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n865069
最后一看，还是这个可以“中国——园林之母”的缘由 内容摘要 100年前，一个年轻的英国园艺学者威尔逊（EHWilson）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开始了他为西方收集、引种花卉植物的长期而影响深远的工作。置身于“花的王国”中，他被深深地感动和陶醉。后来随着他对中国花卉了解的增多，他认识到中国花卉对世界各国的园林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100年前，一个年轻的英国园艺学者威尔逊（EHWilson）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开始了他为西方收集、引种花卉植物的长期而影响深远的工作。置身于“花的王国”中，他被深深地感动和陶醉。后来随着他对中国花卉了解的增多，他认识到中国花卉对世界各国的园林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1913年，他写下了《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这一有影响的著作。此书在1929年重版时易名为《中国——园林之母》（China Mother of Gardens）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园林之母”这个提法，已为众多的植物学者和园艺学家所接受。在国内，尽管不少人对这种说法耳熟能详，但对其内涵却了解有限，笔者就此作一简单的阐述。 一、中国东部花园对西方的贡献 中华民族自古爱花，在2500多年前，花就在我国人民美化生活，表达情感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诗经》中有关桃花、芍药和萱草的诗歌就很好地表明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祖先培育了许多举世闻名的绚丽花卉。不仅如此，中国的花卉很早就曾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如原产我国的桃花以及培萱草(Hemerocallis fulva)，约在2000年前就传入欧洲。 进入近代后，西方英、法各国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园林艺术的发展迅速，对海外的奇花异草有更多的需求。当时来华的西方商人等很快对我国众多异乎寻常的漂亮花卉的产生了强烈兴趣，千方百计设法引进我国花卉的种苗。 鸦片战争前，西方人与我国进行贸易的主要地点——广州，是一个花卉园艺非常发达的城市。这里气候温暖湿润，花木种类十分繁多，素有“花城”之誉。当时广州东南郊有一大型园林区——花埭（或称花地），是一处非常著名的花卉种苗和盆景交易的中心。它是早期西方商船主购置我国花卉的重要场所。 另一方面，在北京活动的西方传教士，特别是有一定植物学基础、在中国御花园效力的法国人汤执中（P D’Incarville）等，也积极通过内陆商路向欧洲的彼得堡、巴黎和伦敦的植物园传送一些见于北京园林的花木种苗。其中汤执中送出的植物包括荷包牡丹（Dicentra spectabilis）、苏铁（Cycas revoluta）、角蒿(Incarvilea sinensis)、翠菊(Calllistephus chinensis)和白菜(Brassica chinensis)以及紫堇属的一些植物。此外，还有北京很常见的绿化树种侧柏(也叫扁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槐树(Sophora japonica)、臭椿(Ailantus altissima)、栾树(Koelreuteria paniculata )、皂荚(Gleditsia sinensis)，以及大枣(Ziziphus jujuba)、枸杞(Lycium chinense)和染料植物蓼蓝(Polygonum tinctorium)等等。有关记载表明，在18世纪下半叶的时候，西方通过各种途径从我国输入的花卉和观赏树木包括已经不少，包括石竹、蔷薇、月季、茶花、菊花、牡丹、芍药、迎春、 苏铁、银杏、荷包牡丹、角蒿、翠菊、侧柏、槐树、臭椿、栾树、皂荚和各种竹子等。其中荷包牡丹、翠菊、角蒿是后来非常普遍栽培的花卉植物，被冠以颇为动听的名称，如荷包牡丹被西方人成为闪耀红心(Showy leedingheart)，颇富烂漫色彩。翠菊是我国特产的美丽花卉，在西方很受欢迎，被西方人称为“中国紫菀”。一些树木也体现类似的情况，如臭椿也是欧洲普遍栽培的绿化植物，被称为天堂树（the Tree of Heaven)。