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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到了汉代，又在国家政权启封建大一统的广阔社会背景之下，继续发展起来，取得很高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代散文在前世的基础上品类更加繁多，凡刘勰在《文心雕龙》文体论中所涉及的颂、赞、祝…等三十种散文文体都已独立出现，而每种文体往往又会细分为若干不同式样用途的小类，正如刘师培所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 此外，汉代散文虽然大多为应用文，少有现代观念中的纯文学的散文，但在优秀作家手中“述理于心，著言于翰”，往往“杂用文绮”，锻炼成为语言运用的艺术，将直接的实用性与艺术的审美价值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从而成为文学史上成就斐然、影响巨大的文学现象。这些作品主要用于针对社会与国家大事，表达政治、哲学、伦理道德的思想观念、意见主张，以及在人与人之间住行诸如赞誉、思念、哀悼等情感的交流，有很强的工具性意义。而为了取得最佳效果，这些散文十分讲究如布局谋篇、句式结构、修辞藻饰等形式上的完美，又善运用比兴、取象的手法，在叙事、说理或感情抒发中，都追求感性的直观性。而且无论所涉及的是何种题材，即便是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也总是注入内心强烈的投入参与的意识，寄托自己的理想愿望、爱憎褒贬，从始至终流荡著主观激情，使得文章自然的洋溢着形式美、形象美与情感美，有很强的审美价值。正因如此，使得汉代散文不仅品类繁多，诸体大备，而且文质相生，异彩纷呈。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在汉代散文创作中出现了司马迁的伟大巨著《史记》，不仅以无与伦比的史学成就被公认为“史家之极则”(赵翼《廿二史札记》)、“史家之绝唱”(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而且也开创我国传记文学的新领域，并一举登上了无人能企及的高峰，使汉代散文愈加发射出璀璨的光辉。 西汉前期的政论散文：西汉前期的散文主要是务实，求用的政论性文体，较之战国诸子之文，体裁、风格已有明显变化：有关治世的原则、见解和措施，而且比较深刻，也颇具文采。其中，以贾谊、晁错成就最高。贾谊是一位才高而命短的政治家、文学家，有专题性政论文：如《过秦》、《大政》等篇章；西汉中期的散文及创作：汉武帝至宣帝时期，文坛上空前繁荣。就散文而论，此时不仅出现了《淮南子》、《史记》两部大的散文著作，单篇的散文也有了新的发展。除了议论说理外，散文中言志抒情的成分有了增加。同时，受到汉赋的影响，散文的辞赋化也特别突出，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都有这个特点，其中《淮南子》以具有奇幻瑰丽的色彩：文章除了善于运用比喻、寓言之外，还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是反映荆楚一带人们的某些思想、观念与信仰；语言的富丽华美：用优美的语言来谈论哲学问题，《庄子》首开风气，《淮南子》则继其踵武；继承并发扬先秦诸子散文：特别是《庄子》的风格，往往寓哲理于物象的生动描绘中，或从横驰骋，或层层剖析，反复申说，或浪漫想像，奇伟宏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的价值取向。后期的散文：汉文章较之先前缺乏生气而流于经学气味，这与此时儒家地位的强化巩固有关，西汉后期的散文，首先值得重视的是桓宽的《盐铁论》。这是一部保存汉代有关经济、思想史料的极有权威的辩论专著。从散文角度说，也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政论性散文专著，是散文的新发展；刘向的散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上疏言事的政论，一类是校书时所作的叙录，其中的《论起昌陵疏》颇为著名等；《史记》是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还是这一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撰修的不朽巨著《史记》。它不仅是我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历史散文作品的顶峰，而且还开创了新的文学门类－传记文学，并为其树立了一座难以企及的丰碑。《史记》的艺术成就：高超的写人艺术、深沉的人生感慨、优秀的语言艺术等。《史记》在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集先秦之大成，又为后世之楷模，不仅在史学上的地位是空前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极高的，如：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书》起，正史在体裁形式上都是承袭《史记》。 东汉前期的散文以《汉书》和《论衡》为代表。它们一为国史，一为私人著作，风格迥然不同，《汉书》贯穿了儒家的正统思想，《论衡》则表现了独立思考、自抒机杼的个性。 东汉后期的散文：从整体上说，没有摆脱东汉一代模拟、因袭之风，也没有产生杰出的作家、伟大的作品，多数作家仍然是努力适应统治者的政策，思想贫弱，文采不足。但受到政治影响，议政之风盛行，因此，有些文人、学者，不再囿于神学迷信的专制统治或以疏奏议政，或著书立说品评人物，或纯作理论性清议，散文的范围有所扩充，品种有所增加，并且在思想内容、语体风格上也出现新的特色，如：论说性散文出现针砭时弊的倾向，作家的自主意识有所加强；书、檄、箴，不仅用来议政，也用来进行私人交际，特别是书，几乎成了求荐、荐人、酬谢等日常生活的专用品种。