。因此，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改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的首要问题。为了实现股权结构的合理与优化，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国有股减持，并在减持的过程中引入机构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状况，形成几个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当的格局。改善和优化股权结构，可以通过出让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或者资产重组等方式，降低国有股权的集中程度；另一方面可借鉴日本法人相互持股的经验，尝试发展法人持股和机构持股，特别是法人交叉持股模式，构造稳定的大股东。国有股独大问题的解决只是为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奠定了基础，还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形成一个规范、标准的公司治理准则。这个准则应该分显示出我国公司治理制度的规范性、标准性，要充分体现出平等对待所有股东，保护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强化董事的诚信与勤勉义务；发挥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建立健全绩效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强化信息披露，增加公司透明度。 
上市公司经济管理中现寸若干问题剖析与管理改革建议 [摘 要] 盈余管理是近年来财务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本文从委托代理关系与盈余管理的形成、契约关系与盈余管理的形成、信息不对称与盈余管理的形成三个角度进行了盈余管理的经济学分析，以期通过探讨对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予以认识和防范，进行必要的约束和监督。 [关键词]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经济学分析 一、盈余管理的基本涵义 盈余管理是近些年来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财务理论界一个热点问题。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在编报财务报告时通过选择会计政策寻求对自己有利的财务结果。雪普(KatherineSchipper，1989)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就是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在这一定义中(1)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而把管理会计报告以及那些意在影响或改变公认会计原则的活动等排除在外。(2)提出了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某些私人利益。(3)并没有依赖某一特定的盈利概念，而是基于会计数据作为信息的观点进行讨论的。这里的获取私人利益与对外财务报告的中立原则是对立的，盈余管理实际上背离了中立性原则，而中立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之———可靠性的一部分。因此，盈余管理提供的信息是不可靠的，盈余管理并没有定期提供实际的会计信息。 传统上，人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与经济收益(有时也叫真实收益)有关的一个概念。在经济收益观下，有一些数据(譬如经济收益)被盈余管理故意地歪曲了。经济收益之所以会被歪曲而成为会计的报告收益，除了盈余管理外，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也将导致会计数据与真实收益有偏差。当然，经济收益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有意义地加以定义，一般说来，在现实的报告系统中经济收益是看不见的。即使如此，在经济收益观下，人们还是要把看不见的真实收益作为衡量偏差的基准。 在信息观下，盈利仅仅是许多用作决策和判断的信号中的一个。信息观意味着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是其“信息含量”这一统计特性。盈余管理的信息观假定公司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代理契约下，公司经理不仅可以就会计程序做出选择，而且还可以据此程序做出不同的估计。 二、盈余管理的经济学分析 (一)委托代理关系与盈余管理的形成。 委托———代理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基本假设之上:(1)委托人对随机的产出没有直接的贡献;(2)代理人的行为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观察到。委托代理关系实际上是指所有者将其拥有的资产根据预先达成的条件委托给经营者经营，所有权仍归出资者所有，出资人按出资额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最终控制权;经营者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按企业法人制度的规则对企业财产行使占有、支配、使用和处置的权力。所有者是委托人，经营者是代理人，双方的责、权、利得到了明确界定，从而形成相互制约、相互激励的机制。 按《公司法》规定，中国上市公司都必须是股份公司的形式。股份公司制度的最大特征就是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最终分离。股东作为企业所有者，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同时也是企业风险的直接承担者，但却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和经理层)则由股东聘任，对企业进行管理，同时获取一定的报酬，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就形成了标准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据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人都是理性的”，委托方———股东及代理方———管理层都具有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机。但是在股份公司制度下，管理层(尤其是经理层)对企业剩余没有或只有少量的索取权，他们的努力工作并不能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甚至需要承担较大的成本。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管理层在对企业信息披露尤其是关键的盈余信息披露时，将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提供信息披露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这里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是指个别企业的私人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但公司的会计信息实际上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信息披露的边际社会收益会大于私人边际收益(主要是由于真实和相关的会计信息能优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保护投资者利益，具有外部经济性所致)，从而使社会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时信息披露量应当大于私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信息量。许多信息从股东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应该披露，然而管理层从自身利益出发，只会选择少量披露甚至不披露，从而导致了股东与管理层目标的偏离。为促使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目标行事，委托人会通过各种契约对代理人进行激励和监督，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代理成本，当代理成本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时，委托人就会弱化监督，甚至放弃监督，从而导致“内部人控制”①。 在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经济分析中，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源，根据“委托经济责任”理论，会计信息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衡量经营者的业绩，解除经营者的委托经济责任。在现代股份公司中，股东和管理人员之间构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为了激励和督促管理人员更好地服务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大部分上市公司都建立起了对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和考核机制，也都是建立在利润目标的考核上。因此，企业管理人员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及信息上的优势，运用自身的职业判断，在不违反会计原则的范围内，选择对自身有利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直接干预盈余信息的生成，从而使盈余信息朝着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我国现有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是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虽然根据《公司法》规定普遍设立了包括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及经理层组成的多级治理结构，但实际情况是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流于形式，“内部人控制”严重，企业的主要决策还是管理人员说了算。而作为会计数据直接生成者的会计人员，其个人利益完全受管理人员的控制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人员为了自身利益进行盈余管理就没有障碍了。 从股东与管理当局间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派生出三种可能的层次更低的委托代理关系组:(1)股东与管理当局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2)小股东与大股东间的委托代理关系。(3)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下面，分别从这三个角度对盈余管理产生的内在原因做更深入的分析。 从股东与管理当局间的关系分析。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在委托人无法了解代理人努力程度的情况下，最适宜的契约就是使代理人分担其行动的后果，以此来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于是产生了基于会计盈余数据的管理人员报酬计划。 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利益的不一致，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委托———代理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刚性，加之经济主体的自利性，使代理人有动机为自身利益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对委托人隐瞒实情，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由于委托人很难监管和约束代理人，盈余管理作为机会主义行为便得以产生。 从大小股东间的关系分析。 在上市公司中，除了管理当局与股东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外，大小股东之间也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公用事业类上市公司几乎全部是由以前的国有企业改制形成的，国有股占据绝对的控股地位，中小股东所占比例很小。中小股东相信股东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将监管管理当局的责任委托给大股东，自己不参与对管理当局的监管，而选择“搭便车”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股东与管理当局合谋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的发生。 大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所占股份比较多，利益与上市公司联系更紧密，自然有动力参与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但是从中小股东的角度来看，将参与监管的成本和参与监管所获得的效益相比较，更愿意选择“搭便车”的方式，由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行为进行监管，中小股东自己不参加监管。公司治理结构中，“搭便车”是指大股东承担对公司经营者行为的监督费用，而相应的收益由所有的股东来分享。显然，也包括对经营者财务决策以及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如果小股东因监督而获得的收益不能弥补他付出的监督成本，小股东便不会实施监督活动，而宁愿享受大股东监督所带来的好处。 下面我们可以运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分析上市公司大小股东间博弈行动的结果，大小股东间博弈的结果是小股东放弃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导致大股东与管理当局合谋损害中小股利益的行为。这是一个简单的智猪博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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