栾树在西方被称为金雨树(the Golden Rain Tree)。进入19世纪后，英国丘园派出的科尔，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验茶员雷维斯等又从我国的广东沿海等地收集了大量的棣棠、栀子、忍冬、蔷薇、杜鹃、紫藤和藏报春等的种苗送回英国。 在西方早期在中国引种的花卉中，菊花和月季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菊花在我国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和大量的品种。这种美丽的鲜花很快引起欧洲商人的注意。 大约在1688年，有“海上车道夫”之称的荷兰人，引进了6个漂亮的菊花品种，花的颜色分别为淡红、白色、紫色、淡黄、粉红和紫红。1751年，瑞典著名博物学家林奈的学生奥斯贝克从澳门带回一种野菊花到欧洲。1789年，英国当时的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又重新引进中国的菊花，据说其后英国栽培的菊花主要由此种培育而来。后来，在1798年到1808年间又有八个新的品种被直接引到英国。 1804年，英国一些精干的园林艺术家成立了“伦敦园艺学会”（1860年改名为“皇家园艺学会”）。这个学会的成立对西方世界尤其是英国在华收集观赏植物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一个英国学者曾经写道：中国花卉“与我们自己的完全不同，不仅仅体现在植物的类别，而且还体现在其被使用的方式和安排它们时显露的美学价值。……甚至在远东被用于园林和植物中的象征手法也提供了思想的源泉。到18世纪末的时候，中国的东西成了一时的流行时尚。”正因为如此，这个学会从成立开始，就想方设法大量引种中国花卉。其中也包括菊花。 菊花受到西方人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菊花盛开于秋天花很少的时候，而且花期长。作为一种时令花卉，其观赏价值是十分突出。当时园艺学会的秘书萨本就指出了这一点，同时认为园艺学会的植物园里虽已栽有12个菊花品种，但根据有关资料，但中国还拥有大量的菊花品种，非常必要作进一步的收集。 园艺学会先后于1821年和1823年派出鲍兹和帕克斯到我国引进菊花新品种和其它一些花卉。他们送回去30个菊花新品种和大量其它观赏植物。加上在广州的雷维斯等人的不断引进，从1821至1826年，萨本描述了不下68个菊花品种。稍后广东沿海较好的菊花品种几乎全被引进英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843年，园艺学会派出的福琼到我国当时开放的南方口岸城市收集园林植物。他被西方认为是“在中国植物收集史上无可争议的开了新纪元”的人。先后四次来华，给西方引去了包括牡丹、芍药、山茶、银莲花、杜鹃、蔷薇、忍冬、铁线莲等190个种和变种园林植物和经济植物，其中有120种是西方前所未有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从舟山引进的一个菊种——“舟山雏菊”。这种菊花是1846年由福琼送回英国的，在那以后的20年中，经西方园艺学家之手，这种小花培育出各类普遍栽培的焰火品系。福琼引进“舟山雏菊”被认为在菊花育种史上开了新纪元。 因为重视的缘故，西方在菊花的育种方面进展神速，而且成就很大，到1852年，与我国相比已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如今不但是栽培最普遍的花卉之一，而且也是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四大切花种类之一。也是商业价值最高的花卉之一，难怪有人认为菊花肯定是西方从远东引进的最重要的园林植物。 西方从我国引进的重要园林花卉很多，早期堪与菊花交相辉映的是月季。月季在西方的园林和家庭装饰中所起的作用与菊花相比毫不逊色。 月季也是我国非常古老的一种观赏花卉，在南方四季都开花，花期很长。因此叫月季，俗称月月红。月季是近代西方从我国引种的重要花卉，在当今西方园艺界的重要性堪称举足轻重，它在西方被誉为“花中皇后”，栽培的品种据说达20000多个。这似乎是西方人对蔷薇属植物情有独钟的结果。根据美国植物学家里德(HSReed)的说法，西方栽培的月季和蔷薇属植物主要来源于中国的三个种。第一种是月季(Rosa chinensis)。它于17世纪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引进印度，1781年再经印度被引到荷兰，因此曾被误认为原产印度。