从整体上说，汉末虽没有杰出的作家，艺术成就不大，散文的风格缺乏西汉前期的气势，也没有东汉前期的朴实厚重，但是体裁品种有新的发展，记事说理的语言更趋清丽，风格也更为典雅。其中著名的作家有汉末“三子”。 艺术成就：汉代的散文总体上来说，有著很高的成就。一方面出现象司马迁那样卓越的文学大师，在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的基础上，创造了富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和个性的文体，给后世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汉代的政论文，也在先秦散文基础上发起来一种新的散文体，对后世政论文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散文，无论在叙事或说理方面，或是在塑造人物、描写社会现实方面，都较先秦的散文有很大的进步，也表明了我国散文的新成就。（来源：中国散文网） 
政论文、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贾谊的《陈政事疏》）、一些杂论、说理散文（如刘向的《条灾异封事》）、以剖白个人思想心迹为主的信体散文（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奏疏文（如刘向的《谏营昌陵疏》）、历史散文（如司马迁的《史记》）、游记、碑体等新的散文样式。
两汉文学的主要形式、结构与特征 1． 赋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它借鉴楚辞，、战过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有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发，将诗歌融入其中。赋有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它的文体来源广泛，是一种综合性文体。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最高成就。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张衡的《归田赋》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2． 楚辞体作品 楚辞体作品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许多作品都是在摹仿《离搔》、《九章》。汉代盛行解读楚辞的风气，文人对屈原一往情深。楚辞重在咏物抒情。发展中慢慢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被称为骚体赋。 3． 两汉叙事散文 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史记》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汉书》继承了它的体例，并使之完善。《吴越春秋》强化了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东汉时期还出现了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推动下的新文体。马第伯的《封禅仪记》是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游记。汉代政论文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 4． 诗歌 四言诗在汉代继续沿用，但不在居于主导地位，汉代出现了五言诗。五言诗在西汉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大量出现。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叙事诗有《孔雀东南飞》，五言诗抒情诗的典范是《古诗十九首》。西汉已出现大量七言诗，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反映了早期七言诗的特点。 两汉文学主要形式、风格、特征 两汉文学的主要形式是散文、赋、楚辞体、乐府诗。 其中散文风格多样，有历史散文、政论散文。其特征为别为前者开辟了新的文体样式，以人物为中心来记叙历史。而政论散文则主要继承先秦散文的模式，但是却有所发展，散文结构更加严谨质实。 赋的风格是大赋、小赋、骚体赋相辅相成。特征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一种新体制。 乐府诗风格承载先秦诗歌样式，但又有其鲜明的特点，如有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楚辞体作品仅仅是模拟屈原的作品，在风格和特征上几乎没有变化，因此渐渐衰落。 两汉故事赋或讲述鸟兽故事，或敷演历史传说，或再现生活场景，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世俗民众的思想感情与审美情趣，其生成及传播方式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这些赋作包孕着戏曲、小说等多种文学要素，其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人物形象的鲜明，语言的个性化与通俗化，都形成了汉代文学中特异的存在，从而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俗文学的发展演进有过不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