1789年，英国的班克斯把月季带回英国栽培；差不多与此同时，它也被引到奥地利的维也纳植物园栽培。另一个种是多花蔷薇(或称野蔷薇R multiflora)。这个种的标本在1793年的时候曾由英国来华使团的一个随员采得。1804年它的一个变种被引进到英国。还有第三个种便是芳香月季(R odorata)，1808年被引入英国。基于这三个种的定向杂交和培育，西方得到众多千姿百态的月季和玫瑰。 当然，由于我国是蔷薇属植物现代分布的中心，西方人从我国引入的与月季同属的蔷薇属植物远不止这三个种。1792年，英国使团的随员曾在我国采得硕苞蔷薇(R bracteata)带回英国。1807年，又有木香花(R Bankisiae)被引到英国。1823年，英国园艺学会派来的采集者又从我国引进过一些玫瑰的新品种。其后由同一机构派来我国采集园艺植物的福琼又在厦门和上海采集得不少蔷薇属植物种苗送回，其中包括他从宁波收集到一种当地人叫“五色蔷薇”的品种。此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继续源源不断地从我国引种蔷薇属观赏植物。 这一时期引入西方的花木还有许多被广泛栽培，科尔从我国南方引入的卷丹便是其中之一。卷丹是我国各地常见的一种球茎花卉，在我国有很长的栽培历史。它那翻卷成球形的橙红色花瓣，上面点缀着紫黑色的斑点，与纤长舒展的花须相匹错落有致，显得特别婀娜多姿。由科尔引回去后，在欧洲园林很快风行。于它形态上的上述特点，这种花被西方人称为“虎百合”（Tiger lily），后来成为世界上栽培最普遍的百合种类之一。由雷维斯、鲍兹出大力引回的大量藏报春（P sinensis），后来在英国也被普遍栽种。 另外，法国传教士送回的臭椿种子，被培育出大量的树苗，为英法都市广泛用作行道树。19世纪中叶福琼从我国舟山引进的棕榈(Trachycarpus fortunei)，现在西方栽培非常普遍；由他引进西方的榆叶梅和锦带花在西方也有不少栽培。此外，原产我国南方的木香花的一些变种则在地中海沿岸园林中非常普遍栽培。因为中国有如此丰富的花卉资源，因此福琼认为“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的确确是‘中央花国’。” “中国——园林之母”的缘由 来自: 免费论文网 二 威尔逊打开西部花园 19世纪下半叶法国传教士谭微道和英国海关人员韩尔礼在我国西南四川山区和湖北宜昌附近的收集，使西方人认识到湖北西部和四川东部以及西北等地高山峡谷中还蕴藏着大量奇丽的花木资源。当时哈佛大学的植物学家沙坚德教授认为：“很明显，世界上没有哪部分向中国西部那样，能有那么多的适合于温带气候的城市公园和花园的新植物”。于是在1897年的时候，他建议英国著名的维彻公司派人到那些地方收集新植物的种苗， 1899年，英国年轻的园艺学者威尔逊由维彻花木公司派出来到中国。由于他在那一地区的成功收集，因此他被称为“打开西部花园的人”。 如果把威尔逊的工作作为西方在华引种工作整体的一个阶段加以考察的话，我们很容易发现，与前一个阶段的福琼等人主要从我国引进原有的栽培花卉不同，这一阶段西方人以引种我国的野生花卉为主，因而其数量更大。许多花卉甚至更有魅力，象珙桐和香果树不但是我国特有的古老树种，而且也被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是北半球最漂亮的观赏树木。因此它带有开发和驯化的特征；地点也由我国的东部进入到我国的中西部。 威尔逊头两次来华，都是由维彻公司雇用，时间分别是1899至1902年和1903至1905年，而且各负有引进珙桐和绿绒蒿的明确使命。 比较我国众多的观赏植物而言，珙桐颇有点“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意味。这种花苞片成对象鸽子展翅的漂亮观赏树木标本，首先由法国传教士谭微道在我国的川西宝兴采得。它不但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且还是我国特有的古老树种。法国植物学家还特地在其编写的有关这种植物的著作中配上了一幅漂亮的彩图。因为花苞片的形状，珙桐被美称为“鸽子树”(dove tree)或“手帕树”。可能是这种树的描述和他那幅漂亮的插图引起了商人的注意，维彻公司才产生了引种的念头。 1899年，威尔逊来华收集这种树苗。在当地向导的帮助下，他轻而易举地在鄂西山区找到这种他认为是北温带“最有趣和最漂亮的木本植物”，收集到大量的种子和插苗。成功地引到英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栽培。现在，不少珙桐已长成高达五六丈甚至更高的参天大树。这种漂亮的鸽子树现在不但为欧美普遍栽培，而且成为世界著名的观赏树木。 威尔逊第一次来华除成功地引进珙桐外，还引去了大量的其它观赏植物。他当时去的鄂北和川东等地是我国的槭树属等木本植物的中心，所以他的引种包括不少很有观赏价值的木本植物，如娇艳动人的山玉兰(Magnolia delavayi)，既有花叶可观，又有美果可餐的猕猴桃(Actinidia chinensis)，还有红果树(Stranvaesia davidiana)、血皮槭(Acer griseum)、青榨槭(A davidii)、枇杷叶荚蒾(Viburnum rhytidophyllum)及巴山泠杉(Abies fargesii)和绣球藤(Clematis montana)，以及偏翅唐松草等等；另外还有一些由谭微道、法盖斯和韩尔礼早年发现的著名观赏杜鹃种类，包括花淡红而大、芬芳宜人的喇叭杜鹃(Rhododedren disclor)和粉红杜鹃(R Fargesii)等等。 威尔逊第二次来华引进的绿绒蒿，是一类生长在高山地带的罂粟科漂亮花卉，除了云南、西藏和青海的部分地区人民较熟悉它之外，生活在我国内地的人知道它的也不多。19世纪末大约是英国动物采集者普拉特曾到过川西的康定一带见到过。回去后，他对这种植物之美所作的描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可能是这个原因，激起西方人想要引种这种漂亮的花卉的愿望。1903年，威尔逊再次受雇同一公司来华引种这个美丽的花卉。此次威尔逊所去的地点主要在四川西部等地。成功地从川西北，将开艳丽黄花的全缘绿绒蒿(Meconopsis integrifolia)和丰采迥异的红花绿绒蒿（M punicea）引进了西方，但后来这两种花并未像珙桐那样扬名四海 
“一树独先天下春”的梅花是中华大地的奇葩，是众多民族的骄傲。据调查，梅树野生于自西藏经滇、鄂、皖、浙直至台湾等10个省、区的山林，在我国已有3000年以上的应用历史。神、姿、色、态、香俱居上乘的梅花，至今约有两百多个形形色色的品种，都是从古代的野梅引种驯化、精心选育而得的精英。梅花是家梅中的一大分支，家梅系由野梅演进而来。近百年来，植物学家、园艺学家和园林工作者在广大地区采集、调查了不少野悔。这些野生的梅树、是梅花原产于我国的铁证，也是对梅花原种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活材料。在西南山区，野梅分布的地段多较高。如在西藏波密等地，就在海拔2100～3300米处发现野生梅林。云南省除南部外，野梅几乎遍布全省，而以滇西北之下关、大理、洱源一带为多(海拔1800～2600米)。在四川，则主产于丹巴、汶川、广元、万源、西昌、会理、汉源等山地丛林中，海拔1300～2500米。而在鄂西宜昌、恩施等地，野梅就分布在较低海拔之山地(300～1000米)。故西南山区，尤其是滇、川二省，乃我国野梅的分布中心，并延伸至鄂西一带。至于野梅分布的次中心，则系鄂南、赣北、皖南至浙西的带状地区。如在鄂南的咸宁市汀泗区聂家乡长丰大队后山海拔170米阔叶常绿与落叶混交林中，就有散生的野梅。野梅在江西省主产于景德镇市瑶里乡区石塔三矿区香菇场混交林中，海拔约300米，系零星分布。安徽省歙县以及黄山风景名胜区东坡芙蓉桥附近(海拔约200米)，1984～1985年还有野梅零星分布。浙江亦有野梅散生于常绿阔叶树为主的混交林中。此外，在广西、福建亦发现有野生梅树。我国古人应用梅子至少已有3000年以上历史。《书经·说命》载；“若作和羹，尔唯盐梅”，这是殷高宗对宰相傅说他的重要性：好比做羹汤时用的盐和梅那样。按商代之盐与梅，犹今日之酱油和醋。这种古代的烹调习惯，至今仅在云南下关等地，由白族人民保存了下来。1975年我国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正好与《书经》的记述相互印证。考古学家在殷墟掘出一具精美的食器——铜鼎，其中满盛炭化了的梅核。核扁圆形，两端尖，似较鲜物略小，呈栗黑色，而表面密布蜂窝状小凹点——正是梅核的典型分类特征。经碳14鉴定，距今已有3200多年。早在商代中期，古人已用梅子(果梅)于食用了。稍迟，关于梅树和梅子的记述越来越多。如《周礼·天官》云：“饮食之笾，其实干萚”。经查核，萚就是食用梅子的古称。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著名民族歌集《诗经·召南》中，有一首《慓有梅》的诗篇，它是一首热情奔放的情歌，姑娘将梅子投掷给她看中的小伙子，寓意至深。同时，《慓有梅》反映出当时在陕西召南地区，梅树是相当普遍的。也就是说在距今至少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引种野梅使之成为家梅的驯化过程就已经开始了。在长江流域，古代艺梅也是从生产梅子(果实)开始的，例如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出土文物中，许多陶罐里都盛有保存完好的梅核和梅干。同时出土的竹简上记有“梅”、“脯梅”、“元梅”等字样，这都是当时梅子加工制品的名称。这说明早在西汉初期，我国长江流域人民早已引种栽培梅树，并多方利用梅子加工食品了。另外，在湖北江陵汉墓出土的陪葬品中，亦发现有梅核，其历史时期与长沙者相若。在远古时代，先民采集野生梅子主要是以作加工食品或供祭祀之用。但因梅花冰中孕蕾，雪里开花，玉白朱红，暗香浮动，在北风凛冽的隆冬季节，唯有它“独先天下春”。于是人们在以果为主要目的过程中，也逐渐一并欣赏了它的神、姿、色、态、香之美，引起了人们对梅花的喜爱和向往。而在长期的驯化和栽培过程中，正好又有个别植株出现了复瓣、重瓣、台阁，奇异的花瓣或萼片，新奇的枝姿等等，于是有心人使其另行繁殖、栽培，从而培育成若干专供观赏的梅花新品种。所以“花梅”应是从“果梅”中分出来的一支奇葩，时期约始自西汉初叶。如《西京杂记》载：“汉初修上林苑，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有朱梅、胭脂梅”。又载：“汉上林苑有侯梅、同心梅、紫蒂梅、丽友梅”。虽然这些品种只有名称，但从字面上看，当系“宫粉”之类的观赏品种，其中或已出现若干重瓣新品。稍迟，杨雄著《蜀都赋》，有“被以樱、梅，树以木兰”等记述。可见距今约两千年前，梅已在成都作城市园林绿化材料应用了。整个晋代，梅花常见栽培，诗人吟咏渐多。如东吴名将陆逊之侄陆凯，曾做过丞相，其文辞优雅，有个文字挚友范晔在长安。他在春回大地、早梅初开之际，自荆州摘下一枝梅花，托邮驿专赠范晔，并附短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春”可以“寄赠”自陆凯始，从此梅花传友情，传为佳话。到了南北朝，梅花应用更多，有关诗文、韵事也盛。如《金陵志》云；“宋武帝(刘裕)女寿阳公主日卧于含章殿梅下，梅花落于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号梅花妆，宫人皆效之”，这可能就是梅花图案用于美化的发端吧。其它的如宋元年间均有梅花诗文。其中尤以何逊《咏雪里梅》诗、庚信《梅花》诗及萧纲《梅花赋》等，最为脍炙人口。凡此种种，足见梅花栽培、应用渐盛，日益为文士所欣赏。因此从汉、晋至南北朝，“梅于是始以花闻天下”。及时至隋(581～618)、唐(618～907)、五代(907～960)，梅花栽培渐盛，品种也有所增益。这就引起了文人雅士更多的关注，纷纷用梅花作为创作的主题，促使梅之声誉大噪。象唐代名臣宋璟在东川官舍见梅花怒放于榛莽中，归而自感，遂作《梅花赋》，有“相彼百花，谁敢争先！莺语方涩，蜂房未喧，独步早春，自全其天”和“谅不移于本性，方可俪于君子之节”等赞语——这对梅花得高名和艺梅规模的扩大，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唐代咏梅诗篇不少，如杜甫、李白、韩愈、杜牧、柳宗元、白居易、张九龄、李商隐等诸多名家俱有梅花诗。据《华阳县志》载：五代初，王建据蜀称王，留在成都辟梅苑。孟知祥在成都称王时，别苑中有老梅卧地，称为“梅龙”。凡此种种，足见早在唐及五代，不论华东、华中或华西，都已有较多的梅花栽培。而其中心地区，则为东西遥望的杭州和成都平原。至隋、唐、五代时的梅花品机主要仍属江梅、宫粉等型。而在四川，则始有朱砂型品种出现(时称“红梅”)。如《全唐诗话》载：“蜀州郡阁有红梅数株”，今日祟庆县朱砂梅花名品仍多，实有其历史渊源。宋、元400年(960～1368)，是我国古代艺梅的兴盛时期。此际梅诗、梅文固多佳作，梅画、梅书亦脱颖而出，盛极一时。同时，梅花新的系、类、型和品种有所增加。梅花缤纷，梅影阵阵，在历史上形成了艺梅的一个高潮。仅以梅诗而论，北宋林逋(和靖)隐居杭州孤山，不娶，而植梅放鹤，号称“梅妻鹤子”，传为千古佳话。其《山园小梅》诗中名句“疏影横斜水清饯，暗香浮动月黄昏”，最为胜炙人口。再如北宋之苏轼、秦观、王安石等，南宋之陆游、陈亮、范成大等，皆有甚多著名梅花诗词流传至今。王安石《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陆游《梅花》：“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皖花溪。”南宋范成大是位赏梅、咏悔、艺梅、记梅的名家，曾在苏州石湖辟范村搜集梅花品种12个，约于1186年写成中国、也是全世界第一部梅花专著——《梅谱》。足见时至宋代，梅花栽培日盛，品种不断增加，艺梅已成为社会群众的风尚了。元代有个爱梅、咏梅、艺梅、画梅成癖的王冕，隐居于九里山，树梅花千株，自题所居为“梅花屋”，其《墨梅》画及《墨梅》诗均名扬天下。王冕《墨梅》：“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用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此外，元代赵孟俯、杨维帧、谢宗可、僧明本等，皆有梅诗名作。而昆明温泉对岸曹溪寺一株元梅，趾曲蟠飞，老态龙钟，年年犹开重瓣粉红花，且可结实。笔者多次往观，确认其为七百余年前古物，且系原木。查曹溪寺元梅原有两株，其一在“文革”期间死去，甚为可惜。现存此株元梅恐系国内最老的古梅，弥足珍贵。由上所述，足见元代虽当兵乱，而艺梅、咏梅之风未衰。到了明(1368～1644)、清(1644～1911)两代，艺梅规模有所扩大，技艺水平续有提高，新品种大量涌现，这些在书、文、诗、画中均有反映。如明代王象晋箸《群芳谱》(1921)，记梅花品种19种之多，且各附简单记载，还将它们分属于白梅、红梅、异品等三大类。书中对梅花的栽培、繁殖等，亦有若干论述。在此前后，周文华著《汝南圃史》(1620)，徐光启箸《农政全书》(1636)，皆列记若干梅花品种。至清而梅花栽培益盛，品种增多。如陈淏子作《花镜》，记载了21个梅花品种，其中“台阁梅”、“照水梅”乃前所未有者。“扬州八怪”中，以咏梅、画梅著称者不乏其人。而金农、李方赝等，则更以善于画梅而名扬四海。关于明清之古梅，应以杭州超山之明梅为最。超山大明堂原有宋梅20株，传系苏轼1056年由杭州移来手植。但宋梅年老株衰，后渐陆续死去，最后一株亦于1933年2月枯毙。现存的一株所谓“宋梅”，系明代分本，树高5米，最大冠幅1米，老态龙钟，干已空心，着花略稀，品种名“大叶猪肝”，萼紫瓣白，花瓣5～8枚，花径达6～3厘米，仍能结实。辛亥革命之后，梅花栽培又有新发展，品种续有增添。如《华阳县志》(1934)中即记有成都梅花品种八个。此时的沪、宁、苏、杭、扬(州)、(无)锡、渝、穗、汉、昆等地私家园林，搜集的梅花品种也不少。上海黄园还从日本引入“洒金”、“垂枝”等类、型梅花品种数十，并将艺梅经验编入《花经》(1949)一书中。解放前，曾勉教授1942年发表专论梅花之学术论文，并记载重庆的梅花品种15个，是为科学整理我国梅花品种之始。汪菊渊与笔者在1945年拟定了中国梅花各类品种检索表，以成都20个品种为例，进行了中国梅花品种科学分类的首次尝试。1947年7月，笔者著《巴山蜀水记梅花》，作为上海园艺事业改进协会丛刊发行。1949年2月，在沪举行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属梅花展览会。解放后，梅花栽培的规模与技术均有飞跃的发展，品种也迅猛增加。从1958年起，除特殊情况外，每年春节在武汉东湖风景区举办梅花展览会。近年南京、无锡、上海、合肥等城市也常组织梅展，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梅花引种驯化和新品种选育研究，在最近几十年已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北京已有“送春”、“北京玉蝶”等耐寒品种可以露地越冬，在武汉也有“单凝馨”、“华农玉蝶”等先后脱颖而出。梅花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与国人的文化与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除我国外，仅东方的日本、朝鲜有较多的梅花栽培。在日本，甚至还有“梅之会”的组织，并发行专门刊物《梅》。而在整个西方，则只大洋洲的新西兰开始重视梅花，有5～6个品种用于商品生产性的梅花栽培。追溯史乘，始知迟至15世纪中，我国的梅花才借道朝鲜东传日本。早年(1879及1884)传于欧洲之少数梅株，则系由日本辗转运去的。目前欧洲仅在英、法等少数国家的植物园内，有梅花数株点缀共间而已。至于美国的梅花是由日本转去，至今仅50～60年的短暂历史，且被误称为“日本杏”，载培、应用很不普遍。西方除新西兰人开始了解到梅花特易形成花芽，系绝佳之促成花木已用于切花生产性栽培外，其余国家大多不知道梅花的优点，也不会欣赏梅花的神、姿、色、态、香之美。而在东方的日本，由于受到西化的影响，梅花栽培也有走下坡路的趋势
中世纪的哥特式内容摘要：哥特式建筑是哥特式艺术的显著方面，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精神与建筑结构技术的探索结合起来，在建筑高度、垂直空间和框架结构的强度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构成了世界史上辉煌的篇章。关键词：哥特式艺术——建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哥特式”一词大概还是相当陌生的，但若提起巴黎圣母院，恐怕就很少有人回摇头了。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同名小说《巴黎圣母院》改编的电影，令那座美伦美奂的大教堂的形象在人们心中深深扎下根，巴黎圣母院建于12世纪后半叶，它所代表的建设样式在艺术史上被称为“哥特式”。每一个伟大的文明都有代表自己最高文明成就的造型艺术纪念碑。作为“信仰的时代”，中世纪亦有自己的纪念碑，那就是哥特式教堂。然而，“哥特式”一词最初却是作为一个贬义词出现的。瞻望“罗马昔日之壮观”，以古典文化当然的继承者而自居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在用“哥特式”一词描述中世纪晚期盛行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建树式样时，事实上将其用做了粗鲁与怪诞的同义词。需要说明的是，意大利人所谓的“哥特式”建树与历史上的哥特人并无直接联系。今天，人们对哥特式艺术的成就已作出了全面而公正的评价；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风格术语，“哥特式”一词已不带有任何褒贬色彩了。哥特式艺术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臻于成熟之际在视觉艺术领域接触的硕果，它亲历了中世纪的巅峰期与衰退期，并直接孕育了文艺复兴艺术。基督教仪式传统最高成就的代表便士哥特式艺术。哥特式风格涉及中世纪晚期几乎所有的造型艺术品类，除了所谓纯艺术领域的建筑、纪念性雕塑和壁画、木版画之类传统意义上的绘画，还包括镶嵌彩窗工艺雕塑、书籍装帧和织毯设计等。尽管建筑、雕塑与绘画领域中的哥特式风格均曾在特定的时期内形成或接近于形成当时西方世界的国际样式，但在艺术史的时空构架里，我们看到，哥特式风格在不同地域内发展与演进是极不平衡的。一方面，哥特式时代，站在造型艺术领域风格变革最前沿的，先是建筑，尔后是雕塑，最后是绘画。1150年至1250年是西方中世纪艺术史上的“大教堂建筑时代”。综观整个哥特式艺术史，造型艺术的美学追求从建筑性逐渐转向了绘画性。另一方面，具体到建筑、雕塑和绘画各自领域里的哥特式风格，这样一个现象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哥特样式的国际性传播与地方性演化并行不悖。总而言之，我们在研究哥特式艺术史的时候，必须同时考察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因为就哥特式风格而言，任何意义上的单一发展进程都是不存在的。哥特式艺术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建筑。哥特式建筑是在罗马式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不同的是，哥特式教堂是建在有城墙保护的城市中，它已不再具有罗马式建筑那样的城堡式功能，而需要更宽阔、更高、更明亮的内部空间。哥特式建筑师在结构技术上的革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教堂在高度、内部空间和采光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哥特式建筑师最重要的兴奋点在于尽力寻求高度上的发展。1194年，沙特尔大教堂在火灾之后进行了重建。新建的中殿没有了楼廊，低狭的暗楼挤在又高又瘦的高侧窗和底层连拱廊不再采用圆柱，垂直附柱一贯到底，将地面与拱顶连在一起，一簇簇肋架卷从集束柱顶端散射开来，整个构造就像从土地中长出来的一样。法国学者把哥特式教堂比做“建造起来的森林”，原是不错的。这里几乎没有墙面。结构框架裸露在外，密集的垂直线排向中殿深处，筋骨嶙峋的教堂内部给人一种十分峻峭清冷的印象。从身边的柱基到头上的拱顶，再到对侧的柱基，人们的视线在循着石头的线条流转的过程中不会碰到任何障碍。这线条一方面发挥着明确建筑物构筑关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充当了教堂“天然”的装饰。应该说，在沙特尔大教堂的内部，结构要素与装饰要素是二位一体的。随着沙特尔大教堂的重建，哥特式建筑样式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盛期哥特式登上了建筑史的舞台。沙特尔大教堂上述设计在兰斯大教堂和亚眠大教堂的重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与发挥。兰斯大教堂的建筑师认识到了窗子在新设计中的特殊重要性，他们在建筑史上首次采用了条格式窗花格。这是窗子内精致的石制分隔物，随着时间时间的推移，哥特式建筑中的窗花格将获得惊人的复杂性。事实上可以说它是一个特例，因为我们在建筑史上找不到它设计上的同道或继承者。当然，这并不说明它不是一件杰作，只是它所给出的方案未曾流行而已。哥特式建筑样式诞生之后，并没有立即扩展到法国境外，至少，它没有导致罗马式风格的骤然终止，甚至在法国境内亦是如此（法国南部在12世纪下半叶还发展了罗马式的普罗旺斯学派）。应归入罗马式的建筑采用了某些哥特式装饰构件，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英格兰是最早接纳哥特式样式的国家。在这个岛上，罗马式建筑的兴建在整个12世纪从未间断。第一个纯粹的哥特式建筑作品是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唱诗席。它是在1174年的火灾之后由法国建筑师桑斯的威廉和他的继任者英格兰人威廉负责重建的。该建筑在设计上自然不免有迁就当时的英国趣味之处，高侧窗通道便是一例，大量使用墨色的附柱与小圆柱则为后来的英国哥特式建筑树立了一种时尚。在林肯大教堂和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中我们看到，黑色的附柱与小圆柱同用灰白色石灰石修造的大教堂其他部分之间对比。那个时代的英国人似乎对线形装饰格外敏感，他们总是在拱卷上、连拱廊内及墩柱上使用大量符合线脚，还特别偏爱成簇的附柱。后来他们又发展了拱顶的外观形式——利用非功能性的枝肋在拱顶上“结”成各式复杂的图样，以制造华丽丰富的装饰效果——当然，这一发展是在哥特式建筑史的晚期实现的。13世纪下半期，法国的哥特式建筑在大圆花窗中采用了杆状窗花格组成辐射状的条状。建筑的墙壁变得很薄，几乎完全由玻璃窗组成，仅有细长的小圆柱隔开建筑物装有玻璃的面，哥特式建筑变得越来越像一具石头的骨架结构了。受辐射式风格的启发，英国建筑师发展了晚期哥特式风格具有高度创造性地变体——所谓的垂直式风格。该风格起源于伦敦。在英国“装饰风格”的影响下，15世纪早期，法国出现了哥特式史上最后一个风格类型——火焰式。该建筑风格得名于建筑物墙面、尖塔和门廊（尤其是门廊）部位那种“闪烁摇曳”和火焰状的曲线装饰。从辐射式到火焰式，随着教堂建筑在装饰上日趋繁琐、堆砌，哥特式建筑样式终于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它早年的理性色彩。结构与装饰彻底分离了，事实上，建筑物的结构要素逐渐消失在装饰要素下面。哥特式建筑样式就这样跨越了它自身的逻辑规定。拉恩大教堂对高度的征服。拉恩大教堂是早期哥特式建筑的优秀实例。它始建于1155年，但建筑时间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13世纪初方告竣工。拉恩大教堂是与巴黎圣母院齐名的早期哥特式建筑的杰作。它有明显突出的交叉廊，除了西立面之外，交叉廊的南北两个立面分别建有双塔，中厅和侧廊的交叉部位也有巨大的采光塔。1220年完成包括双塔在内的西立面，不久后又增建了原设计所没有的飞拱。在南北双塔上又把西侧的塔加高了，大约在1230年以前完成了中央工程。巴黎圣母院：飞翔的翅膀圣丹尼斯教堂的建筑很快影响到周围的教堂，巴黎圣母院就是在它的直接影响下完成的，巴黎圣母院建于1163年，是早期哥特式最宏伟的典范。巴黎圣母院的不同凡响之处是它巨大的规模和它的设计的优美均匀，以及新的飞拱的采用。哥特式的巅峰之作13世纪是哥特式建筑的成熟时期。随着对高度的征服，建筑师获得了透彻的工程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们琢磨了建筑的比例，给与建筑物更高大的外形，更和谐完美的结构，更宏伟庄严的空间效果。从技术角度上讲，哥特式结构体系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建筑史的一次重大飞跃；就美学特征而言，哥特式建筑轻盈剔透、欲飞欲动，垂直方向的线条统领着所有的细节。有的学者把哥特式风格称为石块组成的经院哲学。德国美学家沃林格认为，哥特式大教堂结构中的纯机械力的运动展现了基督教神学精神向抽象物上的移情功能，在哥特式教堂内，我们会感到一种不断增强和不断上升的、不安的、未获解救的努力，把自身不和谐的心理推向了一种极度的迷狂、一种骚乱的升腾。哥特式建筑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精神与建筑结构技术的探索结合起来，在建筑高度、垂直空间和框架结构的强度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构成了世界史上辉煌的篇章。艺术的价值，在于打碎现实日常生活的单调、枯燥和沉闷，是逃脱现实世界最好的方法之一。当然它也是我们同人生世界发生紧密联系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哥特式艺术处于开放的文化关系中，深深根植与社会社会历史与文化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艺术地甚或在这个世界上，随时随地见出世界的诗意结构。
